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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部门力推市场化养老,我们交的社保喂了狗了?

江下的老马 · 2019-02-22 · 来源:土逗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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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养老

  

  编按:2月19日,国家发改委等18部门发布《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在养老方面,《行动方案》提出,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推动民办养老机构发展,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支持境内外资本投资举办养老机构,落实同等优惠政策。深化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登记制度改革,允许养老机构依法依规设立多个服务网点,实现规模化、连锁化、品牌化运营。鼓励民间资本对企业厂房、商业设施及其他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和改造后用于养老服务。开展城企协同推进养老服务发展行动计划。

  也就是说,在今后的日子里,养老不能靠政府,还是要靠市场,最终,就是靠钱。

  在整个《行动方案》中,我们甚至看不到社保发挥的作用,社保基金多年的入不敷出,似乎终于找到了“解决途径”。曾经,国企把职工养老作为包袱甩给了社会,有了社保;如今,民企对社保也喋喋不休,想把这个包袱继续甩给市场。其实,企业和政府对当前养老金的亏空都负有不可规避的责任,正是大部分企业实际上未足额缴纳社保、国企改制时遗留下工人养老欠账的问题加剧了当前的养老金危机;从某种程度上说,亏空的养老金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牺牲品。

  今后,养老真真成了市场化运作了。这不禁让未富先老的我们感到一层层的焦虑,我们不敢想象我们老了以后会怎么样,甚至,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老的那一天呢!这个尴尬的养老局面,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本文为你分析。

  2018年底,中国经济最令人瞩目的是两件事情:一件是所谓的中美贸易战,表明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分工体系或许正在发生某种结构性的演变,现存世界体系下各国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朗化,这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另一件是国内民营企业家抱怨经济不景气、经营成本太高而集体“罢工”,老板们不愿再投资导致国内固定资本投资萎缩,这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部矛盾。

  不过此“罢工”与彼罢工不同,得到了国家的积极回应,11月份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提出“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随后就有一系列惠及“自己人”的优惠政策陆续出台,帮助民营企业接盘。那么老板们在抱怨什么呢?其实民营企业的成本和负担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跟国家相关,主要有供应原材料的国有企业、帮助融资的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还有政府税收;另一方面则跟劳动者相关,主要是工资和社保。本文将讨论的是企业社保负担的问题。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解析,我们认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的特点以及其中蕴含的深层次矛盾。

  一个表面上的矛盾

  从表面上,中国社保基金存在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的社保缴费率(社保费占工资的比值)号称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全国社保基金却又存在收不抵支的风险。也就是说,钱交得很多却不够用。

  

  挤地铁的上班族

  图片来源:dramafever

  我国社保缴费率有多高呢?我们主要以社保基金中占比最大的基本养老金为例,基本养老金收支规模占到五项社保基金的70%左右;而在基本养老金中,又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占比最大(收支规模占比90%以上)。从缴费率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缴费率也就是养老金与工资总额的比值为28%,其中20%由企业负担,8%由职工负担。根据社保问题专家郑秉文的介绍:

  “中国社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其中养老保险费率既高于欧盟国家22.5%的平均水平,也高于OECD成员国19.6%的平均水平,甚至是美国和加拿大的2倍多,是韩国的3倍多 。从企业雇主的缴费来看,中国20%的费率是法国的2倍,美国、日本的3倍,加拿大、瑞士和韩国的4倍,企业的负担远高于这些国家……”

  ——郑秉文:《供给侧:降费对社会保险结构性改革的意义》,2016

  按常理来说,养老保险交得越多应该越够用,可是从全国总量上看,从2015年开始,在扣除各级财政补贴收入之后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事实上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首先要说到我国现行养老金在实际操作上是现收现付的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交的养老保险费不是用来未来养我们的,而是已经用来赡养现在的退休老人。那么在这样的模式下,收不抵支就意味着即使“预支”我们这一代人的养老金给现在养老还是不够——想想就头大!(至于为什么会不够,后面讨论过度积累和历史欠账问题时将谈到)。

  更悲催的是,辽宁等劳动力流出省份(往往也是落后省份)养老金账户亏空更加严重。这是由于社会保险基金并没有实现全国统筹,在多数地区统筹水平甚至仅停留在县级。举个例子,老张是一个从河北到北京打工的农民工,企业给他缴纳的基本养老金进入了北京的统筹账户(社保账户分为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统筹账户是大头),到他老了干不动要回老家的时候,这部分养老金却不会跟着他回到河北,而是留在了北京。在基本养老金全国总量已经需要财政补贴维系的情况下,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流出省的困难,相当于落后省份不仅给发达省份贡献了劳动力,还补贴了养老金。如下图所示,2016年在31个纳入统计的省、市、自治区中,已经有7个地区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处于亏损状态,尤其以辽宁和黑龙江两省最为严重。

  

  社保缴费率高代表民营企业的负担重吗?

  许多企业家抱怨社保费率高推高了企业成本,在去年年中政府提出社保费从2019年开始由更加严格的税务局收缴时,有些老板更是担心足额缴纳社保会把企业交垮(emmm也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足额缴纳过……)。那么社保缴费率高代表民营企业的负担重吗?表面上看是如此,但我们认为至少能从以下两方面反驳:

  第一,名义上社保费占工资比例高可能是因为老板开的工资太低了。社保缴费率是一个相对值,是社保费用除以工资,所以说社保缴费率高既可能是因为社保费用的绝对水平确实很高,也可能只是因为工资的绝对水平很低。在媒体的宣传中,后面这个因素是很少被提及的;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工人一直以来都是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

  第二,中国实际的社保缴费率并没有名义数字显示得那样高,大部分企业并没有合法足额地缴纳社保。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占中国劳动力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民工群体并不能被全国社保基金有效地覆盖。根据农民工监测报告,2014年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不过16.7%,此后的数据不再公布,但想必也不会很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难以受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的保护,很大程度上依然如马克思所说的,“要在以往或随着资本的出现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

  

  其次,在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缴纳中也存在普遍的瞒报、低报工资、不足额缴纳的情况。媒体中经常引用的数字是,中国企业中足额缴纳社保的比例不足30%。所以当2019年社保费用由各地税务局统一征缴的消息放出之后,社保费率高的问题才又被拿出来反复说事,很多老板担心瞒不过税务局,真的要严格足额缴费了。一般认为,税务局由于征缴个税的原因对企业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更清楚,执行力更强,因此将严重缩减企业躲避足额缴纳社保的空间。社保足额缴纳的执行对竞争力弱的中小企业有很大的影响,仅社保补缴一项就可能使不少企业陷入亏损。

  可见民营企业所谓的社保高负担其实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转嫁给了工人,企业家们抱怨社保费率高推高企业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伪命题——毕竟,你不能抱怨没有实际发生的事。上述事实说明中国大量中小企业的经营长期依赖一种非正规的用工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劳动者的权益无法得到合法的、完全的保障。正规制度格调通常很高,“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是其底线;而对于靠压榨廉价劳工来积累资本的大量企业家们来说,漠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情况见怪不怪,“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说是够不着的地平线还差不多。

  于是,非正规制度取代正规制度在中国成为了普遍的现象。在生产关系的等级结构中,以农民工为代表的非正规劳工处于最底层。他们是社会财富主要的创造者,却也是增长代价主要的承担者。甚至,他们的处境可能还比不上自然环境。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由于威胁到社会中所有阶级的生活环境,实际上要更容易得到主流话语的关注,比如北京的雾霾问题;而劳工的基本权利则经常湮没在自由市场经济的遁词之中,难以激起人们同等程度的共情与愤慨。

  

  生活艰苦的农民工

  图片来源:腾讯视频

  社保亏空只是因为人口老龄化?

  媒体经常将社保基金尤其是基本养老基金的亏空归咎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在现收现付养老模式的框架下看确实会得到这样的推论。随着人口老龄化,每个劳动人口要负担的退休人员就会增加,养老金收支平衡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但如果跳出现收现付的框架来看养老问题呢?现收现付不过是操作的模式,须知促成事物的直接原因并不等于根本原因,人口老龄化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根本来源上看,退休之后的工人所拿到的养老金都是他或她年轻时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并不是其他阶级的恩赐。社会养老金本来就是社会总剩余产品的一项必要的扣除,或者视为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也并无不当。作为劳动的回报,养老金理应足额给付;如果一个社会的养老金发生不足,实际上就表示原来的养老金被挪作他用了。更直白地说,就是这个社会剥削率太高,把养老金都剥削走了——那它被剥削去了哪里?对于一个连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而言,剩余产品的主要用途就是积累,也就是说养老金被资本家挪作再投资的资金了。可见,所谓养老金不足的问题本质上是积累基金挤占社保基金,是一个由过度积累导致的问题。

  

  图片来源:银发心理科普知识推广

  在这个前提下再来看人口老龄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比较清楚了。人口老龄化的负担是与“人口红利”相对的,不能只让几亿工人贡献廉价劳动力而不给他们养老。当几亿中国工人尚属年轻的时候,这个数量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使得他们的工资和社保基金被压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这就形成了大规模的剩余价值,既输送给国内的资本,也输送给国际的资本;既形成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也成为剧烈贫富分化的源头——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而当这几亿工人阶级年老,亦或遭遇工伤和疾病的时候,高速增长的经济却没有足够的社保基金对他们进行保障。他们只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一波韭菜,在被割去了青春之后,剩下的部分是要烂在土里的。

  ​社保的历史欠账

  最后还要说明造成当前社保基金不足的另一大原因,也就是历史欠账问题。中国现行社保制度虽然明面上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实际上依然是现收现付制,个人账户(为自己未来养老做积累)积累的资金基本上已挪用于统筹支出,形成空账(账面上有那么多钱,其实没有)。为什么个人账户里的资金要被挪出来?这实际上是由世纪之交的国企改制引起的。国企改制造成超过2000万人下岗,这部分工人的养老在旧体制下本该由企业主要负担;但企业已经被改掉了,于是就在新的社保体制下由地方政府的社保基金负担。问题是在这个新体制中,社保基金并不存在对应国企老工人的社保基金积累。为保证社保基金支出,就不得不动用新工人的个人账户部分,于是形成后者个人账户的空账。事实上,养老金缴费率主要就是考虑到历史欠账的规模而制定的。根据统计数字,2013年我国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大概为2.6万亿元(数据引自郑秉文:《中国养老改革之我见》)。

  与之前的分析一样的道理,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这是新工人在养老工人。老工人的养老金是他们年轻时创造的。事实上,国企下岗工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部分养老金的补偿是远远不够的。造成这种假象的原因在于老工人的养老金积累随着国企改制一起被改掉了,事实上形成了一小部分人原始积累的来源之一。所以用“历史欠账”来指称这个问题是很恰当的,只不过债务人究竟是谁,是不太说得清楚的。

  

  国企改制中的下岗工人难以再就业

  图片来源:新浪博客

  尾论

  为什么我们说基本养老金的问题可以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以及其中蕴含的矛盾呢?因为养老金问题直接涉及到了中国经济中最重要的三角关系:劳工、资本和国家。

  首先,我们说养老金问题是中国经济过度积累的后果之一。按道理,积累是为了将来更多的消费,现在提高生产能力是为了以后生产更多消费品。但对一个存在阶级矛盾的社会而言却不是这样简单,积累挤占消费的现象会固化为一种制度,为追逐利润而非提高生活水平而服务。事实上在计划经济年代,出于工业化赶超战略的考虑,中国就存在积累基金挤占消费基金的情况,这是由落后国家的国情决定的。但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工业积累对农业剩余和工人消费基金的挤占在到达一定时期之后就应该开始反哺,比如利用更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提供更廉价的农业机械、生活用品等。

  

  社保缴费大厅

  图片来源:网络

  但所谓反哺的实现是有制度前提的,即社会剩余的支配权应该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公有经济手中,并且工农群众需要对公有经济具备一定的掌控力以防止其发生异化。相反,如果社会剩余主要掌握在私有资本手中,它就首先要满足资本不断增殖的渴望,就必须为了利润和资本积累牺牲工人消费。对资本而言,社保当然不是一种福利,而是成本和负担。再回到社会基金的问题,我们发现如果既要给民营企业减负,又要至少保证社保基金的收支可持续,最后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社保基金入股国有企业。可见,所谓“反哺”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赖公有经济的。但是这种作用在实践中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就是另外一个直接关乎公有制经济性质、工农群众对其掌控程度的问题了。

  其次,透过养老金问题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的高速增长(过度积累)是以很多非正规制度为基础的。企业大规模地普遍性地牺牲劳动者合法权益来获取利润,游走在法律边缘,这种依赖非正规制度的积累体制会积攒相当多的矛盾,进而越来越表现出对正规化制度的诉求。我们从近年来劳资冲突的紧张化,以及集体行动中工人不断升级的利益诉求(从讨薪、补缴社保到涨工资,再到组建工会)中可见一斑。这些正规化的努力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因此必定都会面临极大的阻力;而不同主体的力量博弈将会决定中国企业用工制度、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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