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如果连中国人自身的繁殖或再生产都出现问题，又何谈什么生产力的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又何谈丝毫的进步和文明？
最近，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杭州，开始发钱，鼓励年轻人结婚。国家发改委的有关人员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宣布要建立“育儿补贴”制度。
这两件事放到一起看，无疑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中国的人口问题。显然，从国家到地方，都已经看到了中国人口的严峻性，不过，靠金钱解决人口问题尽管是一种选择，但是，总有一种把“捡树枝”视为盗窃林木行为的感觉，一些官员的认识水平，并不比马克思所批评的十九世纪德国莱茵省议会议员的认知高明多少，他们与这些头脑简单的议员们看不到“捡树枝”背后的“物质利益”一样，看不到今天中国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子背后的“几座大山”，只会一味慷国家资金之慨，用金钱开路解决问题。也许他们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这种歪理邪说的忠实信徒吧。
中国的新结婚登记和新增人口，已经连续几年出现滑坡，而且有加速度之势。从2021年中国新增人口跌到48万以来，尽管有关部门喊了好多年“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口号，又是“延长产假”，又是“给丈夫放产假”，但是并没有什么起色，2025年一季度，全国结婚人数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9万对。显然，官方这种又大又空的所谓“生育友好型”，对年轻人并没有多少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不结婚、不生子的行列。据说，目前全国大龄不婚青年已经达到1亿以上，县级医院大多数已经没有了产科，这两个数字如果属实，不知道能否刺激到官方那些混日子的人？如果他们仍然悠哉如故，只能说明，中华民族的命运被交给了一群玩世不恭、不负责任的败家仔手上。
当代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不生子，根子很清楚，连普通老百姓都看得很透，就是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生育不友好”的社会，具体来说就是住房友好、教育不友好、用工不友好，福利不友好等，使得当代年轻人居不能安，业不能乐，安居乐业成为一种幻想。生活压力大，工作不稳定，收入不稳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前途、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婚姻，无一不遭受资本的摧残。
首先看住房不友好。房子被称为压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那些没有背景、没有势力、没有积蓄的青年人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27年前的1998年，中国政府抛弃了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实物分房制度，换句话说，就是剥夺了新中国赋予中国人民的这一福利，反而以牺牲人民的福利，换取所谓的“经济增长”。从那时候开始，随着地价、房价的双增长以及伴随而生的高彩礼，成为年轻人结婚成家的巨大的障碍。即便这种住房制度对年轻人如此不友好，即便当今的商品房已经严重过剩，仍然没有一个决策者想办法切实解决年轻人的住房问题。
其次看教育的不友好。自1998年开始教育产业化以来，教育成了少数人赚钱的工具。在“现代化”“国际化”的幌子下，从幼儿园到中学再到大学、收费越来越高，教师的待遇越来越高，责任心越来越差；教材变来变去，而且是越变越差，越变学生的书包越重，但是每变一次，都成为捞钱的机会；伴随着教材的变来变去，课外辅导班收费越来越高，让一代又一代年轻家庭倍感压力。
第三要看用工的不友好。今天的中国，私营企业遍布天下。这些私营企业除华为这样的企业外，大多数对员工的剥削程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没有的，甚至超过西方资本主义早期。不仅996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常态，而且员工上一天班有一天工资（这个工资大多数是最低工资），事假病假都要扣工资，没有任何福利可言也是常态，有的甚至恶劣到连婚假、奔丧这样的请假都要扣工资的程度。
当然，“不友好”的东西并不止这些。然而，官方面对这些“不友好”深层次原因，却视而不见，或者说揣着明白装糊涂，尽管已经普遍存在不结婚、不生子的现象，中华民族的繁衍存续都成了问题，但是他们除了“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已经拿不出丝毫切实解决问题的办法。由此不难看出，这些官员的屁股坐在了哪一边，他们在资本所结成的利益集团面前，是多么的软弱，宁可让老百姓一次次失望，也不愿意触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用今天时髦一点的词来说，就是他们宁可让老百姓愤怒，也要“跪”在利益集团面前。
中国社会的这种“不友好”，恰恰印证了马克思所阐述的一个原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今天中国的物质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其主要标志，就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甚至是劳务派遣这种“包身工制”），人们的社会生活，如婚姻、恋爱、生子、受教育等，无不受到这种生产方式的制约和影响，换句话说，正是建立在这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方式，成为当今青年不结婚、不生子的桎梏，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如果连人自身的繁殖或再生产都出现问题，又何谈什么生产力的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又何谈丝毫的进步和文明？
“人类自身的增殖或再生产虽是自然现象，但主要是社会问题。一方面，劳动人口是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及结合形式，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趋向，而劳动者的消费水平也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所处的社会制度所决定”，“讨论人口问题，不能不从现象进一步探究它的终极的、经济的原因”。这是1980年发表在《中国史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为宁可，题目为《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读罢这篇文章，不由得令人感慨，中国并不缺乏真正的学者，他们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并非没有深刻正确的认识，然而这些真知灼见并没有转变为正确的政策，相反，四十多年来那帮官僚、学者，尽管穿着洋装、披着各种耀眼头衔，似乎比洋人还洋人，但站在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角度看，他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以及他们所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除了用“极端糟糕”来形容，没有更恰当的词汇了，更遑论他们能拿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治本之策了。
有关资料显示，自第一次有正式全国人口记录的西汉平帝原始二年（公元二年）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口经历了五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战国中期的三千万人口；第二个台阶是从汉到唐的六千万人口左右；第三个台阶是从北宋后期的一亿左右人口；第四个台阶是清代乾隆初年开始，到鸦片战争后的四亿。第五个台阶是新中国三十年全国人口从五亿四千万激增到九亿七千多万。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只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对人的繁殖或再生产“最友好”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只有搬掉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几座大山”，让人们能够居有所安、业有所乐，不为住房发愁、不为就业发愁、不为教育发愁，不为生病发愁，当今中国的人口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困境。任何一个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负责的人，尤其是手中握有决定权力的人，都应该站在这个角度去考虑，而不能囿于一己之私，或者某个集团的特定利益，否则按照目前这种势头发展下去，他们将被后世子孙所唾弃，成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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