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是追求平等的表现
仇富是社会公平的精神武器
仇富具有追求平等的进步意义
----在“贫富分化背景下的为富人说话研讨会”上的发言
北京大军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时 间：2007年8月18日下午
地 点：金码大厦三层二号会议室
在座都是老朋友，茅老引起的当前社会这场风波，从深层次看，还是个理论问题，甚至是个理想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国社会应不应该拉开这么大的贫富分化差距。自古以来，社会都有着不同的理想，平等、平均、公平都是各个时代隐藏在社会中的强烈愿望。就象美国黑人马丁·路德金所说的“我有一个梦想”一样，中国的平民百姓都有着一个追求平等和均富的理想。建国之后，曾经一度达到过这个理想，但是，改革后的今天，这样的理想又被击得粉碎。
所以，今天的讨论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实际上是当前中国社会理论体系的冲撞，思想的博弈。到底是在中国建立共同富裕、均衡发展的社会主义，还是建立封建特权的资本权贵主义？茅先生话语反映的深层问题还是两条道路、两个目标的问题。
改革开放这么些年，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贫富分化。是肯定这种现实，还是否定这种现实？都反映着社会心理的追求，都表现在我们这些人的发言当中。有人肯定、支持这种分化，有人批评反对这种分化。各有各的道理和理论。学者到底应当如何表态？在座的学者肯定是不一样的，学者是社会群体的代表，他肯定代表着这个社会各个群体和不同的声音。
在这里，我想谈一下我的观点，尽管我和茅老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从1988年认识，到现在快20年了，这些年来我们都属于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感觉到茅老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是不合时宜的，说话的措辞也不严谨。譬如“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个题目，这种说法就不科学。为什么光提为富人说话？不提为穷人说话？这种表达方式不全面，容易引起分歧。
尽管，茅先生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话是有用意的，譬如，想为一些合法的靠勤劳致富的企业家辩护，矫正社会不合理的仇富心态，但我可以明确地说，茅先生还是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中国有句古话，叫此一时彼一时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社会财富的天平已经发生了这样大的倾斜，茅先生还在为富人的一端添砖加瓦，这反映出茅先生的不识时务，或者是年龄导致的思想老化。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由于中国有着深厚封建专制和特权等级制传统，由于中国在体制和制度上并没有进入现代民主化，这种国家最容易制造贫富差距和权利差距。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以基尼系数来衡量已经非常高，至于说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身份差距以及官民差距都很大，由于这些因素，中国的财富分配并不合理，社会发展十分不均衡，导致社会上的“仇富现象”日益抬头。
但仔细分析起来，仇富又不一定是一个卑劣的传统习惯，实际上仇富还有着它进步意义的一方面。譬如可不可以这样说，仇富是对社会平等的要求，仇富是追求社会公平的精神武器！仇富不一定只有偏狭意义，也有它的公平正义性。从人类发展史上看，如果没有“仇富”一类的平等的要求，人类社会可能还处于封建奴隶时代，平民大众仍然匍匐在奴隶主贵族脚下。
西方的人权宣言中不是说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吗？同样是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平等？也许有人会说，人家富是因为有本事，体育、文艺明星是靠个人聪明才智得来的，企业家致富是靠市场效益到来的。但在一个权利平等的社会里，制度的安排将缩小人际间由于能力所导致的财富方面的巨大差异。竞争并不一定意味着非要象动物世界那样残酷淘汰。人类毕竟不是动物吗？
但当前中国的社会制度却越来越朝着有利于精英的方向发展。这看来是一种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诞生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所以，仇富并不一定是穷人普遍地仇视富人，而是仇视导致贫富分化的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并不是他们天生有毛病，天生令人可恶，而是他们所处的这个使他们的富裕的社会制度遭到嫉恨和谴责。
譬如，北京北郊有个叫“一千栋”的高档住宅小区，里面都是几千万元一栋的高级别墅楼，房子的面积在500-1000平方米之间。打造这样的住宅有什么必要呢？一家几口用得上住那么大的空间吗？在一个环保的时代，有必要如此大手大脚地消耗财富和土地资源吗？有了钱就非要奢侈浪费吗？看看北京的街道里，还有多少老百姓住在那狭隘窄小平房里！
这种贫富差距的确令大众反感。在这里，仇富并不是一种狭隘的嫉妒心理，或者是一种什么丑陋的中国历史传统。实际上仇富是一种要求社会公平、要求人格平等的表现。但这种现象的出现，问题根源也不在富人那里，而是我国的制度规定，是这个制度允许让社会成员在财富方面拉开巨大差距，使一部分有钱人去奢侈消费，让另一部分人陷入贫困。所以，我们着重考虑和质疑的是：中国为什么出现了这样一种贫富不均的制度！这种制度和现实合理吗？
按理说，当发展的天平出现了歪斜，理智的学者应当纠正这种歪斜而不是加剧歪斜，但如果仍然维护这种畸形的发展，那就要遭到社会非议了。但中国社会有着强大的封建残余影响，中国是个奴隶主的国家，奴隶制残余一直延续到清代。几千年的老爷、奴才不平等文化形成的贵贱思想，使一些人心安理得地打造贫富差距。在这些人的意识里，有了钱就是要穷奢极欲，社会就是要贫富有别，社会就是要有高低贵贱，社会就是要有穷人和富人。
应当说中国的精英文化有着强大的历史惯性传统。而矫正这种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最大力量就是历史上的贫民造反和起义，平民百姓的抗议是唯一矫正社会不良现象的手段，仇富思想也是一种精神武器，使那些富人不敢过度骄奢淫逸。所以，从本质上分析，仇富正是人类对平等的一种追求。正是这种思想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使人类社会走出了奴隶制、君主制和封建制，并走入今天的民主大众的政治时代。在这里，我们怎么能把仇富看做是一种丑陋而低劣的狭隘心理和刁民意识，甚至把它上升为一种劣根的民族传统呢！？
至于说当前社会上对茅老的一些批评对不对，是不是误解了茅先生？我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茅先生千万不要认为平民百姓都是阿斗。他们凭着本能来判断是非，这种本能有时是比知识和经验更准确的。
中国的学者责任重大，在中国社会已经分化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学者如果不能正确代表社会要求的话，肯定会遭到攻击，甚至还有暴力的行为。今天大家坐在这儿，学者之间的攻击批判甚至谩骂都是轻的了。要在社会上，甚至都能动手打起来。我们国家历史上屡屡发生暴力，当一个社会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时候，暴力就要出现。当然我们不希望矛盾激化到那种程度。但今天的中国社会的确非常危险，既然非常危险了，我们学者就有责任调和这种危险，平衡各种社会矛盾。茅老先生恰恰是在激化矛盾，是非常不明智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毛病，有偏激的毛病，包括在座的学者，黎鸣先生就是典型的偏激，语不惊人誓不休，非要走极端，非要与别人不同才是英雄。不应该这样，中国知识分子要有儒家的传统，中庸的传统。什么是中庸？中庸就是不偏向一方，谁偏了，就纠正谁。谁过于强大，过于霸道，就去抑制谁。说到底，就是总是站在弱者一边。
知识分子要认识到说话的责任，我们影响的是社会的话语，如果不能正确分析引导当前中国的问题，就会给社会带来分裂和内乱的问题。对于中国的社会矛盾，我们要看到这种不合理分化的事实。中国民间的愤怒，大众的愤怒，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而不是持一种否定的或者偏见的看法。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从当年平均主义的极端，走向了一个贫富分化的极端。并且，改革开放在政治上反而是一种倒退行为，把清末以来所取得的社会政治进步都否定了。譬如1982年修改宪法，把劳动群体维护自身利益的最重要的一项权利----罢工给删掉了。改革开放就是收缴劳动群体和人民大众的政治权利，象大鸣、大放、大纸报等言论自由统统被禁止。我认为这同样是不合理的，是错误的，如同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同样不合理，现在需要做的是应该矫正这种极端，而不是纵容这种不平等的改革。
没有政治权和罢工权，谈何收入分配！就现在的政治架构来讲，富人都是合理的。在现行的制度下，在法律层面上所有有钱人都是合理的。问题是，我们要把矛头对准不合理的现行制度。为什么共产党的国家把罢工权力取消了？这样的政治缺陷都不谈，还谈什么权利和人权！所以要解决根本的问题。富人在现行制度下都是合法的，但是我们制度不合法、不合理，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改造的是现行制度，而不是把矛头对准穷人和富人，制造国内矛盾，要对准这个不合理制度设计。
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带来极左，但给中国的穷人带来益处，中国的穷人是欢迎马克思主义的，尽管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损害和迫害了富人，使富人痛恨马克思主义，但是穷人还是欢迎马克思主义的。现在中国需要的是平衡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大公的思想，中国社会按理说在历史上不应该是一个分化非常厉害的国家，在儒家文化影响下，财富分配不会出现特别大的差距。
今天我们搞市场经济，由于经验和制度的缺陷，社会分化已经非常厉害，加上中国是封建特权等级社会，使中国的经济成果分配得十分不平等、不公平，我们应该认识这种现实，大家都是搞经济研究的，对数字都很清楚，GDP有多少被政府和资本拿走了，有多少被劳动拿走了，这是非常清楚的事实。目前我国的劳动收入达到GDP的百分之二十就不错了，百分之四十被财政拿走，百分之四十被资本拿走，这么大的劳动群体拿这么少的GDP合理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站在资本和权力的立场上说话？茅老搞经济研究，对这方面的事情应当非常清楚，我不明白茅老为什么没有从这些数字出发来分析判断问题。中国的劳动收入低于资本收入，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连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最残酷的发展年代也没出现过这种现象。我国一年的工资总额只占GDP的11%，加上非正规职业者和农民的收入不到20%，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平民大众能不有意见，能不愤怒吗，茅老说的话能不遭到谩骂吗？
把这个问题旗帜鲜明把问题讲出来，承认中国当前的分化和发展极端不均衡的状态，目标不是攻击哪些人，为哪些人说话，而是要设计一个更加合理的人性的社会制度。我们要承认，中国的企业家是在社会改革中起着巨大作用的一批人，这个群体中积聚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他们的富裕主要是来自个人的才能和勤奋苦干，当然也有很多依靠了特权与权力。要对这一群体进行综合分析，好的坏的可以说都有。
富人是一个社会财富的管理者，他们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管理者和创造者，其身上责任重大。一个国家发展的好坏，在于富人明智与否。现在中国最危险的事是富人缺乏制约，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这种状态一是可能导致富人忘乎所以，浪费社会财富，二是容易产生社会矛盾，拉大社会差距。
我本身就是民营企业家，企业家的朋友很多，富人朋友也很多。但我现在不怎么为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已经是被优惠的群体，甚至是特权群体和强权群体，他们已经有着强大得多的话语权，甚至霸权。因此，我们应当更多地为那些弱势群体说话，以制衡权力和力量的不对等。
另外，中国的富人的确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表现得不如人意，对社会责任、社会进步贡献不大。我想，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现行体制，资本已成为权力的附庸，资本也难有作为，甚至只能谨小慎微的生存，直不起腰杆子。政治体制存在的缺陷以及传统的意识形态，导致中国的新兴富人阶层产生扭曲和畸变，以致使他们成为社会责备的对象。即使他们有抱负想为社会做些事，有时也无可奈何。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社会要有理解力。要相互理解，但要找出问题的根源。各种原因都需要寻找。包括我们在座的学者，在考虑问题和说话的时候要想的深一点。譬如，如果我们看到了财富的背后是权利和权力，是制度安排，那么我们会从更深的角度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去抢劫一家富豪，或诅咒所有的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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