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建社会的生命权
中国几千年的礼教封建社会中，底层民众的生命权从未被纳入制度保障范畴，核心根源在于生存资源的高度垄断，以及系统性的压迫与加害。
土地作为主要生产资料，被官绅阶层牢牢掌控。民众或许有几亩薄田，或许连几亩薄田都没有，一年辛苦劳作仅够糊口，即便在风调雨顺的年景，生病也基本无力医治。若遇到婚丧嫁娶或家庭大额开支，只能借高利贷，用来年的收成作为抵押;一旦遭遇灾年，食不果腹与还本付息的压力便会接踵而至，卖儿卖女成为常态。
礼教社会本质上是加害型社会。如果老实农民有几亩好田，不幸被地主盯上，地主绝不会按公平交易原则购买，而是会勾结官府设局，让农民吃官司，最终霸占其土地。加害的理由五花八门：有漂亮妻子会被加害，借贷不还会被加害，遭遇土匪会被加害，官府制造冤案需要顶罪也会被加害……总而言之，农民的生命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因此，生命权缺失是封建礼教社会的显著特征，即便贫穷，能安静祥和地过完一生也是一种奢望。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民众更是命如草芥。
中国封建社会实则是隐性奴隶制社会，人的生命与自由随时可能被剥夺。西方的奴隶制是带铁链、受惩戒的劳役奴隶制，属于显性奴隶制;而中国的奴隶制，则掩盖在三纲五常之下。以君臣关系为例，臣子便是奴隶，是皇权的附属品，官员的仕途是以生命为抵押交付给皇权的——见了皇帝要匍匐叩首，欺骗皇上便会被砍头枭首。皇上平时对待大臣或许淡定平和，但到了特定时刻，便会将其处死甚至满门抄斩。
考察家庭关系，妻子与子女同样处于类似奴隶的地位。儿女可以被买卖，且往往遮掩在各种“正当理由”之下，如童养媳、过继，甚至直接明码标价。年景好时，代际关系或许父慈子孝，但一旦遭遇生存危机，卖子卖女甚至卖妻的情况便会发生。妻子肩负明确的生育任务，农户家庭的妻子平均生育7—11个孩子，除此之外还需协助农业生产。总之，封建社会的生命权得不到保障，其根源便在于这种隐性奴隶制。
二、1949年后的生命权
1949年革命成功后，民众的生命权实现了质的飞跃，截至文革结束时，人均寿命已大幅提升至近70岁。从个人层面来看，各种导致突然死亡的意外原因基本消除，这主要得益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
在旧社会，妓女是底层最悲惨的群体，有经济学家统计，妓女的平均寿命仅9—13年，大部分人活不到老年。革命成功后，政府对这一群体进行了妥善安置，让她们过上了有家有业的生活，不再遭受歧视，晚年还能领取退休金，拥有有保障的生活。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社区的不少老工人，在旧社会都是一无所有的重体力劳动者，1949年后，政府为他们安排了工作，提供了各类福利待遇，晚年也能享有退休金。因为人们被组织起来，有了单位作为依靠，受到单位的保护，意外伤害致死的事件被降到了最低。
此外，医疗体系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社会缺医少药、有病不治的状况。当然，那时也存在乞讨和拾荒的人，这是旧社会遗留的贫困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缘故，从社会制度层面而言，民众的生命权是有保障的。
三、政府的生存权保障责任
政府有责任保障公民在丧失劳动能力时，能够获得维持基本生活的资源。但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主要以企业和职工缴费为主，个人若没有工作，需全额负担养老保险费;而居民养老保险则以个人缴纳保费为主，政府虽有补贴，但数额非常微薄。
当前，城乡居民月均养老金约为246元，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约798元/月、农村低保平均标准约594元/月，居民养老金水平远低于低保标准，且低保的看病报销比例更高，这意味着居民养老金所能支撑的生活，甚至达不到低保的保障水平。许多人退休后因此面临生存困境，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最终可能直接体现在寿命长度上，养老问题已成为社会难以解决的痛点。
四、失衡的发展模式：生命权危机的根源所在
晚年生命权保障的缺失，并非偶然现象，而是“重发展、轻民生”的发展模式埋下的必然隐患。
从经济学原理来看，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本应形成稳定的匹配关系，增长红利需同步转化为民生保障水平的提升。但在现实中，大量资源被投入到看得见的大型基建项目中。以北方某个二线城市为例，地面公交、出租车、网约车的运力早已饱和，城市却执意铺展庞大的地铁网络，甚至将站点延伸至无人区，造成建设与运维成本的巨大浪费。在地铁的竞争下，出租车、网约车、公交车的生意一落千丈，不仅造成运力浪费，更导致司机的生活陷入困境。
另有一处遗址区公园，拿到了周边几十平方公里土地的招商权，时间跨度将近20年。但无论招商顺利与否，区内的民生疾苦始终无人过问，许多老旧小区破败到无法居住的程度，环境肮脏杂乱，甚至连基本的天然气都未接通，不少老人便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贫病交加，悄然离世。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大项目拉动GDP数据，却挤占了本应用于提升养老金水平、扩大低保覆盖范围、完善医疗保障的资源。中美日三国福利支出与GDP占比的对比更能印证这一点：加拿大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3.1%，美国核心社保支出与经济体量高度匹配，日本这一比例达18.6%，而中国全口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长期仅13%左右，且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当发展的重心始终偏向“面子工程”，而非“民生兜底”，晚年生命权的危机，便成为了无法回避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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