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生产队的变迁

一个农村生产队的变迁　　

甘湾生产队，中国农村最基层的单位。全队18户，80多号人。　　

甘湾生产队，座落在湖南省有名的三里溪水库东岸当阳山下。在中国的版图上是找不到这个标地的，就是在县域的地图上也找不到他的所在。　　

甘湾生产队，是我的家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长，在那里读完小学，直到1964年16岁参加工作，我才走出了那个封闭的小山村。　　

说起甘湾生产队的变迁，首先是环境的变迁。甘湾本来世世代代依当阳山脉、傍三里溪河流而生存。新中国五十年代大兴水利建设，在根本没有什么建筑机械的困难条件下，党和政府组织人民群众出劳出力，建成了有名的三里溪水库。水库竣工蓄水，彻底改变了甘湾生产队的环境。水库蓄水淹没了农民们赖以生存的上好良田，只剩山下边一些天水田和晒坡地。水库蓄水淹没了平原上的农舍，不少农户迁出了水库淹没区。甘湾队的农户，都属于淹没线以下的，当年都投亲靠友搬迁出去了，后来由于淹没线到实际淹没区还有一定距离，房屋也没有撤掉，好多户主又搬回来了，还有不少农户就近搬迁到淹没不到的“红线图”区内。水库蓄水后，甘湾生产队农民的屋后是山，屋前是水，本来要修建公路的美好愿望落空了。小山村变迁得更加封闭了。　　

甘湾生产队变迁得更加封闭了。但是，三里溪水库淹没区的人民是作出了贡献的。自从三里溪水库竣工蓄水50多年来，下游灌区60华里范围内的百万亩粮田，再不受干旱、洪涝灾害的威胁，年年丰产丰收。受苦受害的是库区内的少数人，被惠泽的是灌区的几十万人民，这就是少数人与多数人的辩证关系。时至今日，在三十多年不重视水利建设的岁月里，毛泽东时代修建的水利工程，对新农村建设，对农业生产的巨大命脉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1964年秋收季节，我参加工作离开了生我养我的甘湾生产队。参加工作前，在生产队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已经是青年了，依稀记得，1958年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1959年当地农业丰收，直到1961年才觉得粮食紧张，饭是有吃不饱的时候。但是，在我所在生产队里，大队里是没有真正饿死人的。我也没有听说过，在本大队以外、在本公社以外、在本县以外、在本地区以外的范围内，饿死了多少多少人！死人的事是有的。有年长一点的，有身体虚弱一些的，因为粮食紧张，饭没有吃饱，患上浮肿病，加上当年医疗条件差，得不到及时治疗，抱病而去，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也记得有那么三、五个，这是不能胡说八道的。以我的经历证明，那些反毛精英们编造谎言，说“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完全是别有用心！　　

离开甘湾生产队前，我在生产队里满满的参加了三年生产劳动，每年能做5000多工分。三年生产劳动，我得到了锻炼，逐步树立起集体主义思想观念，学到了农业生产的成套技术，使我人生受用不少。　　

那时候的甘湾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产物，是队为基础，集体所有，集体出工，集体分红；甘湾队里人丁兴旺，茶油满坛粮满仓，没有人愁苦，没有人心慌。　　

那时候，甘湾生产队的青壮年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主力，象我的父亲、王队长等一批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就有十来个，我这样的一群年轻人也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接力军。回忆当年插秧割稻捡茶籽时，社员们展开劳动竞赛，干劲冲天，喊着号子，不甘落后的热火朝天场面，至今令我难以忘却。　　

那时候，生产队集体资产从无到有，建起了队办房，修建了柞油房，添置了所需要的新农具和耕牛，实实在在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那时候，生产队经常组织学习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我们农民的思想不断进步，觉悟不断提高，一心为公、一心为生产的集体主义精神逐步形成，社员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那时候，人有多大付出，地就给多大回报。集体出工，组织起来力量大，把山上百亩油茶林的杂树杂草砍得精光，那几年油茶树挂果特别喜人，许多油茶树干都被满枝茶果压弯腰了，寒露时节上山摘茶籽时，社员们个个兴高采烈，手脚灵快的劳力一天要摘200来斤“茶包”。　　

那时候，集体出工，组织起来搞生产，全生产队所有能种庄稼的坡地，全都种上了经济作物，全队所有能插水稻的山傍田，都插上了水稻；夏、秋天，水库放水，水退到哪里，晚稻就插到哪里；在库区，社员把插退水田叫做“捡甩亩”。“捡甩亩”收获的粮食是不交公粮和提留的。　　

那时候，从我参加生产队劳动的三年，到“分田单干”风刮起的年代，甘湾生产队近百号人，靠百亩油茶林吃油，靠人平一亩多点田土吃饭，年年丰衣足食，过着温饱的日子。不仅是过上温饱日子，而且每年还上交国家公粮，上交各种提留，还要为农业基础建设出劳出力。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交提留的负担越来越重，最高的时候，人平每年高达200多元。　　

这就是当年的甘湾生产队，一个奋发向上的、朝气蓬勃的、显示集体力量的、充满活力的、有发展前景的中国农村最基层的生产队。　　

考察一个生产队的变迁，还有一个隶属关系直得说说。甘湾生产队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隶属三阳乡、三阳公社、三阳港镇，这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在大队和村的隶属关系上，却存在几分几合的历史。修建水库前，甘湾隶属永昌桥初级社、高级社；1959年水库建成蓄水后，永昌桥消失在几十米深的水底，甘湾隶属和生育大队，1966年合并到永红大队，“分田单干”后又撤分到和生育村，2011年村组合并，又隶属花山洞村。这种多变的隶属关系对一个最基层的生产队来说，从来没有产生过多少相关联的利弊关系。　　

甘湾生产队的交通条件变迁也是突出的。五十年代水库蓄水前，人们走的是羊肠小道，能够抄近路走出山村；水库蓄水后，阻隔了出行道路，要走出去就要翻山越岭，多绕几公里路；因此，只能靠小木船渡人、运货；开始农民们都是自制小“划子”，逐步发展为机动木船，近几年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又发展铁制机动船。三里溪水库船运事业最兴盛的时候，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那时候，水库里有20多条机动船营运，生意兴隆，船主的收入很可观。有一位唐师傅一辈子在水库驾船，安全行船几十年，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如今他儿子接班了。现在的船运事业萧条了。平时难得看到船只来来往往，只有到逢集赶场的日子，才有船接送几趟人。甘湾的公路至今不通。还是在乡办企业大发展时，乡办红砖厂为了到当阳山脚拉煤阡石，修建了一条两米宽的毛公路。后来，砖厂垮了，毛公路荒废了。这一点五公里长连接村里硬化水泥路的土路，现在也无法跑车了。库区人民经常议论：如果不修水库，我们的家门前就是一条县级干线公路，那多方便啊。　　

甘湾生产队的变迁，重点是八十年代初的倒退。小岗村“分田单干”的狂风暴雨，如滚滚洪流，荡涤完中国所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甘湾生产队也不例外。　　

甘湾生产队改名“甘湾组”。田、土、山全分到户了，生产队公有的队办房、柞油房、农具、耕牛都分了，集体垮了，人心散了，单门独户，各顾各了。　　

当年的青壮年劳力，有好几位归西了，剩下几位都80岁左右，无力打理农业生产了；我们这一批人，有几位参加工作了，有几位搬迁出去了；再年轻些的男女青年们，加入农民工队伍，背井离乡，到处打工，争钱谋生。　　

现在的甘湾组，除了每户种一点口粮田以外，不少田、土都荒芜了。荒芜的田、土，少部分栽了树苗，多数长满了荒草，一荒废就好多年没有耕种。百亩油茶林分到户后再也不“砍山”了，近十年来油茶树稀稀拉拉挂几个果，人们也懒得上山受累捡茶籽了。吃油就靠种点油菜。　　

现在的甘湾组，青壮年都流落在外面打工争钱，一年也难得回家一次，哪家有重要的事，也难得集聚几个人帮忙；我参加过几次丧事，知道现在农村就是开工钱请人，连抬棺材的人都难得喊拢来。　　

现在的甘湾组，人烟稀少，田地荒芜，一片萧条景象。再也不会有集体经济年代大家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了；再也难得出现团结一心，互帮互助，一心为公的那一幕了。　　

现在的甘湾组，人口只会越来越少。因为，已经参加工作的，肯定不会再回去“改变农村面貌”了，已经搬迁出去的农户也不会再“吃回头草”了，出外打工的年轻人，有的与外地人联姻，定居当地了，有的也决心靠打工积累点钱，走出这个闭塞的山村。　　

甘湾组，本来是三里溪水库淹没区，居住的都是当年政府没有按政策安置搬迁的移民，几十年不仅没有得到政府的关心和扶持，而且还有沉重的提留负担。直到2006年，国家开始实行反哺农业政策，才取消公粮和提留，给移民发了一点生产扶持款，但也无济于事，只能永远行走在温饱线上。　　

今后的甘湾组，水库移民不利于久居这个闭塞的山村，国家应该采取二次搬迁措施，把剩下的移民农户迁出闭塞的甘湾。甘湾地盘全部实行绿化，保护水库东岸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保障水库百年千年的最大效率。　　

          彭雪太        写于　2011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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