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者：跨国公司在中国增多可能改变国家性质

美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增多可能改变国家性质

    

    人们一般认为，中国正在作为未来的绝对经济超级大国出现在世界上，尽管她越来越意识到存在严重的生态问题和日益增加的社会不平等。很多作家预言中国最后加上印度将成为世界强国，挑战日本、欧洲和美国。
    从根本上说，中国发展的可行性并不在于她的经济增长率和创造工作岗位的能力，而是在于生产、流通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现在出现的对劳动力的剥削、农民的大规模转移、国营企业专业的和半专业的数百万产业工人的下岗、企业的破产和卷入直接行动的倾向增多，这些预示着将出现大范围针对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富有的阶级的阶级斗争，因为对他们的保护将会针对数以亿计被剥夺的工人和农民。这种情况将考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
    我们看到同时出现的两种力量，即外国资本在中国越来越多地占有和阶级斗争的加剧。这两种现象的交叉将改变或改造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在分析中国的经济活动时，“中国制造”并不必然地意味着中国人是它的主人，在政治－领土－法律的范围内包括从事贸易、生产、分配、金融、大规模和长期的研究与开发的非中国的经济单位，需要确定中国的和非中国的经济单位和要素的不同表现。要看到中国的和非中国的经济单位有活力的倾向，确定它们中最后谁占居主导地位。一般来说，人们忽视非中国的经济单位增长的速度更快，在中国出口和进口中的份额增加，它们的利润和对新的经济部门的增长的控制也随之增加。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深和扩大它的“自由化战略”以来，这是特别明显的。外国人掌握的企业的增加意味着投资、商业、出口、金融、布局和决策的实现有利于跨国公司全球的需要，这得到它们的帝国的支持。非中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更多地出现，它们对经济增长有活力的部门的影响相应增加。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力下降。重要的是要考虑到战略性增长的经济部门与国家的密切关系，跨国公司在中国增多有可能改变国家的性质，支持外国所有的跨国公司的政策的声调增多。这将是一个中期或长期的进程，除了资本提高经济扩张的力度以外，还于取决于一些因素，比如本国社会冲突的加剧，或外国的经济与军事的对抗和威胁，都可能削弱甚至破坏有力的经济扩张和对外国跨国公司的控制，其结果可能是贬低或缩小中国的作为。另外，如果我们将跨国公司看成是主要的帝国强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延伸，是帝国嵌入中国经济的有力的前哨阵地或飞地，我们应当认识到它是帝国发展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在帝国的强国扩张的同时，中国的政治－法律在发展，最近25年来的情况是明显的，也许今年几十年也是这样。
    另外一个观念也是有问题的，即认为外国投资和跨国公司是为中国的战略目标服务的，正如当年美国利用英国对铁路的投资目的是为了扩大美国的资本主义一样。外国投资加速进入中国广泛的经济部门，作为“自由化”的后果，中国的“精英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成为最新投资的企业共同所有者有控制权的成员或是少数股东。随着跨国公司垄断一些重要的部门或至少领导着关键的企业的管理，外国投资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战略的观念将失去意义。当中国国家在基础设施（铁路、港口、航空运输等）进行大量投资时，跨国公司增加它们在中国市场有活力的部门的作用。中国的财政为基础设施投入资金，它是高成本的、长期的和大规模的工程，而回报率又很低。
    中国经济增长在地理上的范围和涉及的人口是很有限的，沿海地区和内地差别很大。考虑到缺乏国家在经济上的一体化，而与外国帝国的强国（日本、美国和欧盟）在投资和贸易上高水平的结合，特别是几乎所有的外资企业或外国人控制的企业集中在沿海的经济区，谈论中国的国民经济是有问题的。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看到，更多的是在外国企业所在的地区的发展。从地理上说，中国的增长是很有限的，在这些地区更有活力的企业不是中国的企业。国家的收入和支出加强了地区的特点，从最好的情况来说，在国内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而原料和食品部分减少了。外国的劳动力和新殖民地为帝国的强国服务。
    在分析中国经济时，另外一个有分歧的问题是积累和分配的进程。整个积累、再生产、集中、分配的进程是有领导地进行的，使外国和本国数量很有限的资本家获利，给一些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带来好处。外国和本国的企业家得到官方的补贴、转让和市场份额，他们的竞争有两个特点：共同支持增加资本获利的份额，共同反对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抗议或要求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而做出的任何努力。企业家们以国家的名义设计或要求实行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的发展政策，让那些决定政策的人以某种方式代表工人、农民和失业者的利益。关于衡量中国生活水平的问题，多数分析人士将生活水平与货币收入比较，结论是认为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贫困已经大幅度减少，机会增多了。这些推断是很有问题的。衡量生活水平远不止是看居民的货币收入，特别是在经济从社会主义向向自由市场过渡的时期。免费教育和医疗、带薪休假的取消表明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些都应当从货币收入中扣除。流动的数百万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人的收入还包括食品及电器的补充收入，这也要从货币收入中扣除。生活费用（房租、能源、电、水等）的增加应当从货币收入中扣除。此外，在生产出口产品的工厂里对劳动力的榨取所造成的体力上和精神上的损害增加了身体残疾、工伤事故和死亡的可能性，劳动条件变坏也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下降。地方官员向农民工收取各种费用，私人企业主拖延和不支付农民工的工资，工人的房租使不动产的投机商获利，这些都使农民工的生活水平下降了。虽然个人消费在时间和地点上以很不平等的方式增加了，但是就业、土地的占有、物价、退休没有保险等在生活条件中又是负面的。如果根据货币收入对群众的生活水平的估计偏高，那就是对新的富翁的阶级的估计偏低，没有把他们得到本国和外国更好的私人医疗和教育包括在内，他们容易从政府设计的政策享受特权，他们积累了生产性的和金融的物质资产，他们有豪宅、高档汽车等非货币的资产，单从货币收入衡量生活水平，必然低估了这些新的富裕阶层的生活水平。在中国群众的生活水平作为整个商品和服务的一部分生活质量下降很快。特别是如果考虑一下他们居住和劳动的生态环境的不平等，这就更明显。科学家们和观察家对中国没有控制的国家的和私人的公司的扩张造成水、空气和土地的污染不断增加已经写了很多，谈了很多。但是很多观察家没有注意到的是工人、农民、工资很低的阶层的人群的疾病和死亡增多，他们在劳动的场所，在城市之间的流动时，他们对公共用水的依赖，他们的住房的位置受到污染。那些富有者和领导人住在污染少的地方，喝的是瓶装水，他们在乡村和海边有别墅，可以躲开污染的空气，汽车里有空调，他们的住房和乡村俱乐部远离污染的矿山、工厂、下水道和垃圾场。在工业高增长的地区，呼吸系统的疾病和儿童的疾病都增加了。生态的贫困化是生活水平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对生活质量带来消极的影响。现在不平等在加剧，对生活水平的衡量以居民的人均收入为基础，而对货币收入的衡量方法是几乎没有用或很有限的。人均收入掩盖了5%的上层和75%的居民之间突出的不平等。平均数是一个对大多数人实际的收入水平有欺骗性的统计工具。
    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公共道德的衰落也是普遍被承认的。中国是世界上公共官员腐败现象较多的国家之一，这不是必然发生在与私人部门的交易当中。经过洗钱有数百亿美元被中国的“精英们”非法转移到了国外，他们在美国、加拿大或是英国购买不动产、股票和债券，为他们自己和家人支付昂贵的医疗和教育费用。腐败侵蚀着中国的经济生活和公共生活，以至地方的城市的官员，他们巩固了自己的特权，又产生一些新的腐败官员。
    中国的高增长率和对本国和外国私人投资的吸引力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人力基础投资和资本投入的产物。中国1949年革命的胜利创造了经济持续发展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恢复了国家的主权。中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束了国民党时代的高通货膨胀、腐败、对公共财产和金融系统的掠夺，为新的稳定的倾向和财政纪律奠定了基础，开始重建受到战争破坏的经济。中国组织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计划（公路、港口、机场、铁路、灌溉、控制洪水、输电线路等），实现工业、农业和商业的高速增长，消除了在西方和东方帝国统治下存在几十年的大范围的饥饿。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进行一些战略性的改革，为长期的增长打下了基础：在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的扫盲和卫生运动，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包括数百万工程师、科学家和专家。同样重要的是把乡村的农民变成了有专长的、生产性的和守纪律的城市工业的劳动力，在建立复杂的劳动分工的进程中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钢铁、煤炭和设备等工业的生产为轻工业和廉价的消费品工业打下基础。在农村对分散的和没有生产的农业用地实行机械化，向合作社提供社会的支持，以后生产的单位变得更大了。没有这些深刻的变革，永远不可能建设国家，不可能出现生产性的经济。发展的进程不是完全直线的和稳定的：目标过于雄心勃勃，过高估计了组织和技术的能力，比如1957－1958年的“大跃进”，出现了暂时的挫折，特别是给农村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尽管在所有制的关系、阶级的结构发生了激进的变革，采用新的平均主义的准则，仍然保留着旧社会“商品的、封建的、家长制的和殖民的”根子。如一些干部通过强迫命令等手段以国家的名义将农村合作社剩余的部分交给中央政府搞城市的工业化。以后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挫折。但在此之前进行的战略性改革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环球视野摘译自2006年4月10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