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今天，有同志向我提出了一个极其沉重，却又在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问题：苏联到底是为什么解体的？曾经气吞山河、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瑟瑟发抖的共产党，怎么就一步步堕落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新权贵？
这个问题，无数人问过，也给出了无数的答案。有人说，是因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有人说，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等几个叛徒的蓄意破坏;还有人说，是因为苏联的经济模式僵化，搞军备竞赛拖垮了自己。
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些说法，统统只看到了表象，甚至是在有意无意地掩盖历史的真相!如果一个拥有数万枚核弹头、几百万大军、上千万党员的庞大红色帝国，仅仅因为几个外国势力的电台广播，或者一两个最高领导人的“脑子发热”就轰然倒塌，那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彻底滑向了历史唯心主义!
我一贯认为，要解剖这个庞然大物的死亡，绝不能停留在道德控诉和阴谋论的层面。历史的答案，从来都隐藏在最底层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的血脉之中。今天，我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深处，为大家完整地剖析我的理论：先锋队是如何在“不发达”的物质基础上异化为官僚特权阶层，最终为了将特权合法化，而亲手砸碎了苏联这个红色外壳的。
这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阶级演变史。
一、历史的早产：先天不足的物质基础与先锋队的“代行”
要理解苏联的悲剧和先锋队的堕落，我们必须首先直面一个极其残酷的历史前提：十月革命，乃至整个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早产儿”。
在马克思原本的科学构想中，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应当建立在资本主义经过最充分、最彻底的发展之上。在那样的社会里，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已经彻底统治了每一个角落，无产阶级占据了人口的绝对多数。只有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无产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后，顺理成章地作为一个整体接管生产体系，实现真正的、全阶级的自我管理。
然而，我所观察到的历史事实是，二十世纪的爆炸点，全部出现在了资本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环节——俄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完全，工业基础薄弱，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和小生产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这就造成了一个致命的历史悖论：革命的政治时机成熟了，但革命的物质基础却远远没有达标。
在这样一盘散沙、文盲率极高的落后社会结构中，工农运动要想粉碎全副武装的沙皇和资产阶级，就必须依靠一个高度集中、纪律严明、由最先进分子组成的组织——先锋队（布尔什维克）。这是在血与火的拼杀中淬炼出的唯一生存法则。
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夺取政权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当先锋队建立起新的苏维埃政权时，它面对的是一个介于落后农业国与现代工业国之间的畸形底子。为了在被帝国主义重重包围的废墟上迅速建立起保命的工业体系，国家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
在这一阶段，指望刚刚放下锄头和步枪的全体工农立刻实现绝对民主的经济管理，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资源的调配、剩余价值的积累、扩大再生产的比例，统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大脑来集中规划。
这就导致了一个可怕的化学反应：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无法作为一个整体来行使国家管理权，他们不得不将权力“委托”给那一小部分最先进的分子——先锋队。先锋队被迫“代替”阶级，坐上了国家机器的驾驶舱。
这种“代行”，在革命初期是迫不得已的续命之举，但却为日后的堕落埋下了最深沉的隐患。
二、权力的异化：从先锋战士到官僚特权阶层
我认为，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一个从社会中产生，又企图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怪物。无产阶级专政的本意，是让这个机器在完成镇压反动派和组织生产的历史任务后，逐渐消亡，最终溶解于全体人民的自治之中。
但在苏联，残酷的外部封锁和内部高强度的工业化，像两根粗壮的铁链，死死拉住了国家机器，不仅不让它消亡，反而迫使它日益庞大、日益集权。在这套日益严密的科层制机器运转中，旧世界的幽灵复活了。
由于先锋队成员(干部体系)掌握了全社会的生产资料管理权，最致命的是，他们掌握了对社会总劳动成果的分配权。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下，决定社会剩余产品如何使用的权力，实质上就是决定整个社会命运的权力。
当这种绝对的权力不受底层工农的有效监督和随时罢免时，它必然开始为维系和强化这套管理体系本身服务。于是，一个脱离了直接生产劳动、专门行使管理权、享有远高于普通劳动者物质报酬的特殊群体——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应运而生。
资产阶级法权在这里得到了最恶劣的变异。它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按劳分配”，而是悄然演变成了“按权力分配”。官僚阶层开始在住房、医疗、教育、消费品配给等各个领域，建立起一套制度化、隐蔽化的特权体系。他们住进了莫斯科郊外的豪华别墅，拥有了特供商店(小白桦商店)，享受着世界上最顶级的医疗资源，而普通的苏联工人还要为买一块好肉在寒风中排起长队。
老人家生前曾经无比敏锐察觉并愤怒地指出过这个致命的问题，他深刻地意识到，那些作了大官的人，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甚至比资本家还厉害。我的看法与老人家是一致的：这些掌握了分配大权的人，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而是逐渐变成了一个拥有独立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的异己力量——官僚资产阶级。
三、修正主义的登台：阶级斗争的熄灭与“全民国家”的谎言
当这个官僚特权阶层在二战后逐渐羽翼丰满、世代交替时，他们必然要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上寻找为自己辩护的理论。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登台的历史必然性。
在斯大林时期，虽然官僚特权的雏形已经形成并不断膨胀，但严酷的内部清洗和外部战争，使得这个阶层还不敢公然将国家据为己有，他们依然要在名义上保持对马列主义的绝对忠诚。
但是，当赫鲁晓夫上台后，一切都发生了质变。赫鲁晓夫抛出的“秘密报告”，表面上是在批判个人崇拜，实质上，这是苏联官僚集团为了彻底摆脱悬在头顶的“大清洗”利剑，为了建立一个能够让他们安心享受特权、不受任何恐怖威胁的“官僚温床”而达成的阶级共识。
从那时起，苏联的路线彻底变了。我总结为以下三个致命的修正：
熄灭阶级斗争，抛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谎言。
赫鲁晓夫集团宣称苏联国内已经没有了剥削阶级，阶级斗争已经熄灭，共产党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全体人民的党”;国家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全民国家”。这纯粹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宣布阶级斗争熄灭，仅仅是单方面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武装，而官僚特权阶层对工农的剥削和压迫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因为失去了政治制约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这就好比一只狼告诉羊群：“现在天下太平了，我们不需要牧羊犬了。”
唯生产力论与“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
他们把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庸俗化为单纯的物质消费，认为只要生产力上去了，有了“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他们刻意回避了生产关系的革命，回避了消灭三大差别，回避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实际控制权的丧失。
当工人发现自己只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除了拿死工资外，对工厂毫无发言权时，劳动积极性必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经济在后期陷入长期的停滞——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不行”，而是因为官僚垄断窒息了工人阶级的创造力。
利润挂帅与隐性私有化的萌芽。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体制内彻底僵化，终身制和门阀制横行。为了刺激经济，他们开始在公有制的内部引入“利润挂帅”的指标，厂长和经理们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
公有制在这个时期，实际上已经蜕变为了官僚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名义上财产是全民的，但实际上是由官僚集团集体占有，并按照官僚层级的内部规则进行分赃。
四、图穷匕见：为了将赃物合法化，必须砸碎保险箱
如果说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官僚阶层还在享受着“国家资本家”的隐性红利，那么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这个阶层已经彻底不满足于现状了。
苏联后期的官僚特权阶层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痛点”：他们的特权是依附于官僚职务的。
只要他在台上，他就能享受特供、别墅、专车;一旦他下台，或者死去，这些特权就无法合法地传给他的子孙。在名义上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下，他们无法将国家财产变成合法的私人财产，他们手握重权，却无法像西方的资本家那样，让子孙后代名正言顺地成为亿万富翁。
因此，苏联解体的根本动力，不是来自于外部的推翻，而是来自于苏联共产党内部的高层官僚们主动的“砸锅”！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公开性”，实质上就是为这群意图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官僚们大开绿灯。他们首先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否定了苏联的历史，搞乱了人民的思想;紧接着，通过所谓的“经济改革”，厂长、部长、州委书记们摇身一变，直接将自己管理的国营企业、矿山、油田划归己有。
大家想一想，1991年苏联解体后，那些迅速崛起的俄罗斯金融寡头、能源巨头，难道是普通的苏联老百姓吗?根本不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前苏共的高级官员、共青团的领导干部、国企的厂长。
这群窃贼，发现自己不仅掌管着保险箱的钥匙，而且门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裁他们。为了把保险箱里的金条永远变成自己合法的私有财产，他们做出了一个最符合其阶级利益的决定：把保险箱连同所在的整栋大楼（苏联），一起炸掉！
这就是苏联解体的残酷真相。这不是一场革命，这是一场由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主导的、极其无耻的顶层分赃和资本主义复辟。
五、人民的沉默与无产阶级的悲剧
在这个轰然倒塌的过程中，有同志可能会问：那几千万苏联共产党员呢?那上亿的苏联工人阶级呢?他们为什么没有站出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这正是我感到最痛心疾首的地方。
长期的官僚专制统治，早已经彻底剥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结社权、罢工权和大民主的权利。先锋队不仅代替了阶级，而且锁死了阶级。苏联的官方工会变成了发放电影票和组织疗养的行政附属物;各级苏维埃变成了只会举手通过决议的橡皮图章。
当危机来临时，苏联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处于彻底的原子化和解除武装状态的。他们对那个高高在上、只知道发号施令、贪污腐化的官僚集团，早已经丧失了任何认同感。
在老百姓眼里，那个所谓的“公有制”，早就是官僚们的“私有制”了;那个所谓的“苏联”，早就是特权阶层的乐园了。既然国家不是我们的，工厂不是我们的，那你们上面怎么争权夺利、怎么分家，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正是这种由官僚压迫导致的极度政治冷漠，让苏联在解体时，甚至没有遇到一次像样的大规模群众反抗。苏联人民以为解体只是换掉了一批腐败的官僚，能够迎来西方承诺的富裕生活;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那些腐败的官僚立刻换上了“民主派”和“大资本家”的西装，回过头来用“休克疗法”彻底洗劫了他们几十年积累下的所有财富，让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在整个九十年代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深渊。
尾声：历史的教训与我们的道路
苏联解体了，红旗落地了。这是第一次国际共运最惨痛的教训。
从这个巨大的历史废墟中，我提炼出了这几条鲜血写成的结论：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阶级斗争绝没有熄灭。
最大的危险不来自于外部的帝国主义，而恰恰来自于先锋队内部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不解决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的实际管理权问题，公有制就必然是一句空话。
如果只在法律上宣布所有制是全民的，而不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不在分配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么官僚所有制就必然取代公有制。
革命绝不能半途而废，必须进行彻底的继续革命。
老人家晚年的探索虽然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遭遇了挫折，但他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以及试图发动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来打碎官僚特权的伟大尝试，已经被苏联的悲剧从反面证明了其极其深远的历史穿透力。
这是人类历史上为了跨越“周期率”所做出的最悲壮、最深刻的努力。
苏联的官僚们以为他们埋葬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其实只是埋葬了他们自己畸形变异的躯壳。只要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还在运转，只要帝国主义的压迫还在继续，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就永远不会停止。
过去的教训，正是未来风暴的基石。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苏联的倒塌不是终点，而是为下一次更纯粹、更彻底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扫清了修正主义的理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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