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总是充满了饥饿与贫困、罪恶与不公、疾病与战争、斗争与反抗……噩梦似乎从来没有与人类分离过。世间生活的困苦让人不由得想依赖宗教安放自己漂泊的灵魂，但也有更多人为追求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而不断努力着。我们经常把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圣经中的伊甸园、孔子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圣西门与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等等放在一起，认为他们代表了人类自古以来对理想国度与理想生活的不倦追求。再读《理想国》，想要找寻理想的痕迹，看看老祖宗在如何建立一个正义的国家的问题上有着怎样的智慧。
《理想国》，英文名为Republic，即城邦，共和国。还有一个副标题“论正义的、政治的”。可以认为本书即讨论“正义的城邦政治”。“正义”即一个理想国家、最好政治的基础。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探讨所谓的理想政治呢？柏拉图做这些努力的意义在哪里呢？首先，任何一个国家和政治制度都要能够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一个治国者的抱负。国家在人民的头脑中必须是理想的、正义的、美好的形象。其次，实际建立起来的国家总是令人失望，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的模型，一些最基本的共同的建国原则，来为民众提供政治追求的方向，并为实际的政治生活提供参照。
这些都涉及政治哲学，引领我们思考什么是最好政治。那么政治哲学的核心和关键在哪里呢？在柏拉图这里，便是justice（正义。）在希腊人的思维逻辑中，人人做事首先都是“为己”的，都要首先实现个人的利益。那么在城邦中，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分配便成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只有处理好了这些问题，才能有思路去实现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安定和平的国家关系。这样一来，《理想国》其实不止在讨论城邦政治，实际上也在讨论社会伦理与个人道德。事实上，“《理想国》是一部典型的大综合的著作。哲学、政治、伦理、教育、心理、社会、家庭、宗教、艺术等等，诸多问题结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张竹明）人类生活本来就是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建立一个理想国家实在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现在我们可以从《理想国》对“正义”的定义的探讨来看寻找正义的过程的艰辛，与此同时，联系历史与现在。张竹明教授在《理想国》导言中向我们介绍了这个过程。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一卷首先列出四种流行的正义观：（1）正义就是有话就说、有债照还；（2）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3）正义是强者的利益；（4）不正义比正义有利，即正义的人总是吃亏，不正义的人总是得利。柏拉图用苏格拉底式的反诘法，即苏格拉底针对别人的定义提问，别人回答，经过几个反复之后让对方发现结论完全走到了反面。以此不断剥落“非正义”的琐碎的外衣，不断向“正义”的核心接近。
关于第一个定义，柏拉图指出，如果借用了别人的武器，现在那个人疯了，把武器还给他显然是不正义的，对他说真话也是不正义的。因为一旦给了他，很可能会伤害到自己、伤害到疯了的人、伤害到更多无辜的人。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能力来正当地使用这个武器了。而如果把“武器”换成“财富”或“权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逻辑也是有效的。上升到政治哲学层面，“正义”便需要根据每个人的理智和能力，分配好权利与义务。那这个标准该怎么制定呢？有什么样的知识和觉悟的人可以担当得起管理国家的重任呢？在柏拉图那里，毋庸置疑是那些明晰了善的理念、不屈从于世俗名利的哲学家。于是便有了“哲学家王”的设想。这有些哲学家“专制”的嫌疑了，似乎不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潮流与趋势。知识不足的普罗大众又该有什么样的权利呢？
关于第二个定义，柏拉图指出，如果“朋友”是坏人，“敌人”是好人，那么帮助朋友伤害敌人就是不正义的。但到底什么样的人是好人、朋友，什么样的人是坏人、敌人呢？其中有一段对话令人印象深刻：“波勒马霍斯：一个人总是爱他认为好的人，而恨那些他认为坏的人。苏格拉底：那么，一般人不会弄错，把许多坏人当成好人，又把许多好人当成坏人吗？”那么正义很大程度上便不是在处理“朋友与敌人”这样的利益关系，而是要处理“好人与坏人”这样的道德关系吧？这也是柏拉图超越世俗性的一面。我们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是，群众永远都是对的吗？为什么德国的群众把刽子手希特勒推上了政治的高峰？这些该怎么解释？
关于第三个定义，色拉叙马霍斯的理由令人无言以对：“难道不是谁强谁统治吗？每一种政府都制定对统治者自己有利的法律……”“在任何国家里，所谓正义就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当时正在掌权的政府的利益。所以唯一合理的结论应该说：不管在什么地方，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定义非常有说服性，所以我们不得不怀疑，统治者的暴政难道是合理的么？但是感谢柏拉图引导我们保持理智和清醒。他指出掌权者的统治者（强者）有时也会犯错误，制订出对自己不利而对被统治者有利的法规要被统治者执行，正义便变成了“弱者的利益”了。而且更进一步，政治哲学应该是超越性的、形而上的，而非世俗的、独断的。色拉叙马霍斯没有理由把强者直接定义为统治者，首先在“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方面彼此并未达成一致；其次从现实的经验中来总结正义的定义有世俗化的倾向，并非在讨论政治哲学上的“正义”，而只是在为不公正的现实辩护而已。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一步一步引领我们相信：没有一门科学或技艺是只顾到寻求强者的利益而不顾及它所支配的弱者的利益的。权力亦是如此，可以利己，且必须是利他的。
关于第四个定义，色拉叙马霍斯说：“一般人之所以谴责不正义，并不是怕做不正义的事，而是怕吃不正义的亏。所以，苏格拉底，不正义的事只要干得大，就比正义来得有力、如意、气派。所以像我一上来就说的：正义是强者的利益，而不正义对一个人自己有好处、有利益。”苏格拉底意识到：“它牵涉到每个人一生的道路问题——究竟做哪种人最有益？”通过他的反诘，我们可以认识到：正义的人又智慧又善，不正义的人又无知又恶。不正义使人自我分裂、自相矛盾，使国家、团体彼此仇恨、互相倾轧，什么事都做不成功，只能造成无力和失败。正义是心灵的美德，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心灵失去了美德的不正义者不能做好事情，不能过好的善的生活。正义者才能生活得快乐和幸福。只是，现实永远都是残酷的。不正义者当家是一个社会政治现实。柏拉图也只能从理论上驳倒它罢了。我们的确在不断接近美好的“正义”的核心。但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的试验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了。那这种理论上的正义有什么用啊？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为我们描绘了大同社会的蓝图。一代一代的明君贤臣也在道德的天空下不断努力着，可是直到今天我们连真正的小康社会都没有达到，还只是“整体上的”小康。所谓的世外桃源连亲历者自己都找不到了，我们又到何处去找到她的蛛丝马迹呢？乌托邦，本意便是，“并不存在的”美好社会。空想社会主义，早已经被资产阶级的财富与权力所埋葬。而共产主义——我们还只是处在她的初级阶段，还在社会主义。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会走很远，但要走多远才能到共产主义？没有人知道答案……
现实呢，我们有多少希望，就有多少绝望。网传一帖：“中国人固有一死，或死于地沟油，或死于石灰面粉，或死于结石奶粉，或死于毒疫苗，或死于危房，或死于拆迁，或死于日记，或死于酒色，或死于宝马车轮下……中国人口号：一天一杯牛奶，震惊一个民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在三亿农民工悲剧的讨薪历程里，在十三个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的已不是新闻的新闻里，在农民自制火炮对付强拆者、甚至自焚以誓死保卫家园的抗争里，在万千尘肺病人得不到疾病诊断、得不到救助，最后痛苦地“站着死去”的记忆里……我们，还能说什么呢？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社会要发展，必然有人付出代价。”经济学家厉以宁说：“八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于是我们诚惶诚恐，原来是我们错了呀，我们就应该牺牲大多数的人的生命与健康，成全少数人的奢侈与开心。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什么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正义呢？我们一直这样生活下去也就算了，这样不好吗？
马克思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设计、推广理想之国的人与人民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普通的劳动者终日忙忙碌碌，无暇顾及正义的国家与生活。他们对美丽生活的憧憬随日落而起，随日出而息。他们需要的很简单，却也会很复杂。全看世界怎么引领他们了。人物阿德曼托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为不正义作了一番强有力的辩护后，却又无奈地说：“没有人曾经指出过，不正义是心灵最大的恶，正义是心灵最大的善。要是你们大家一上来就这么说，从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这样来说服我们，我们就用不着像现在这样彼此提放着，竭力守护着自己，怕受伤害了。”看来每个人心里都有对善与正义的尊敬与向往，只是追名逐利的道德信仰像混合的颜色一样染上了他们单纯的心灵，只是外在的社会环境和舆论导向改变了人们原本对亲近与和睦的渴望。
对于中国来说，所谓的设计者、“知识分子”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我想，知识分子由于社会原因，脱离了日常的生产性的劳动，并且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有广博的知识与视野，可以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创造出美好的音乐、绘画等文学艺术，他们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而且，工人、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从小到大受到的是尊老爱幼、尊亲敬师的教育，他们有着天然的亲近底层的人文精神。还有，自古以来士人所追求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意识，醉心中华千年文化、不会与世沉浮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良心。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便是雅典、希腊的良心。即使时代和社会没有给他们实现理想的机会，他们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心中的理想，提醒我们真正的正义是什么，不要被世界牵着走，不要因为习惯了黑暗而忘记了光明的样子。
遗憾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得出最终的“正确答案”。这难免让我们有些小小的失望。但是我们也会表示理解。连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都承认自己对“何为正义”一无所知，只能不断怀疑、质问别人的“独断”，我们怎能要求他给我们什么最终结论呢？我们又怎能奢望从老祖宗那里找到解决一切难题的办法呢？
柏拉图所设计的理想国，是针对当时雅典政治混乱败坏的的现实状况提出的，是根植于古希腊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土壤的。所以这样的理想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雅典、希腊设计的。但是人们对它的评价，却从未随时间流逝而降低，“《理想国》是西方思想的源泉”（朱光潜），“柏拉图著作的影响（不论好坏）是无法估量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说是非柏拉图的。”（卡尔·波普）作为一部政治、哲学著作，《理想国》所具有的永恒的光辉，来源于它对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的深切关注和探讨，并提出了值得人们反复思考和借鉴的原则与方案。因此，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论是古希腊、近现代的欧美国家、第三世界国家，还是中国，都应该能从中汲取丰富的养分。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抱有希望。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最糟糕的，毕竟我们还有能力吃饱穿暖、自己思考。这些还不够吗？别放弃。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的生活也应该如此。别人给不了，我们自己去争取。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那些理想，就像美丽的肥皂泡，曾在头顶闪耀着梦幻般的光芒，却一触即碎。虽然这些理想从未真正实现过，但是却真真切切地一直存在于梦里，从不曾泯灭。我们可以没有这些梦和理想吗？那么当太阳下山，在凄冷的夜里，谁来给我们温柔的抚慰和未来的希望？
这是在听了一次国学班《理想国》的课之后有感而发的，只是一次情绪激动后的产物，很粗糙（现在一直在听）。后来选修《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研究》，了解了些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看法，更是加深了对中外传统、民俗的不同印象。我感觉，我们中国人与西方人在社会、国家、正义等等概念上的理解的确太不相同了，思维方式也很不一样。所以在谈到如何建立一个“正义的国家”的问题上，我们还需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了解我们和他们的逻辑分别是什么样子的，这样我们才能认真思考双方的意见，取其有益、去其不足，才不会轻易地下判断、做决定。另外，在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上，他们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怎样看待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些自己还很不清晰，暂且提出一些浅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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