我们的1919

    狄更斯的《双城记》以如下话语为开头：“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这段话不仅用来形容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交的英伦三岛与法兰西土地非常合适，用来描述我们所在的这样一个大时代、大环境也丝毫不见得夸张。

    中国现在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阶段，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是又是一个充满了各种矛盾与问题、困惑与迷惘的时代，我们的成就与我们的问题简直就是在 “交相辉映”——这边厢举办令世界震撼的奥林匹克盛会，那边厢民族问题迸发出血腥的火花；这边厢宇宙飞船九天揽月，新型潜艇五洋捉鳖，那边厢铁路就出现严重的事故人员伤亡惨重；这边厢国家的GDP成为世界第二，那边厢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分配不公全都冒出来了——总之，成果与缺陷并存，而且缺陷总是那么的引人注目。中国正处于西方喜欢提的“执政70年”的所谓“魔咒”期，而今年恰好又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20周年纪念。

    中国站在十字路口究竟要走向何方？是静下心来解决问题，不管是临时性问题还是长远性问题，不管是结构性问题还是个别问题，不管是制度问题还是国家文化、公民素质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让自己更臻完美，并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实行更加强有力的内外政策如1910年代的美国一样一跃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超级强国？还是维持现状，墨守成规，拒绝一切无益的乃至有益的改进措施、放慢解决问题的速度？抑或是矫枉过正，误入歧途，彻底走向人民的反面？

    有人说，八零后、九零后难当大任：八零后是迷惘的一代，而九零后索性就是不可理喻的一代——丁克族、月光甚至日光族、啃老族、哈韩哈日族、肥猪瘤——打在八零后、九零后身上的标签，简直就是丑陋到极点的典型。不可否认，在三十年来欧风美雨所谓“先进文化”的“熏陶”下，现在的孩子们已经越来越多的丢弃了那些曾经使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共产主义思想、集体主义精神、责任本位意识、艰苦奋斗作风，转而向欧美文化的几个片段——尤其是过分的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官员的权力本位等几个诱人的思想片段靠拢。从城市到乡村，信步走走看看，就可以从各种事情的表象中发现这一系列的问题——对国家、社会、职业、家庭缺少认同感，没有责任意识：闪婚闪离、吃喝玩乐、对爱国主义嗤之以鼻、搞性自由性解放、否定一切或者只相信金钱——种种怪现状，可以说是某些八零后、九零后的现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这也是对某些国人最为贴切的写照。

    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是不是八零后、九零后就注定要沉沦下去、不管国家走向何方？这不禁让人想起了1919年，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危机的最为危险的年代。大多数人要么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不知所措，如同温水煮青蛙一般坐视巨大的国家即将在列强的肢解下分崩离析，还有一小撮人甚至巴不得这样的灾难快点到来好大发国难财。但是，有那么一些年轻人，少数觉醒了的年轻人，他们领导这个不屈的民族发起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这一运动如惊雷般在古老的赤县神州上空涌动，它是中华民族觉醒、复兴的开始，也是中华大地思想解放的开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是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所必需的础石。经过思想界的激烈交锋，经过三十余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将中国从半殖半封建的泥潭里拉出来，真正做到完全的政治独立、经济体系独立、文化独立，让中国从沉沦的渊薮里坚定的站起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只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将中国引向建设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大道这两个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成为融入进国民特性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引领着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的旗帜！

    试想当年，“五四”运动的发起者是哪些人？正是1880、1890年的那些19世纪的“八零后”、“九零后”！正是这些被封建官老爷和殖民者篡养的学霸斥为“不作用了”的学生，他们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们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他们以他们的青年才俊，喊出了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却响亮而有力的口号：民主与科学！他们之中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古典自由主义者，有国家主义者；有西方的信徒，有苏俄的学生，有康有为的支持者。毛泽东主席曾经豪迈地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而就在1919年北国的春天里，那些走上街头的青年学子是这个国家前进的动力！他们年轻的面孔，他们活跃的思想，他们矫健的步伐，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殚精竭虑，他们为国家提出自己的想法，喊出自己的口号，他们给这个古老的国家注入了年轻的活力。最终，他们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与时间斗争，他们中的一些人完成了让中国完全独立的目标。成为了中国的脊梁。

    我想，19世纪的八零后、九零后可以在存亡之秋坚强站立，担负起拯救民族、国家，重建国人信仰、重塑国人意识形态的重任，那么，面对当下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同样的任务我们20世纪的八零后、九零后青年也一定可以完成。我们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有一些人沐浴过毛泽东思想在中华大地上最后的光芒。当《春天的故事》唱响的时刻，我们耳闻了“银河号”的奇耻大辱。当世纪之交的烟花闪烁的时刻，我们目睹了美军轰炸中国大使馆的野蛮行径！我们成长的过程就是中国一步步退让、一步步出现问题又飞速发展的过程，也是帝国主义一步步进逼的过程。2001年、2003年的两场战争让我们关注什么叫“霸权主义”，2008年的事件让我们真真切切的体会了一回什么叫“干涉别国内政”、“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2008年的四月青年们是八零后、九零后的第一次觉醒，他们开始思考面前的这样一个世界的本来面貌、因为国际环境同右派所宣扬的差距而迷惘，他们开始以远远超过他们的兄弟七零后的积极性与主人翁意识，为中国所受到的屈辱、为中国被侵害的国家利益而奋起反击、英勇战斗！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一扫之前的颓废，一扫比他们年长的人的颓废与务实，开始特别关心国内外的政治、关心国家发展。更为可贵的是，为数不少的人在关心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交锋。网络上、刊物上思想交战此起彼伏，持不同意见、信仰不同的意识形态的青年们——他们中有古典自由主义者、有新自由主义者、有民主社会主义者、有国家资本主义者，当然还有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主义者——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媒介上写出了浩如烟海的辩论文章，以远远超过他们父辈的激情在思想领域里激烈交锋。同时，在各个大学里持不同观点的社团活动同样如火如荼——种种充满民主空气与活跃气氛的事迹表明，很多的八零后、九零后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了“闹着玩”、“吃饱了撑着没事干”的范畴，他们要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最终做到能动地改变这个站在十字路口的世界，把它引向正确的航向。种种迹象告诉我们，八零后、九零后所引领的，将是一个思想完全解放的新时代，一个如1919年一样追求真理的时代，一个将在不久的将来重塑国人信仰、引导国人走向复兴的时代。

    现在总是有人在提盛唐风范，盛唐风范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不同文化的兼容并蓄。但是请注意，兼容的前提是本国国民的特性足够强大，不至于因为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而迷失了自己。中国如果要明确自己的国家利益之所在，就必须首先确立可靠的、牢固的国民特性而不是一日三变。那么确立国民特性的要义有哪些呢？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四个方面——种族、民族、文化、意识形态。如此神圣的责任，如此庞大的任务，我们作为中国最为年轻的一代，有责任挑起这一重担、它也必将会落到我们的肩膀上——八零后、九零后的无数青年，无数四月青年中的佼佼者，他们有着年轻的面容、有着活泼的思想、有着缜密的思维、有着广播的学识。他们完全不是老一辈人所称的“迷惘的一代”，他们如同1919年走在天安门前的爱国青年们一样，尽管想法不同，但是都流淌着同样的血液，他们是一支可以建设未来的力量，他们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1919，我的1919，我们的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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