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此次公布的政策具体包括三方面：
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此次改革政策一出台，立马引起广大网友热议，然而，这次网络上的舆情却指向了放开落户可以，但不要总想着接盘、炒房、割韭菜，多想想怎么才能让居民的生活更便捷吧。可以说，这是在经历了抢人大战、房价上涨、限购、变相突破限购、房住不炒等几个轮回之后，普通老百姓的心声。他们不希望任人摆布当接盘侠，只是希望自己和家庭的工作、教育、养老、社保等各方面的服务可以得到真正的实现。
知乎上匿名网友的高赞回答
城市准备好迎接人口了吗？
在众多的城市服务面前，人们最担心的还是这次开放落户政策会不会引发房价上涨？
未来的中国将进入城市群竞争阶段，这可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早在发改委出台放宽落户限制政策之前，石家庄就开始了“零门槛”入户的试水，跟别说去年一年风风火火的抢人大战了。所以，降低入户门槛其实就是在变相破解限购令，很有可能引起房价波动。
2016年9月30日开始，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楼市调控潮，最严厉时候甚至是“坚决遏制房价上涨”，这轮调控已经历时两年多，把楼市2015年以来的狂热情绪硬生生压了下来。
然而地方政府也要恰饭。根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报告》，2018年，房地产“五税”总收入17968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以“五税”加土地出让金的口径来计算，2018年，土地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51.0%，较2017年上升3.3个百分点，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可以看到，过去两年来，人才“争夺战”带来了部分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在这次开放落户的城市中，不乏经济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都相当不错的城市，比如厦门、苏州和长沙，其购房需求短期内很可能会有所增加，人们当然会担心房价问题。
除了人们都十分关注的房价问题之外，其他很多民生问题的矛盾也会随着人口的增多而不断上升。要知道，如今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带着家庭一起流动，那就意味着一次进入城市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
正如知乎上匿名网友的一连串犀利问题：除了那30个城市，其他城镇落户容易吗？小孩落户容易吗？老人落户容易吗？小孩上学容易吗？用交借读费吗？转学籍容易吗？中考高考需要回原地考吗？老人养老金在哪领取，受户籍影响吗？一个人假如半辈子在大城市工作，晚年回到小城市，在哪领社保？千万人假如半辈子在大城市工作，晚年回到小城市，在哪领社保？办理上述事项容易吗，一次就能完成，还是需要跑几次？我们面临的民生问题可不止房子这一项。要想放开落户限制，城市必须要扪心自问，到底承担得起这么多人口的涌入吗？
事实上，中国城市化运动以来，北上广这样的超大城市一直都没有真正向外来人口开放户籍，在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还是会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和增加速度，这次的户籍改革也把这些超大特大城市的限制卡得紧紧的。
所以，城市发展就面临一个难解的矛盾：城市要经济增长，同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将城市宜居的程度不断提高。这时候，劳动力就会自然而然地流入，占用了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给城市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如果政府想限制人口流入，就只能加强户籍制度，对于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实行差别待遇。而事实上为了经济的发展，城市不仅不能过分限制人口流入还要鼓励人口留下来。这样一来，社会和谐的目标必然无法实现。
不是你想来人家就欢迎
不过，很显然，在当前情况下，还是让人口留下来保证城市经济发展比较好。只不过，你以为取消落户限制之后，你会面对上清华还是上北大的问题吗？人家可不一定欢迎一个没有什么消费能力的农民工进城。要知道，在人口在选择城市的同时，城市也在选择人口。
在这次全面放开落户限制之前，看看各地的抢人大战，就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留在城市了。
郑州在2017年底就实现了高校毕业生、职业(技工)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和技能人才实行“零门槛”落户。西安则在2017年3月将落户准入条件降低至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同年6月，西安将本科以上学历落户年龄放宽至45岁，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不设年龄限制。
所以，你看，什么“抢人大战”，什么“求才若渴”，求得的这些“人才”可不包括诸如环卫工、建筑工、临时工等战斗在保障城市基础设施一线的外地工作人员。
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用得上你的时候你是人才，用不上你的时候你也就是人口。除了一个城市里的区别对待之外，不同城市的区别对待更加明显：大量务工人员聚集、对流动人口占据强势和主导地位的一二线城市，根本不在放开落户限制之列。可以说，真正需要解决户籍制度的城市还是不欢迎这些外来人口。而食物链最顶端的北京和上海还是在继续“控制人口规模”。
以深圳为例，深圳非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高达将近七成。在“新型城镇化”的方向下，国务院给深圳严格的人口控制指标：到2020年，深圳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480万人以内，目前只有227万的人口增长额度。
而在各大城市开始“人才争夺战”，着重吸纳“他们要的人”的同时，他们也在赶走“dd人口”。2017年的北京城中村一把大火烧走了多少底层人口？深圳也在去年要把外来务工人口聚集的廉价城中村拆掉，迫使他们出更多的钱来租房。据当地网民爆料，去年深圳的出租屋改造有三类：第一类是改为小产权房出售的，第二类是改为长租公寓经营的，第三类是将单间简单改为一室一庁继续出租的。价格上涨也不一样，四百五到七八百的都有，房租普遍都至少上涨有一百多。
所以，在一部分人争得头破血流要进城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城市套路太深了，嚷着要回农村去。去年火起来的华农兄弟，就来自江西的农村。
华农兄弟的两位小哥就都有在珠三角打工的经历，其中刘苏良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曾在东莞做维修工。多年以后他还是看不到未来，就回到家乡开始养竹鼠，他说男人要有自己的事业，打工是没有前途的。
与此同时，很多很多的人仍然留在珠三角，他们可能对抖音上那首歌“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 有时也怀念当初一切 已经改变 让这天空将你我相连 怀念你”更有感触吧。
你去城市了，你的农村老家怎么办？
所以，总有一部分人还是会进城的，不过，进城之后呢？你的农村老家怎么办？没错，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放宽落户条件的对象是谁？是拥有农村户籍的人以及农民。农民手里什么最值钱！土地！
解放之后的土地改革是从地主手里把土地拿回来重新分配给农民以解放生产力，为工业发展提供基础。但是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工业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农民在无法通过农业生产维持自己生计的背景下，被迫进城打工，出现了大量农村土地闲置和空心村的情况。
有人说，空心村和农地闲置的出现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这种情况下，应当适当进行土地的重新规划和整理。怎么规划呢？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放开户口吸引能够选择落户的农村户籍人口落户，促使他们放弃原有的土地，从而在城镇化建设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将原有的适宜从事大规模集约种植管理的土地回收或者回租，将其转租给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
说白了，就是土地私有化。而这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2016年8月30日，贺雪峰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发表了一场题为《为了谁的农业现代化?》的演讲。贺教授在演讲中把矛头直指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小农经济的弊端太为国人耳熟能详，但贺教授却旗帜鲜明地说：“农业现代化应当为小农服务，而不是走向新型经济主体为主导的方向。”贺雪峰说：
“假如我们推动土地向规模经营、向工商业资本转移，搞这样大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当农民进城失败了，在城里生活不体面，想回去还可能吗？没有任何可能性了，他们回不去了。如果失败的农民回不去了，城市里就有火药桶，城市甚至国家的稳定都成了问题。”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回想一下几十年前，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经历了巨大的经济结构变动之后，当下岗潮与民工潮汇集到一块儿，居然没有引发社会动乱，居然没有出现城市居民大规模排斥外来务工人员的现象。为什么？正是因为广大农村成为了转嫁经济危机的蓄水池。对于广大农民工而言，他们为城市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却由农村为之提供公共服务。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真是一个奇迹！
所以，我们应当看到，城乡二元体制并非单纯地造成了农民与市民之间的不平等，也可以成为农民的保护性机制。真的完全取消户籍限制，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是一方面农民进城做接盘侠、任人宰割，另一方面资本大规模下乡和农民失地。
简单来说，受伤的总是我们农民，别说自己地不地道，从现在的户籍上看，我们大部分雇佣劳动者都是农民。这么一说，我们岂不是前途无望了？也不能这么说，我记得秦晖教授曾经有一个建议：在各大城市建立贫民窟，把外来务工人群留在城市，消除城乡二元格局。
当然了，这可能只是秦晖教授的玩笑话，如果我们不想简单地凭借道德口号，就把复杂的体制问题打发掉，那么就需要以更公正的视角来审视土地所有制和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不在于如何进行户籍改革，而在于如何尽可能地削弱它的负面因素，增加它保护农民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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