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才见到韩老师在大学网的视频，感触良多，想到自己曾在大学写过一篇作业，题目就是答钱学森之问。有些想法不是很成熟，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但还算是有点想法，贴出来，与诸君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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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夫霸业之首也，以人为本，本立则国治，本乱则国危。”
——《管子》
人才问题，是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亡盛衰的关键问题，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无不把人才的培养与发展摆在关键的位置。特别是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人才对于国家的命运尤为重要。一个国家能否在各个领域培养出专业人才和建立自己强大的科研队伍，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而对于中国来说，在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为了避免中国在各个领域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我们更要重视人才的发展和科研队伍的建设。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的讲话
一、希望在哪里？浅谈中国的人才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1、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解放后的中国给世界带来了新气象，中国人不但站起来了，而且还于建国初期就在朝鲜击败了美帝国主义所率领的联合国军，一雪昔日遭列强瓜分侵略的耻辱，这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的志气！意气风发的中国人民洗刷了“东亚病夫”的形象，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并鞭挞着这个世界陈旧腐朽的体系。在这个大背景下，众多的科研工从海外回到中国（如钱学森、邓稼先），甚至许多外国友人也来到中国（如阳早、寒春）。他们在这个百废待兴且贫穷落后的中国发展科技，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在这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莘莘学子们也满怀着建设祖国的热情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信念，奋发向上，废寝忘食的去学习知识，探索这个世界的真理。还记得苏联大学的工作人员这样形容努力的中国学生：“我们的图书馆里总是黑压压一片，因为埋头读书的都是黑头发的中国学生，那个时候，起床最早的是他们，上自习学习到最晚的是他们，熄灯最迟的还是他们。”正是他们，与劳动人民一道，推进中国的科技，建设中国的工业，极大的发展了社会主义中国。
因此，这个古老的国家再度焕发了青春，英雄的人民拉开了中国崛起的帷幕，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但是，中国毕竟是一穷二白，底子薄加上烂摊子，如何发展中国与培养人才成了巨大的难题。民国总人口中90%以上是文盲，至1949年，文盲占人口总数的80%以上，小学入学率仅有20%左右，初中入学率仅有6%。1949年同1936年相比，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倒退：工业下降50 %，工业生产水平还不如印度；农业生产下降20 %多；1937年6月至1949年5月，国统区纸币发行量增加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了8.5万多亿倍；财政赤字达财政总支出的46.4%。另外，蒋介石败逃台湾卷走大量财富，金银外汇储备达2.75亿美元（1977年也就是建国28年以后，我国才有将近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黄金2775358两（相当于建国来15年的黄金总产量），仅上海一地就运走1500多船机器设备，文物23万多件被抢运到台湾。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意气风发的中国人民不惧困难，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与封锁下，我们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工业规模甚至不如比利时的农业国（人均产值也不及比利时的1/15），摇身一变成为拥有完整健全的工业体系，并在诸多领域中掌握先进技术的工业国。到1976年，农业连续13年丰收，年均增长3.68％。深挖洞广积粮的政策足够中国人民在不劳动的情况下吃用2年。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中国成了世界六大工业国之一，所以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感慨说：“毛泽东时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屹立于世界，中国的科技高速发展，尤其是尖端科技，在70年代直追欧美，不仅突破了封锁，而且还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正如毛主席气势磅礴的那句宣言：“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
1959年10月15日，我国自制的第一种直升飞机“旋风25型”开始成批生产。（这种飞机设有现代领航和驾驶设备，不需要机场，只要50米见方的比较平坦场地，可以垂直起飞降落，也可从空中悬停，它的时速、飞行高度和载重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60年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建造的万吨级货轮“东风”号下水。1974年开始我国船舶工业造船产量已连续数年位居世界第三位。
1961年中科院在研究蛙科动物的人工单性生殖工作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世界上首次证明了人工单性生殖的子裔是能够传种接代，走在了法、美、德、比、日等国的前面。
1961年9月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研究所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激光器，即红宝石激光器。我国激光技术在当时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62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制成的我国第一台1.2万吨压力的自由锻造水压机在上海重型机器厂试车，并正式投入生产，当时世界上只有美、英、德、捷克能制造这种机械。
1963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成功地施行了一次当时在世界上少见的断手再植手术，把一个工人从腕部被完全轧断的右手重新接了起来。（美国1962年）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世界第五）。仅仅过了两年半，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前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而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速度之快让许多国家认为这是个奇迹。 ）
1965年世界第一个成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赢得了科技竞赛。
1966年10月，中国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实验成功。
1968年完全依靠自己力量，南京长江大桥建成。
1968年，我国第一艘自行研究设计建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建成。
1970年发射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世界第五）；
1971年，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73年培育出世界第一个杂交水稻品种，1975年袁隆平的高产杂交水稻研发成功。
1975年，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成功。
1975年用花粉单倍育种成功。说明我国生物技术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
1958年我国就已有了第一台计算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比美国晚了12年（美国是1946年），但经过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到1977年，中国的计算机水平仅比美国落后了5年，而我们生产的CPU可以出口日本。
中国凭借着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毋庸置疑，重视科技，重视人才对我国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国培养了如袁隆平、石明松、李贞生、杨振玉、李振声、陈景润、金怡濂、王选、王永民等诸多人才，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他们的丰功伟业，是这一时代最好的诠释！
钱学森一辈子都不看电视。2008年底，他因为耳背的原因，突然对儿子提出要看电视，据儿子钱永刚回忆：钱老一看汽车广告都是外国汽车，就说泄气。钱永刚说中国汽车也是‘外国心’。钱老听到这就不高兴了，说：“这些人怎么了？人都干什么去了？现在生活水平高了，更有条件出成果，为什么还弄不成？”
2、科学的“春天”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在科技上与西方的差距逐步拉大，以至于我们现在不能生产自己的芯片，不能生产自己的发动机，要用1亿件衬衫来换人家的一架飞机，我们家家户户用着外国的系统和软件，甚至在关乎国家命脉的军工领域，很多军用设备的关键部分，都不得不依靠外国。许多关键技术更是被外国垄断，而我们的国内市场也被外资占领高地。有调查显示：中国28个主体行业，有21个被外资控制，这既不利于我们民族的崛起与发展，也不利于中国的战略安全。
如今我们值得自豪的民族工业，几乎都是毛泽东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共和国“新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排照，人工胰岛素，复方蒿甲醚）也全是毛泽东时代的成果。而改革开放后，对于新科技领域的开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成就甚少。2008年8月24日，美国发布的《第十次全球综合国力排名》中宣布，中国科技原创可以说几乎为零。并且，在很多领域，我们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要远远落后于毛泽东时代，甚至发生了退化。比如在70年代，清华就已经可以拉出单晶硅，而如今我们却已无法做到了，只能从美国进口。比如我们的计算机电子行业，原来是与美国相差5年的世界先进水平，但如今却越拉越远，已经不能在世界上称先进了，市场上先进的电子产品几乎都是外国的。比如我们在七十年代通过发展重工业，已经可以制造大型的农用机械，但是由于分田到户，使集体经济倒退到小农经济，所以大型农用机械根本无用武之地，也没有市场，极不利于农业的现代化与机械化，还造成了长期困扰中国的“三农问题”。再如我国的“运十”大飞机，70年代末已经研制成功，并多次试飞。但改革开放后，由于一些政治原因，“运十”大飞机却被下马，断绝了一切资金。结果令我们的飞机制造业夭折，以至于我们今天空中的1000多架飞机不得不依赖于向外国购买，如果按照一架飞机等于8亿件衬衫来算，这是何等巨大的代价？而这个负担最终还是要反馈到国民身上。假如我们当初没有将运十下马，中国或可与播音、空客这些国际垄断性的大公司逐鹿世界也未可知。
由此，钱学森发出天问：我们的人才在哪里？为什么当年条件那么艰苦，在只有圆规直尺的水泥地上可以造勾勒出人造卫星的蓝图，而如今条件这么好，我们在科技上却被外国打的毫无还手之力？人才哪去了？
二、盛衰之理
春天在哪里？
钱老虽发出天问，却终须人来解答，而解决问题的重任，就落在了我们这代人的身上。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先分析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找到事物的本质。为什么科学的“春天”却没有使我们在新的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的成就？为什么科学的春天却演变成抄袭论文满天飞的窘境？为什么我们多年培育出来的精英却我不爱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先后共派出出国留学人员共达30多万，而学成回国人员不足三分之一，其中自费留学生学成回国率只有4%左右。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培养的人才却纷纷走向外国？通过简要的分析，归纳为如下几点：
１、国家层面
实践平台
人才往往不是自发成长起来的，而是国家和社会倾注大量心血培养出来的。有一句诗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才往往都是在大风大浪里锻炼出来的。所以，国家除了重视基础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找到一条锻炼人才的途径，能够让人才将自己所学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丰富、完善、发展自己的认识，给他们更多锻炼的机会，才会让他们更快的成长。
然而，我国在长期以来却并没有很好的做到这一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科技和工业领域长期推行一套“以市场换技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政策，这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毛泽东时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方针，以至于造成我国今天丢了市场却没有换来技术的惨淡结果。在这种政策下，80年代初，我国下马了一系列军工科技项目（以运十为代表），军工科技往往是一个国家的科技龙头，是最尖端的科学技术，而民用科技常常是军工科技的衍生品，例如我们今天所用的电脑、手机、互联网、卫星电视、GPS定位等等，这些都是从军工科技衍生出来的。遍观世界诸强国，无不把军工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我们却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正在如火如荼飞速进行的时期自废武功，自己将尖端的科技项目下马，不仅如此，我国还推行一套“军转民”的政策，让许多拥有高精尖技术的工厂去生产研发技术含量低民用产品。这就必然造成了人才的浪费与科技的停滞。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改革开放后推行了一系列私有化改革，加上与之配套的“拨改贷”及不利于国企的货币、税收政策，再加上严重的腐败，令国有企业无法生存，导致大批的工厂倒闭，而直接被领导层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变成自己的财产，以实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代价就是大批的工人下岗，社会矛盾尖锐，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而私营企业常无大志，也无足够的资本研发高新科技，他们只能在外资的夹缝中生存，做一些低端的加工制造业。因为失去了自己工业基础，我国只能购买外国产品，这样一方面是让外资占领了市场，另一方面也是失去了锻炼人才的平台，以至于英雄无用武之地。恰如苏联解体之时采取的休克主义的政策，导致大批科研人员失去了工作，而不得不离开苏联投入美国的怀抱。人才的成长少不了实践的锻炼，脱离了实践的人才则只能成为理论型的学究，终无益于实际。而我们将尖端科研技术下马，令工业私有化，这无疑是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人才通过实践锻炼自己的平台，最终也令外资占领了中国的高地。
专利制度
影响中国人才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另一要素是专利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不断的破除私有制的观念和废除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那样：“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然而我们所做的却恰恰相反，不仅在生产关系上复辟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实行私有制，而且还在科学技术上实行私有制，专利技术就是一个私有制在科学文化领域集中的体现。本来，知识和科技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应该由社会共享，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科技却成了图利少数人的赚钱的工具。这样极不利于科技的交流与普及，严重阻碍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就拿央视的《百家讲坛》来说，本来这应该是丰富大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加大众知识的文化产品，应该无条件的向社会公众开放。但是，商家为了获取利润，为了让《百家讲坛》的专辑光碟可以在市场上热卖，竟曾一度撤下各大视频网站的《百家讲坛》视频，使人们很难在网络上看到免费的视频，而只能通过购买的方式观看。我认为，这都是严重背离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的，也非常不利于科学文化的发展，在这种条件下，空谈人才培养岂非缘木而求鱼？
教育科技投入
整个毛泽东时代，我国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为1.28%，达到当时几个初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毛泽东时代的后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个指标更是增加到了2.32%，达到同期几个最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低一些（美国长期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进入70年代后与美国接近）。这个数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2%还要高，可见毛泽东时代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
但是从80年代开始，我们的决策者却把R&G/GDP大幅度缩减，到了80年代中期，我国的R&G/GDP还不到0.7%。而生产企业，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的困境，基本无力进行研发投资，R&G/GDP骤然降到0.6%以下，进入90年代，我国仍然延续了研发经费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几年由于受到国际制裁的影响有了点紧迫感，R&D/GDP略微超过0.7%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连续两年下跌到0.60%，后来有所抬升，直到2003年才逐渐恢复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水平。
而如今中国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因素，我们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
所以，国家一定要加强对教育、科技的扶持力度，长期以来，我们依靠市场的调节，以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但是科技并没有长足的进步，于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又重新提出了科技举国体制，我认为，用国家的力量来发展科技，才是有效率且有力度的。
工作分配制度
中国培育不出自己的人才，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除了教育科技的投入减小之外，也与大量教育资源的浪费有着直接关系。比如说，现在的学生用自己全部的青春，努力学习着人生中绝大部分都用不到的知识，而学生之所以要学习它，积极地参加各种考试，获得各种证件，目的不过是为了以后可凭此作为就业的敲门砖，而考试结束后的几年，往往就会将所学的知识忘得干净。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样做既是浪费了青春，也是浪费的教育资源。
以前，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工作分配制度，我认为这样是很科学合理的，且是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的。首先，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求人人都是劳动者，不仅有劳动的权利，也有劳动的义务，而工作分配制度就是很好的保障了每个人的劳动权。并且，工作分配制度可以根据学生所学的专业以及特长来分配学生的工作，这样就能保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保障我们在教育上投入的每一分钱都能得到回报。但是，如今则不然，学生在教育上巨大投入的同时，也在享用着国家的教育资源，但是学生毕业之后却除了获得一张日渐贬值的毕业证之外还要自谋生路，而自谋生路的结果往往是专业不对口，所学非所用，以至于出现国家和家庭培养十几年的博士生却上街卖猪肉的荒谬现象。究其原因，也与私有化改革颠覆公有制经济有关，随着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倒闭，国家再也无力负担大学生的分配工作，而只能像对待下岗职工那样，把学生推入已经变得狰狞残酷的人吃人的社会，这对学生来说也可算是一场浩劫。
２、社会层面
社会土壤
鲁迅先生说：“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培养人才也是一样，想要培养出好的人才，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一个适合人才发展的社会环境。否则人才就会像盐碱地上的植物一样无法生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的生存也越来越艰难。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主要体现在生产关系上。如今我们社会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就无可避免的决定了处于这种生产关系中“人”的性质。所以随着私有化改革的深入，人的生存成本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功利，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经济动物。甚至可以达到为了赚钱可以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人失去了信仰，失去了斗志，再也无法找到像在苏联留学时期满怀报国热情的进步青年了，取而代之的是每天颓废于娱乐并纠结于自己前程的大学生。因为他们肩上背负的也太多，工作、住房、养老对他们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在这样的条件下，有谁肯于钻研艰深的学问呢？毕竟做学问不是短期可以见到成效的，而眼前的问题（如住房）确是急待解决的。这就逼得他们不得不放弃飘渺的理想，转而变成了很“实际”的经济动物。这个社会在一点一点吃掉他们的青春，并把学校变成了给资本家培养打工仔的培训基地。
资本绑架学术
随着社会的土壤的资本化，作为社会一部分的学校以及学术界也不能做世外桃源，资本的扩张性无时无刻不在向着学术界渗透。资本不仅绑架了学生，也束缚了学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个群体，不具备自己的生产资料，只能靠着自己的知识吃饭，通过自己知识对他人的贡献还获得别人的供养，所以知识分子天生就具有依附性，而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往往体现在对统治阶级的依附上，毛泽东时代有一句话叫“知识分子要与劳动人民相结合”，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是统治阶级。而如今，知识分子往往选择了与资本相结合，以形成“官－商－学”的铁三角。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社会上感觉有良知的学者越来越少，而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巧言令色为强势集团辩护的专家们越来越多。“房地产专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资本家们通过提供学术项目研究资金，举办讲座、论坛付给学者高昂的出场费，无形之中收买了知识分子为自己说话，使学术研究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同时，资本也在敲打着学术，腐朽着学术。随着资本在舆论、媒体的渗透，科研学术杂志也不能幸免，当资本控制着学术杂志的时候，学术的纯洁性就荡然无存，多少知识分子为了评定职称，而贿赂学术杂志，通过缴纳“版面费”来发表自己的文章。现在这样以营利为目的的学术杂志越来越多，我不知道纯粹的学术杂志还有多少，纯洁的学术还有多少空间。
除此之外，资本绑架学术还体现在对学术的控制上。由于资本对媒体的控制，当学术思想上发生争论分歧的时候，在资本控制下的媒体往往采取一种“拉偏架”的姿态，即大量发表符合自己利益，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文章，而对相反的文章采取一种无视的边缘化态度，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社会学方面，可能很多针砭时弊的社会学思想很有价值，但却影响力有限。因为没有媒体为他们宣传，究其原因，这些学术思想触动了媒体背后资本的敏感神经，以至于他们从自己立场出发，要对这种学术采取屏蔽态度。
另外，资本除了对学术思想有限制之外，还对专业技术有限制，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垄断性大公司上。由于一些公司前期在旧技术上投入资本过多，而当社会上有一种新技术出现时，很多大公司往往选择把这种技术的专利收买过来，然后弃之不用。目的就在于这些资本家们需要保证自己投入的资本能够盈利，而不希望有新的技术和他们竞争，影响他们的收益。但是，这样做无疑是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３、学校层面
教育产业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科研、教育投资越来越少的同时，却把教育转化成资本，把学校变成了赚钱的工具，教育产业化应运而生。教育也随之成为了如今社会“新三座大山”之一。
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学费是世界最高，2005年5月9日上海《文汇报》消息：香港《文汇报》援引英国《观察家报》的报道称，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5月8日公布“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日本成为学费开支最昂贵的国家，新西兰排名第2，英国则排行第3。“教育政策研究所”比较了16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开支，结果显示日本的开支最贵，学生平均一年的教育支出为8930英镑(其中包含五六千美元的学费)，而且没有学费减免。其次是新西兰。英国的学生平均一年支出为6763英镑，这个数字包括学费和生活开支，而且扣除学费减免，这是由于当地学费减免少、生活指数高，而且大部分学生居住在全球生活指数最昂贵的伦敦。从绝对数字上看，日本的学费可能的确是世界最高，教育总支出8930英镑每人每年，包括学费和生活开支。按1英镑相当于人民币12.34元的汇率计算，一年费用为每人11万元。但是，比较绝对数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要充分考虑的是相对购买力。旅美学者薛涌在2005年6月1日的《东方早报》写道：以人均GDP算，中国仅在1000美元上下，美国则为3.6万美元，日本也超过3.1万美元，分别是我们的36和31倍。考虑到日本的人均GDP是我们的31倍，那么从支付比例看，其支付11万元仅相当于我国居民支付3550元！而我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包含学费、住宿费等所有开支平均每年在1万元以上，有的光学费每年就超过1万元。
也就是说，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大学支出是世界最高的3倍以上！颇有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独步天下”气象。还应该考虑到，从人均数万美元收入里支付11万元人民币跟从人均不到1000美元里支付3550元，是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绰绰有余，后者可能连养命钱都不保。更何况我们现在 8亿农民每年人均年纯收入远不到3000元。
当教育的目光投向利润的时候，我不知道教育本身还存在多少价值。当义务教育变味之后，除了给家庭带来负担之外，学生成才之后往往不会感激国家，所以很多人才毫无留恋的飞到了外国，这是人才的巨大流失。回想前30年人才纷纷回国的场景，对比之下真是讽刺。
官僚学阀，学术腐败，脱离社会
社会上官僚主义的盛行，无可避免的影响到了象牙塔中的空气，堕落的文化终究造成了文化的堕落。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是社会的缩影，同时也为社会输送着新鲜血液，社会影响着大学，大学也反作用于社会。但如今的大学已经成为很多人混日子的地方，而大学中的各种学生组织也变成了学生适应社会，学习官场文化、潜规则，活学活用厚黑学的之所在。
中国自古便有文人相轻之说，高看自己，看低别人，这种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学霸学阀，以为自己说的就是真理，其实这种傲慢严重阻碍了学术的进步，所以很多老师只能是老师而成不了大师。更有学术腐败者，四处转抄论文，寻章摘句，笔下虽有千言，然胸中实无一策，逐于名利，轻治学术，终无益于实际。正如我们今天的现状，莫说是学校的老师，就连学生也是如此。在这科学的“春天”里，论文满天飞，而真正的成果寥寥，不禁让人有秋寒之感。
另外，现如今最让人担忧的就是严重的学术脱离社会的现象，尤其是社会学，其实学术要以社会为基础，并以社会为最终归宿。现如今，学校这个象牙塔像监狱一样把学者们关在了里面，学者与社会脱离，并且用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来代替社会考察，而交流的学者们往往也都是长期隔离于社会，这样的交流恐怕只能变成魏晋时期的清谈，以抽象谈抽象，玄之又玄，以脑中幻想的世界进行交流，又通过交流构建他们心中的宫殿。我个人觉得，学者不应囿于象牙塔，不应仅仅在“半亩方塘”中过着自己的小资生活，更应该走出来，到社会中去，到其他阶层尤其是劳动人民中间去，听听他们的疾苦与感受。我国湖湘学派历来讲求知行合一，只有这样，才能格出真正的道理。
４、学生层面
三无学生
以前有三好学生，我认为现在有三无学生，即：无大志、无理想、无信念。人在登上科学高峰之前，往往先要登上精神上的高峰，而现在的大学生很多人都过着颓废的生活，差一点的学生平时则是整天游戏和娱乐节目，好一点的学生也不过是为了考各种证件而出去上自习，求利而不求学，然则人人如此，或可图利自己却不利于强国。即使人人都有英语六级、计算机三级的证书，最终也只能换来证书的贬值，而不能照亮祖国的明天。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的那样：“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当然，这不能怪学生，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学生们之所以这样，与这个社会存在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
知识的异化
人类学习知识，探索知识，目的是为了解放自己，从原始社会开始，知识就扮演着不断解放人类的角色。但是，自从人类进入了资本主义，尤其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知识就开始发生异化，就好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让人发生异化一样，知识也在异化。
本来，知识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工具，人类通过求知和探索，不断生产着这种工具以获得解放的力量，但是如今则不然，发生了异化的知识不但没有让人获得解放，反而把人变成了压迫的对象。多少青年的青春时光就在毫无用处的的书山题海中流逝了，多少学子被各种试卷参考书压的抬不起头来，知识不但没有解放我们，反而成了我们的枷锁，因为对于没有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一般学生来说，用知识资本兑换经济资本以爬到社会上层是唯一的途径，于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学生成了理所当然的驯服工具。但这个社会的结构是固定的，能通过知识爬到社会上层的毕竟只是少数，于是多数人的青春时光就这样在书本的奴役中消逝了。多少人为了虚无缥缈的明天而放弃了今天，而到了明天才发现，这不过是另一个“今天”。此时，我想起了电影《决裂》中的一句台词：“要做知识的主人，不做书本的奴隶！”
忆往昔
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犹迷。
——《老子》
历史经验与教训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我们在埋头前进的时候，偶尔伫足下来，回首远眺，想想自己走过的道路，看看自己是否偏离方向，往往会更有益于新的征程。为何毛泽东时代物资那么菲薄，基础如此薄弱，却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呢？我认为，这离不开以下几点：
1、计划经济保证科技的投入。
计划经济这种举国体质可以有效的发展科技与建设人才力量，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无论苏联还是中国皆因此而发展壮大，如今虽实行了市场经济，但国家举办大型活动却无不采取计划经济的体制来运作，且近几年又重提举国科技体制，应看做一种认识上的进步。
2、公有制解除了人民的后顾之忧，具备了全面发展的条件。
钱学森曾经说过：“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可见在钱老眼中公有制的重要性。公有制是社会存在，是物质基础，毛泽东思想是社会意识，是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公有制可以有效的避免我们整天为了生计与生存奔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自己的爱好，投入三大革命，推动社会的进步与自我的发展。只有在这样健康且积极向上的社会，才有更适合人才产生于成长的土壤。
3、学术民主
由于当时批判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像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科研队伍整体的成长过程。另外，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科研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大鸣大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周光召曾经回忆说：“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的氛围都很好。拿今天的话来说，是软环境很好。当时，我们完全是针对问题本身展开各种讨论甚至争论，根本没有等级和身份方面的顾虑和限制。大家都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希望自己的想法被大家讨论，早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这种情况很难看到了，反倒经常出现两种不开放的情况：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
４、破除了私有观念
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制，破除了私有观念，人们得以享受知识共享带来的益处。一个新技术的出现，不必当做自己的私人财产，而是将它免费的公之于社会，贡献于社会，而其他人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再次实现技术的进步与飞跃。我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科技私有观念的破除，保证了更多的人低成本的踩上巨人的肩膀。再加上当时的公有制，全国上下一盘棋，工厂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关系而非竞争关系，这样就保证了最新技术可以很快向全社会推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5、重视集体的力量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又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常常是幼稚可笑的。”一个人的智慧，比不上一群人的智慧，即使是学术权威，他的力量也往往需要借助于科研团队。人类进入20世纪后，在商品生产领域就已经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而知识的生产也很难维持原来的小作坊的方式，也就是说，知识也进入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科研工作向前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研究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复杂，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天才，也很难有足够的财力与智力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所以，知识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以后，科研团队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也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
从头越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鲁迅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知识分子当以天下为己任，因为他们不仅仅是掌握知识，更是价值的承担者，故士不可以不弘毅。张载有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今的知识分子往往就缺少这一种襟怀，而专注于浮誉流俗，皆为门户私计。所以我认为张载的话作为本学院的院训是非常合适的，但我也很遗憾的看到武训又回来了，大多数人只是为了谋求一个好的前程，当他们看到社会的畸形时，往往选择扭曲自己以适应社会，而非改变社会为天下谋福祉，面对社会的压迫与等级，很多人的选择是向上爬，而不是去想办法改变这个社会的结构，无济世之理想，岂非与我院宗旨大相背驰乎？微斯人，吾谁与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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