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村支书的第二天，陆汉满就自己出门打柴。
一望无际的稻田，海风吹过，不时有白鹭飞起。这是2011年夏天，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而同处珠三角的其他村庄，一眼望去，除了房子还是房子。
这些年来，崖口的集体制度是村民进入市场的特殊道路、应对市场风险的一种巧妙方式，也有农村问题专家说，崖口村通过集体进入市场，最大限度的保护了村民中的鳏寡孤独者，体现了社会主义扶弱的特质。
这一片土地的守护者就是陆汉满，他和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一样，个性鲜明。今年初卸任时，他已经在崖口村支书位置上干了37年。村里，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习惯性地称他为“满叔”。
他一生坚持着三不原则——不陪吃饭、不用手机、不讲自己只讲村务。在他的主导之下，崖口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营造了一个外人眼中的“桃花源”。
崖口村农民的荣光
公社体制给崖口村村民们提供了一个“乌托邦”。 1978年人民公社相继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但陆汉满和村里的党员根据村民大量“外逃”港澳、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实际情况，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保留集体生产。
自此之后，陆汉满一生都在维系这套为生存而创设的一村两制——崖口仍为人民公社制度，同时按照市场经济实行自由择业。
在崖口，参加公社劳动的社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他们一般缺少外出技能，农业往往是他们所唯一能从事的行业；另一部分则是外出打工失败，而不得不回村务农的村民。
对于劳动能力最弱的人，生产队也可以安排其放牛。“你会觉得我们很傻，很保守。这个年代还养这么多牛？但是，如果取消了耕牛，我们崖口村就将有好几十位村民失去工作机会。”
陆汉满骄傲地称，“崖口村没有一个人失业。”村民们参加集体劳动，除农忙时，每天劳动时间在4个小时左右。一个人一年的收入一般有一万四到一万六，更勤劳的，可以挣到两万多。
一辈子不卖地
保留集体制度后，陆汉满带领全村3000多人，筑堤围海造田。30多年间，向大海要了3万多亩土地。村里把这些围垦地用于出租养殖水产品，一年可以收租金1000万元，这些钱足够维持农业就业补贴以及各项管理、基建、救灾。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沈原教授认为，陆汉满的这种做法是通过农民共同体的力量化解市场经济的风险，从而保持了千百年来的农耕田园式的生活。
1992年，珠三角刮起地产风时，陆汉满坚持不卖地，有人就找到他儿子，让他搞掂他父亲，然后一亩给他5万元的酬谢。来人还告诉他一个方法，如果父亲不答应，就装着自杀。年少不懂事的陆志农真的照做了，他将绳子绕到横梁上要上吊，父亲陆汉满也拿来一根绳子：“要死我们一起死”，就是不答应卖地。
2008年，村民们想把土地卖出去，99%以上的村民都同意了。陆汉满还是坚持不卖地。“让村民通过劳动，获取有体面、有尊严的职业收入，提高生活需求，安居乐业。而不是把资源、财富套取资金，平均分配到各人，吃完了，树倒猢狲散，这样便成了吃掉祖宗传下来的资源，吃掉后来人永远生计。”
朴素的公平理念
37年间，每天早上8点，陆汉满骑着一辆28式旧自行车准时出现在村支部办公室。除了到中山市开人代会，天天如此。 他长年累月与村民同工同酬，每月除领取村干部的工资外，从不拿津贴。
陆汉满长期住在父辈留下的一幢低矮的平房里，中间一个小厅室，两边各一个小房间。这幢房子不但低矮局促，而且老式陈旧。陆只有小学文化，却酷爱读书。在他的书房中，四壁都摆满了书柜，从古代诗词到现代文学，他无一不读。
从崖口村走出的大学生谭顺宁是他忠实拥趸。他说，无论先秦“天下为公”的思想还是邻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实都“埋伏”在中国人传统思想中，而这种“埋伏”隐约影响着陆汉满。
过他给自己唯一的儿子取名志农，大概是希望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但现在集体制度有消失之虞，这位已经72岁高龄的老人，不愿过多谈及崖口的未来。他只说，37年来崖口村积累的财富有五六十亿元，“这是不容易的，我做到了，很知足，每个人都是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我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卸任前，在他的支持者、现在在中山做律师的谭顺宁的帮助下，崖口村汇编了两本十多斤重的历史资料，详细记录了村里这三十几年的各项重大决定是如何形成的。这位村里早期走出的大学生说：假以时日，“满叔”一定会被记入史册的。（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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