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认识萧明是在支教，她教画画，我散播意识形态。
在一节课上，我们合作展示介绍上海地标性建筑，她兴致勃勃，我意兴阑珊。
她指着图片说，这是东方明珠，大家以后有机会去上海一定不能错过。
课堂里的乡下孩子出神地看着，眼里满是向往。
“他们有这机会才怪嘞…”我明明只是心里嘀咕，嘴巴却不由自主：“这烂怂电视塔有啥好看的……”
我站她很近。萧明蹙起眉头，诧异地望着我，停止了介绍。
一时间，目光射线般聚集，我一介匹夫，受此恩宠，T恤上的五颗红色五角星骤然间璀璨夺目。
瞬间的忐忑与窃喜后，我清清嗓子朗声道：“这个东方明珠电视塔是我们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也是浦东开发后的第一个重点工程。复旦中文系知名作家卫慧曾说过，东方明珠就像一根巨大的菲勒斯（阳具），象征着经济的腾飞和国家的强大。它在十年内接待了295位国家首脑，举办了近100次世界级重要会议和300多场大型活动，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复旦欢迎你们，上海欢迎你们！”
我明明是个北方佬，讨厌上海，讨厌城市，讨厌该死的奋斗叙事，但在这种场合又只能是个精神上海人。毕竟站上讲台，哪个不是意识形态化身的肉喇叭。
下课后，萧明对我讲话无所顾忌很生气。
“可恶！你们中文系男生就这么恶臭吗？”
我反驳她说你不要上纲上线，除了我之外，其他中文系男生又文又雅，尊老爱幼，魅力非凡，个人言论不足以代表群体形象。
“能教出这样的学生，你们的老师也真是够差劲。”
我说那不对，虽然我们系的个别老师确实又闲又野，生活作风不正，但总体而言，我还是非常尊敬他们（凡是能尊敬他们的地方）。
马赛克处其余事迹在此按下不表
她气急败坏，说我泼皮无赖，让我滚蛋。
“得嘞。”
但是第二天我们和好如初，继续给孩子们上课。
02
据萧明所说，我是她上大学以来结交的第一位普通却自信的男性朋友，她说自己做梦都没想过，我之后会变成一个女权主义的支持者。
对我而言，萧明是我上大学以来结交的第一位女性朋友，我说我做梦也没想到，她竟然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行动派。
“男人总是这样，认为女人都是去政治化的花瓶，默认我们对政治无感，对社会议题毫无兴趣，只喜欢化妆、拍照和旅游。”
萧明说这样的经历其实有过很多，最近一次是在一个女多男少的讨论课上。俩哲院男生偷偷开小会，助教（是个女生）笑着问他们在聊什么，被问到的男生有些拘谨：“没聊什么没聊什么。”
“说说呗，大家也挺感兴趣。”
男生脱口而出：“不不不，一些历史政治问题，你们女孩子不会感兴趣的。”
我扯了扯嘴角，无可辩驳。
她说：“你之前不了解我。”
确实。
萧明就读于某精英中学。
“一进这个学校，就感受到了一股浓厚的‘自由而无用’的气息。一些老师常批判为祖国而学习之类的话，说你们要为自己而学习。”
“我们倒是会讲什么‘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之类的典故。“
“那个我们也讲，只不过是在另一种维度上去解释。”
听到这里，我大概能够领会到她们学校的那档子事：一入初中，萧明迎头赶上学校改制，整个学校上下一心，老师和学生联合起来对抗教育部下发的改制通知。
事情很简单，教育部下令这所学校改变招生制度，从决策开始到结束始终没有公开。除过少数高层，人们突然被通知：学校要改制，不仅校园体制发生变化，校址、土地、招生规模、隶属关系均将发生巨大变化。而所有决策过程没有征求过任何老师、学生和家长的意见。
“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教育部傻x吧。”
当时，愤怒的老师在课堂上激烈抨击整个改制过程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每个学生都义愤填膺。老师们或是联合学生罢课抗议，或是前往教育厅静坐示威，或是直接递交辞呈。最终多名老师被教育部约谈。
“那个时候，真的是明确感受到了官僚主义的恶臭，被现实教育过后，我对权力和有关机构的厌恶达到了顶峰，对国家主义我深恶痛绝。”
“同学们在图书馆门前用蜡烛摆了一颗爱心，然后齐唱校歌。从那时起，我对于‘学生运动’的了解就清晰多了。”
按萧明的说法，这所学校是当地人尽皆知的精英中学。“进了这所学校就是一只脚踏进大学”。
但这种特权并不能避免校园霸凌的出现。
初一，萧明班里有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霸凌小团体。这很常见，毕竟班级就是一个小社会，有主流，有末流，有中心，有边缘。萧明原本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但小团体渐渐也开始向萧明施压：选择加入或被孤立。
“你拒绝了？”我有些迟疑。
“不，”萧明沉默了一会儿说，“我选择了加入。”
03
不仅仅是校园霸凌。
对许多女性来说，性骚扰情节以闹剧或悲剧的形式在各自生命中真实上演，这或将成为她们终生无法言说的私人创伤体验之一，萧明同样无法幸免。
在小学的时候，隔壁班有个男生喜欢厕所堵门。有一天她从厕所出来，没等抬头，突然被那个男生紧紧搂住了，对方的呼吸让萧明毛骨悚然。而当她被抱住后的第一反应竟是：不要被人看见。
“仿佛一旦被人看到，我就不再干净了。怎么说呢，整个社会都是这样。从小学到大学，区别不是很大，女性在坦白自己遭受性骚扰时，必须做好接受色情凝视的心理准备。”
可就是做再多的心理建设，有些人说出的话，当事人在听到后也很难不会直接崩溃：“你为什么这么穿？”“你怎么不求助呢？”“你确定你拒绝了吗？”“这个过程中你不享受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而当萧明私下里去问班级里其他女生时，她们纷纷表示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遭遇。
萧明去找自己的班主任，他摆了摆手说：“这是别人班级的事，我管不了。”
自那之后，萧明对这位班主任的态度变得复杂难明。他简单粗暴地对待学生，带给了她对于男性教师的最初恐惧。
“我不一样，”我摇了摇头，“我受的最多羞辱和体罚来自于女老师，她们同样易怒，打起人来毫不手软。我觉得这很难说是性别问题，而是权力，老师和学生之间是不平等的，学生对老师毫无制约能力，只能服从。纠正/曝光/批评/指责他们的代价远远大于服从。”
萧明点点头说：“不错，师生关系中老师对学生占据权力上位暂且不说。教师同样是受到教育体制保护的，当利益一致时，体制的声誉是要大于一个学生所遭遇的不公的。”
而当这种权力掺入性别的因素，我们能轻易从校园内找到各种不堪入耳的“师生情谊”。这样的事情不单单出现在大学，人们同样可以在初高中发现它的踪迹，甚至有可能亲身经历。
支教时，支教队伍中的许多人都收获到了来自不同班级、不同性别的学生的表白。
这是一件非常离谱且魔幻的事情。
因为这件事，我和萧明有过很激烈的争论。
我认为这种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知识崇拜。在学生/老师的权力结构中，孩子们的情感被异化，他们对成为权力主体的欲望扭曲的投射到了我们身上，故而产生了崇拜和爱慕。
而萧明认为其实质是身份崇拜。借助着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我们成为孩子眼中的成功人士，上流社会的代表。我们的谈吐衣着和普通话使我们与孩子们在上海人/复旦精英与落后地区/穷孩子的对比中，建立起了一种征服关系。
正在我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同行的一位别系男生说：“难道不是我们的个人魅力征服了他们吗？”
此话一出，我和萧明面面相觑。
经此一役，我和萧明惺惺相惜。
大家都各自拒绝了那些追求我们的孩子们，不是说反对自由恋爱，而是说，这里面至少蕴含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04
最后一节课上，她布置给学生的作业是“我的自画像”，末了，补充一句：“老师们也要画。”
我叹了口气，一边给孩子们发放画纸一边思考，寻找适合表现我个人独特气质的绘画形式。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无疑，我的作画应当像现实主义文学一样提取客观形象最典型、最突出的主要特点，既要表现我的个人气质，也要抓取面部器官的特征。
正当我冥思苦想之际，旁边的小朋友早已一挥而就，我探头看了一眼他的画后，为我忽略自己曾经最得心应手的绘画形式而懊悔不已。
一想明白，作画就很快了。
她走过来看了一眼，笑着说：“不错，很有天赋。”
“那可不！”我得意地说。
下课后，她满脑袋的好奇：你们的美术老师没有被辞退吗？
“这是什么话？初高中没有美术课，小学倒是有，我的绘画功底就是在那个时候奠定了基础。难道你们还有美术课？”
“当然有，社团也是有的。”
在萧明小学的时候，母亲便开始培养她的各种兴趣爱好，绘画、书法、钢琴、古筝、民族舞、花样滑冰、象棋、围棋和奥数，她最终选定了绘画。到了中学，校园里的文艺板绘总是少不了她的手笔。
在我小的时候，老家的亲戚们便开始培养我作为家庭劳动力的基本素质，喂牲口、放羊、锄地、播种、灌溉计时等，我最终选定了掏鸟蛋和爬树作为主修科目。由于在屋顶掏鸟巢总是被主家发现举着扫把打，到了初高中，校园里的短跑比赛总是少不了我的身影。
支教面试之时，同学们各自展现自己的特长。面试到我的时候，我嗤笑一声，根本不屑于向他们展示独属于我的务农才艺。当然这里面还有一层原因是，农事技巧我并非熟稔于心。这么说吧，乡村相当一部分的孩子在周末必须承担一部分家务劳动和生产劳动，农忙时节更是如此。周内学习+周末劳动使得相当一部分孩子身心俱疲，并堆积了大量家庭作业无法完成。我认为，周末被用作休息、学习和娱乐，还是说主要被用于劳作，一定会影响到学生的身心状态和成绩。我的成绩不可能与我成长过程中不需承担过多劳动毫无关系。
萧明的周末塞进去的则是兴趣班或是课外实践。
在这所精英学校，有非常多打算出国留学的人。学生们或多或少都会去积极了解社会问题；为了在面试环节加分，出国的同学需要更多的此类叙事以获取更多的附加值，需要参与一些社会实践以使简历更加好看。
“我最初的社会实践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初二时，萧明和好友一起做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那时正是酷暑，顶着四十多度的高温，她们走上大街去采访环卫工人门，走进工地和建筑工人聊天，在校园里调查保安的工作时长，询问搬运工和花工收入情况。
“那个时候，大家都有很强的社会关怀倾向。大家会讨论很多问题，政治也好，社会民生也罢，任何议题你不可能在这里找不到同好。”
萧明说，一方面，“Ta们”是当时作业的题目；但另一方面，这种“Ta/我们”二元对立的思想也确实在萧明的脑海中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当时同学的立场主要是自由主义，无主义主义和去政治化。”（“无主义主义”是指对各种“主义”都有一定学理上的了解，但自身倾向于保持政治中立。）
“那你是哪边呢？”
“用你的话说，”萧明避而不答，半开玩笑地开口，“我过去确实是一个小布尔乔亚。”
在中考结束时，萧明曾和家人一起旅行，环游华夏边缘，从云贵绕行到西藏新疆，游内蒙而至北京。她在西双版纳的风景中沉醉，在青海湖畔顾影自怜，在草原的律律风吟中侧首回眸，留一帧照片，凑九图发朋友圈。那个时候，她的梦想是能在塞纳河边拥有一套别墅，养一只自己的猫猫，晒晒太阳，看看书，每晚开一瓶香槟。
“牛啤。”
随着年级的推移，新的思想泥沼困住了萧明。
高中时萧明对进化论感兴趣，陷入了虚无主义与主体性危机。道金斯将生物的本质归结为某种使族群基因延续的本能，即“自私的基因”。
“我当时大受震撼。过去我一直认为，人性里有一种自私性，因此我们需要一切合理的制度对其进行约束。但如果生物学事实已经证明这就是生物的本质，那一切改变世界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那样的一个世界太令人窒息了。”
另一方面，她从那时起也深刻体会到了竞争体系的弊端。高中经过重新洗牌，学业和活动上的竞争都迅速激烈化。萧明说，她过去之所以接受 “公平竞争”，是因为她本人可以很轻松地在这个竞争体系中取得一个不错的位置。但对于那些先天条件匮乏的人来说，竞争从来就不是公平的。而当竞争愈演愈烈的时候，她们这些特权者同样也成为了受害者，或者说谁先卷不动了，谁就是受害者。
“多年以后，当有人用政治经济学知识向我清晰指出资本市场运作逻辑和社会竞争的内在联系时，我才恍然大悟。”按她所说，她原来的自由主义理想就这么被轻轻地又持久地拨动了。
“你初中就已经在想这些了？”
她连连摇头：“根本没你想的那么厉害，局限性真的要多少有多少。我觉得自己过去对于劳动者们的理解完全是在把Ta他者化的情况下完成的，所以说是小布尔乔亚嘛。”
“但你能率先抵达这个地步本身就已经是精英教育的结果了。”我一边想着自己初中的生活，一边不无苦涩地一笑，“像我们小地方农村出来的学生，初中哪有这个心思，要么考虑着之后去哪里打工，或者回家种田，有的就准备读职校了，正经盘算着升高中上大学的都算是少数人，我想象不出要什么情况才能跟你一样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琢磨这些。”
她说了一句似曾相识的话：“这就是阶级，其实是我受你启发想到的。”
“我？”这实在令人诧异。
“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去支教时候的事情吗？”
我当然记得，毕竟吵过架。
其实我和萧明不止争吵过一次，在支教开始几天后，几个人曾对支教存在本身发起了质疑。我和萧明都认为支教活动本质上类似于《变形记》，但我认为这是对农村孩子的变形记，而她却认为这是对大学生的《变形记》。我说，支教在为这些孩子种下不可实现的欲望，我们的出现是一次肉身显灵，诱骗着他们建构一种关于未来生活的幻想；但萧明说支教的意义本来就不是为了农村孩子，又不是上帝创世纪，七天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支教原初的意义就是为了让大学生去体验另一种生活，大学生去给孩子们教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教”这一行为，让他们能够通过“教”来和基层建立联系。
我尖酸地说：“哼，多么高高在上。”
她说事实如此，我这个人尖酸刻薄，简直不可理喻。
可是到了晚上，她又发消息道歉，觉得我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萧明说幻想不是因为支教才产生的，而是城市在向农村制造着欲望和幻象，根源或许在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
她刻薄地说：“你神经病一样的性格肯定和来上海后的现实落差有关。”
确实。
“关于支教时孩子们表白那件事，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那么说吗？”
我困惑地看向她。
“因为我想，你可能在那些孩子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她注视着我的眼睛，“阶层跨越正是你的渴望，然而不能实现，那个时候你应该相当痛苦。”
一语中的。
前段时间，萧明突然发消息和我聊她对旅游业的看法。她说，《我和我的家乡》这部片子真的恶心。明明正是“发达”的一二线城市的吸血，才让乡镇县城发展陷入瓶颈期，才使经济结构扭曲到只剩下旅游业可以发展，影片的叙事却把经济振兴的希望描绘成一线城市的有钱人来到落后地区旅游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几十年来忽悠着年轻人们离开家乡建设一线城市，现在产业饱和，阶级固化，小镇做题家在大城市一批批就不了业，又开始用乡情呼吁他们回家乡建设，太恶心了。
“现在想想，我高考结束后的毕业旅游，那就是第一世界的小布尔乔亚对第三世界风景的赤裸凝视啊，简直了。”
我默然。与萧明相比，作为一个从落后地区来到上海的乡巴佬，曾经产生过的那种渴慕、卑渺、厌憎和恐惧的扭曲情感，大概可以用殖民地人民仰望宗主国来形容吧。
她说：“某种意义上，你的存在，你的情感，还有对这个世界运转迥然相异的看法，对我思想影响很大。”
“作为异类吗？”
“不，作为另一个世界里的人。”
对于这种说法，我忍不住哈哈大笑：“如此说来，你的成长也是两个世界的碰撞中完成的喽？”
她非常严肃地说：“正是在认识你之后，一边是反思，一边是和劳动人民的真实接触，我思想才慢慢转了弯。其实吧，我觉得人们一直被这世界制造的差异和偏见所区隔，互为不可理解的他者。差别是有很多，但至少在剥削关系面前，多数人是拥有着同样的命运，是可以一起声称“我们”的。”
她说，自己过去从未意识到自己长大以后也会受到资本市场同样的剥削，也不会想到自己理想中的“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纺锤形社会”只是空中楼阁。
“空中阁楼吗？”
她点点头：“所幸，后来我大致明白了。”
05
第二次吵架是在去年。
她能言善辩，似乎对我的处境非常了解。但我不明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带给我痛苦。生活并不像复旦废物档案一里写得那样幽默。
疫情期间，萧明像涤纶一样，也想着做点什么。只不过她没有找复旦同学商量，而是自己瞒着父母去做了。她在朋友圈发现了一则名为“口罩上海”的志愿者招募信息，具体内容是招募志愿者为滞留在上海的外地环卫工人提供口罩。
当时我滞留在上海，她找到我:“你去吗？”
我想了很多理由，新冠危险、小心被盯上，不安全、国家会安排的，用不上咱们、就这么几个人，能做到什么事？
纠结半天，最后的借口是太忙，然后打了半个月游戏。
等到我从寝室里天旋地转的出来，头昏眼花，身体一阵虚弱和恶心，而当萧明站在我面前，背光俯视我之时，我不由得低下头说：“调研怎么样？”
她似乎很着急，只是说：“你怎么搞的，脸色这么差？”下一句是，“又喝酒了？不要命啦？”
“调研怎么样了？”
她充耳不闻，坐在我面前，皱起眉头：“这几天在做什么，又在打游戏吗？”
太阳晒得人发虚发抖。
“你实在是应该和我一起去看看的。”
真烦——
“和他们聊聊我觉得实在有益于…”
“有益什么？”我有些受不了她，“治病救人吗，做这种事情不就是自我满足吗？你想做什么？你以为做这些事情就能改变世界吗？”
她皱起眉头盯着我，风停了，让人喘不过气。
待到她偏过头去不再看我，我这才停下揪扯着草叶的手。
她的目光飘忽不定，环视着周遭的人们，语气变得漫不经心：
“调研没用吗？那长宁区环卫工人罢工的时候你去那儿闲逛什么？回来之后写文章干什么？”
我潦草地点点头，说不上话。
“如果没有意义的话，你为什么会烦躁？忘掉这些不是更愉快吗？”
“我生活里全是这些事，怎么忘？”
“是吗？”她收起情绪，转过头来看着我的眼睛，面上淡淡的，看不出神色，“所以才留下来打游戏的是吧？”
这话使我像个哑炮一样欲炸不响。昔日听到的来自朋友的各种质疑如同怪物的爪牙一般紧紧攥住了我：
“你觉得不甘心，觉得自己和那些人们一样受了压迫和委屈不是吗？口口声声说要为了他们而怎样怎样，但一回到现实，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不干，那也不做，你到底想怎样？”
“的确，你有那些生命经验，可然后呢？然后你在做什么？贩卖苦情，把那些人的痛苦只是当作包装自己的谈资吗？”
“打游戏，抽烟喝酒，寻死觅活，但凡是稍微能改变点儿现实的事儿，你是一点儿也不做！不从小事做起，难道和你一样从做梦开始吗？”
……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她仿佛被我吓得后退了一步，但我继续不管不顾地喊下去。
“难道我不想行动吗，难道我就想做个废物吗？可你就看不到吗，现在社会控制如此强力，国家机器这么强大，但凡做点什么，立马就是约谈约谈约谈，你能和国家机器对抗吗？我们系的老师以前说，我们系的人在任何时候的人绝对不做第一个，也绝对不做最后一个。是，你可以说这话很怂，但怂点有什么不好，等以后时机成熟再加入不是更好吗？枪打出头鸟，我要是没了，我家里人怎么办？他们都指望着我出人头地，改变这狗日的命运。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你明不明白？你不也是瞒着家里，难道你家里就很支持你吗！”
“我不知道，”她愤怒而失望地瞪着我，身体颤抖地很厉害，但是眼睛里没有泪水，走之前最后一句话是，“但不后悔。”
刹时间，“不后悔”这三个字戳破了记忆竭力掩饰的难堪，使我无力顾及她的离去。
在童年我曾读过一个故事，它的核心寓意是：人在年轻的时候，不要怕；在年老的时候，不要悔。那时我并不知道生命中将有无数个需要我勇敢的时刻，只是觉得当老师同学问起座右铭时，说出这句话会让我显得非常牛叉。但我知道，这不过是自卑，找东西给自己壮壮胆子罢了。现实总会大嘴巴子抽你。我打不过别人，但周围并不缺少暴力和不公，有时是对自己，更多是对别人。对自己的时候，有时忍，有时硬着脖子上；但当这暴力和不公是对别人的时候，却又如看客般作壁上观，在心惊肉跳时被杀鸡给猴看。如此，这座右铭便说不出口，便是改，便是去掉什么年轻年老，砍了那使我良心不安的“不要怕”，只留下那“不要悔”三个字。这便是我每每忐忑难安地坚持“与己无关”后，合理化自己选择的绝妙法门。
读书这几年我想我也见识到，许多人对他者有大恐惧；许多人两脚不沾泥怀揣着高人一等的自信；许多人信仰乌合之众大多是以己推人；许多人与我一样胆小怕事，哪怕是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也能上升到生死间有大恐惧。
我做过些热血上头的事情，希望之后是更大的失望；我也做过些带有抗争意味的一些事，失望之中只有渺茫的希望。如此便是绝望，便是虚无，我不懂为什么，总有人要死死抓着我的怯懦不放。
那一天，我如坠泥沼，光草上的风明明很柔，却仿佛听到有轰鸣声千万分贝地聒噪；我没有抬头，但身边的每一双眼睛里都蕴藏着对我的指责。
我无力回答问责，只是在大学路喝得烂醉。
打烊了，酒吧的人将我抬了出去，丢在门口的桌子上。
那是凌晨三点。
这条街仍然亮着，一条条路灯像是一个个行人，摇摇晃晃；一朵朵光芒像是一颗颗眼球，又像是一团团火焰，使我的身体感到灼热和痛苦。
我呜呜咽咽地哭了，在无意识之间，拨通了和母亲的电话。
那边的声音温暖而熟悉，我哆嗦着，把嘴唇贴近手机，自顾自地低语着：“妈，我对不起你，儿子对不起你……”
母亲是在睡梦中被她相隔千里的儿子吵醒的，不知所措之间，慌乱地安慰着我：“不哭么，儿子，不哭么……”然而她也哭了。
这许多年，我没见过自己的眼泪，也没见过母亲的眼泪，记忆里她上一次哭也已经是七年前我从村镇里的初中考上县里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母亲和父亲外出挣钱，我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那一天晚上，母亲早早地赶了回来，见到我回来后，她哭了，哭着向外婆忏悔自己对于儿子的愧疚之情，哭着说自己忙着挣钱，连一顿饭都没时间做给我吃。
我不说话。她半蹲着，伏在外婆的膝上泣诉着自己的喜悦和愧疚，外婆抚摸着母亲的头发，像是安慰小孩一般，轻轻地拍着后背，说：“不哭么，有什么好哭的，不哭么……”
而当我考上大学时，母亲又是那么的激动和高兴，可这才几年啊，我又怎会变成这个样子，变成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废人。
室友们来了，两个人架着一具尸体般的我回到了宿舍。我感到难受和痛苦，扶着马桶呕吐不止。他们把我抬回床上，而我却无法入睡。
我又让母亲担心了。
在那个晚上，恍恍惚惚之间，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了我和萧明那次的支教，她面容不清，而孩子们的眼睛却盯着我，里面有火正烧。我辗转反侧，躲避着火的炙烤；紧闭双眼，却如芒在背——母亲的眼睛在诉说她的愧疚、爷爷的眼睛在诉说他一辈子受的欺辱、伯母的眼睛在诉说她遭受的家暴……接着，哥哥姐姐们投来了他们的关爱，村子里那些受苦人向我投来期许，还有一些眼睛投送来了他们的鄙夷……
我醒了。
室友们纷纷向我吐槽我昨日买醉的荒唐和滑稽，并告诉我：“有人发朋友圈说，昨天凌晨从大学路过来，看到一个喝得烂醉的人大喊：妈，我对不起你。”
一瞬间，酒醉后的记忆去而复返，我不由得崩溃大哭。
我想到母亲，我想到昨夜的梦，想到自己长久以来的愚蠢和逃避，我对自己失望透顶。
室友们不说话，他们把寝室的空间留给我哭泣。他们多多少少都已行动，都已放弃了自己的精英之路而选择行动，只有我，还在这里彷徨失措，还在眼高手低地自暴自弃。
“我想活着。”在我终于将这身体搞得破破烂烂之后，我终于直面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痛哭流涕，像个愚蠢透顶的傻子一样，哭着对他们说：“我想要活着啊。”
我向萧明道歉，她意料之中地原谅了我。
我们约好下次见面再聊她的调研，因为我妹妹来上海了。
对于妹妹要来上海，我当时傻傻的以为她只是单纯来旅游，却不知道她是母亲派下来的间谍，是来探听我的情况的。
那天晚上之后，母亲认为我受到了什么挫折，慌张地给妹妹打电话，她认为如果再这样下去，这大学可能就把她的儿子给上没了。
妹妹来了，我和她在上海附近转了几天，直到送她到火车站时，她才抱着我说：“凡事不许想不开。”
我笑了笑说，我想得可开了。
后来，妹妹才告诉我说：“我当时以为还你失恋了。”
妹妹离开后，我找到萧明，以一种全新的态度，和她聊起了口罩上海的调研。
被忽视的空间与人们
从口罩上海讲起
06
“牵头的是另一所大学的几个学生。”萧明开始谈起那次调研。
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调研，了解上海环卫工的工作风险和防疫物资发放情况，并通过基金会向社会募捐物资与善款，他们会用这些钱购置物资并分发到环卫工手中。
“找了律师咨询，所有环节都是合法的。”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校方的耳朵里，该校立即指派辅导员联系到参与组织的那位学生，在一番友好交流后，这位牵头的学生转移群主身份，并退出群聊。
据了解，去年疫情间不止有口罩上海，全国各地涌现地域性“口罩xx（地名）”民间团队。往大了说，在去年疫情爆发的高峰期，在物资筹措和运输过程中，市民与网络志愿者使我们看到了自组织的庞大能量；但往小了说，这样的自组织没有合法性，会有人担心他们可能扰乱某种秩序。
“那个时候使我不能释怀的是，口罩上海不但没有得到学校的支持反倒得到了‘关怀’，但在其他地区，各地大学生组织的‘口罩xx’却得到了各自学校的支持和表扬，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地域差异。”
群主退群后，另有高个子顶了上来，继续为行动进行规划。最后制定的方针是因人而异，就地调研，萧明与另外两位同学一起围绕学校附近展开调研。
“我们采访了四十多个人，大部分是劳务派遣工和合同工，他们在环卫所都没有编制，都不是本地人，有的人合同是一年一签，有的人是不签合同。正式工特别少，只有三个，且全部是上海人。”
采访过程中，有两个细节给萧明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是当她们询问环卫工人怎么看待疫情对他们的影响时，工人说虽然工作风险增高，但是市民们都不敢出门，反而让他们每天的工作量减少了不少。
另一件事是采访过程中，萧明体会到了强烈的身份差异。当她们和环卫工人聊天时，工人根本不敢停下来和她们聊天，而是推着垃圾车和她们边走边说，并小心的查看周围的情况。
就在萧明还不理解对方的担忧时，有个人骑着电瓶车听到了他们旁边，用上海话训斥了这个环卫工人几句。
“这个人是监工一类的存在，工作内容就是防止环卫工人偷懒，督促他们干活，他看到这位环卫工人和我们聊天，就说他不好好干活，口气很不好。可你知道最滑稽的是什么吗，最滑稽的是这个环卫工是外地人，根本听不懂上海话！但他又不敢说，就是闷头干活和嗯嗯附和。我用上海话和这位小领导交谈，说我们是学生，就是随便了解一下情况，也想问他几个问题。但他说他没时间，要工作，骑着电驴就走了。”
他们拨打了市长热线，工作人员回复说，各区已经通过社区和街道等公共服务部门，陆续向环卫工人发放过部分口罩。但他们采访之后发现，疫情爆发以来，仍有22%的环卫工人表示单位从未发过防疫用的口罩，而这批人，主要是劳务派遣工，而非编制内的正式工。
“他们里面有六成的人根本每天领不到一个口罩，而且许多环卫工人从始至终都没有领到过口罩。他们大多数都不是编制内的正式工，而是劳务派遣工，但是劳务派遣工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在做完调研，了解到环卫工人的情况后，困难接踵而至。
“我们是在二月一号做的调研，那个时候可以说正是疫情最凶猛、全国防疫物资最紧缺的时候，国内哪儿有口罩卖给我们。”
所以他们走了国际贸易的路线。那个时候，企业对于口罩的需求量同样很大，但是小型企业单独凑不够订单额，于是便采取了拼单模式。口罩上海正是与企业拼单从国外进货，从拉美买回了一万多只口罩。
“这一万多口罩还有其他物资很快被分发给环卫工人们，平均下来，每个人是十个口罩，大约分发了一千个人。我想，我们还是帮到很多人的。”
07
返校通知下发后，我们回到了学校。
或许是口罩上海的经历吧，返校后的萧明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环卫工、清洁工这些劳动者对我们如此重要又十分常见，但自己与很多朋友曾经对他们总是视而不见呢？
“你扪心自问一下，宿舍楼里我们是不是每天都有保洁阿姨帮我们打扫卫生间，但是我们几乎不会像对宿管阿姨那样，对她们打个招呼，说声阿姨好。我们是否有了解、正视过这些每天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为我们提供服务的这些人？有没有问过他们一天工作多久，吃什么住哪儿，工作辛不辛苦累不累？没有。”
对于她的质问，我无话可说。
确实，在宿舍楼里，我从未和保洁阿姨打过招呼。有时毋宁说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其实不知道她们一个月究竟挣多少，我只听说过她们好像全年无休。我其实也不知道她每天要工作多久，只知道在我睡醒的时候，她已经做完了清扫的工作，离开了我的视线。我更不知道她对于自己的工作究竟是何态度，如果以己推人，应该不会太高兴。
真的，没有人想天天清理异性的厕所，清理他们溢出的尿液和拉到便池外面的屎，不仅要清扫扔在便池外的擦屁股纸，还要帮他们摁掉不冲的便池。更何况，他们还掌握着将排泄物拉大便池外的特殊排泄方式。真的，如果要我去服侍一群身残志坚、却还能考上复旦大学的天才脑瘫儿童，我是不会因为自己服务的是复旦的脑瘫就感到荣耀的。
她问我：“你敢直视她们的眼睛吗？”
“唔。”我一时语塞。因为我不只是不敢直视她们的眼睛，而是不愿承认她们的存在，因为我们相遇总是在厕所。
《有靠之天》里出现过一个场景，女主人公在男厕所里做保洁，门口摆放着“正在清理”，但还是有男人视而不见，突然走了进来。女主人公被吓了一跳，忙说：“不好意思，这里正在清理，请……”然而那个男人置若罔闻，径直走向女主旁边的便池，开始小便。
萧明说这个细节留给她深刻的印象，因为她觉得这也太不尊重女性了，这个男人根本没把她当做一个女人来看。
“不，你说得不对。”我突然想起宿舍楼里的男生们对保洁阿姨和宿管阿姨的不同态度，想起我们对于二者的区别对待，想起大家在上厕所时同样的熟视无睹，哪怕阿姨就在旁边的水池里冲洗拖把，我说：“我们不是没把她们当做女性来看，是根本没把她当人看。”
我曾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发过三张照片，照片里的场景是一个保洁阿姨缩在角落里，缩在垃圾桶旁边，背靠着保洁车，偷偷地吃着她的晚餐。
而在她身旁不到两米的教室内，未来的国家栋梁、社会希望正在里面孜孜不倦的学习、学习、再学习。
一墙之隔，天壤之别。
这个场景的地点是五教。
她背对的究竟是谁，她要躲避的又是谁的目光？
我不知道。
“我们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更好地将她们藏起来吗？”
萧明说，学习建筑的同学告诉她，我们现代建筑的空间设计本身在有意的将这批人藏起来，让他们成为看不见的人，就像电影《寄生虫》一样，不仅仅是生活在地表上和地表下的区别，而是身处同一空间而互不相见。
比如说一些大学的室内建筑里，在某楼层最不引人瞩目的角落，或者在楼与楼的阴暗夹层中，你会发现一间狭小逼仄的房间，那是储物间、休息间，保洁阿姨们会在里面吃饭、休息和换工作服。可能有的建筑连这样的空间都没有，因为可能在设计时，谁也没想到要给这些人预留空间。
“我很好奇，从她们的劳动条件和薪水来看，她们真的是被合法雇佣的吗？”
“我不知道，”萧明叹了口气，“我的《劳动法》一直躺在书架上没读……如果我懂劳动法，能帮到他们和那些讨薪未果的打工人吗？我不知道。”
我很少看见她如此迷茫。
“我常常想，”萧明继续说，“我们是更接近迷惘的一代还是垮掉的一代。我只是想做一些有创造性的、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却总觉得前方布满了说不清的障碍。搞学术吧，我真的能在十几个留一两个的压力下存活吗？哪怕我有能力做出深刻的批判，说不定也会被404啊。当社畜吧，每天起床、赶地铁、面对一堆狗屁工作、赶地铁、回家睡觉，这移动的废物不正是将来的我吗？我该如何实现走向我心中的正确呢？这世上的压迫和不公实在太多了，多到令人绝望，你没有忘记吧，那个跳楼的学生？”
当然记得。他跳楼前在空间发动态说：我曾痛恨过很多东西，资本家、白匪军、官僚、保守主义的老棺材瓢子以及它们的走狗们。但是我已经等不到那一天了。同志们，请代我完成这个任务。拜托了。
这声音我记得，萧明也记得，但她同样还记得那些遭受性侵的女性的声音，她们瑟缩着哭泣：“我求他停下，反而取悦了他。”
萧明说，许许多多的声音缠绕着自己，无论是她们还是他们。
说着说着，一向乐观的萧明陷入了消沉。
“太多的事情我无能为力，根本帮不到ta们。有时候，真的感觉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确实，我们对ta们遭受的不公所做的努力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
“你还记得你以前说的，小学加入了霸凌集团吗？”
“怎么开始挖我的黑历史了。”萧明白了我一眼。
我举起杯子，即使现在想起她的这份经历，依然觉得别有意味：“虽说你当时各种自我安慰——或者说自我欺骗准确一点？好了，不管怎样，你总之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对吧？那最后怎么又不干了？”
“我不是说过了吗，因为那个时候她们搞了一个什么K某某协会，专门跟一个同学过不去，我觉得这样不行，另一位朋友就和我写了公开信跟她们脱勾。她们看了那个反霸凌的公开信后也逐渐不干了。”
“感想如何？”
“糟透了，好在下了决心弃暗投明，金盆洗手。至于他们解散……应该算是间接影响吧。”
你看，萧明，你自己心中不是有答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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