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六十国庆的“反毛方阵”

六十国庆的“反毛方阵”
黎阳
200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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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只看见了国庆六十周年前夕诞生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却没有看见几乎与此同时诞生的“反毛方阵”。
　　2009年9月27日，“奋斗创业”方阵正式更名为“毛泽东思想”标语方阵。
　　就在第二天，2009年9月28日，《财经》杂志2009年第20期（总第247期）发表封面文章——《吴敬琏：中国经济六十年》，而且发表了编者按（见附录）。
　　这则编者按和吴敬琏的文章构成了一个“反毛方阵”，关键的关键是这两条：
　　第一，声称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完全失败：
　　——“60年前，中国开始了一个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民族振兴的宏大尝试。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
　　——“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进一步激发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形成了毛泽东故主席所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
　　第二，声称大跃进、饿死人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
　　——“各级政府响应毛泽东‘三年超英、十年超美’的号召……无偿调拨农民的资源，来完成‘钢铁生产一年翻一番’之类绝无可能实现的高计划指标。结果很快爆发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的‘共产风’盛行，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在食品供需出现短缺，全国性饥荒即将爆发的时刻，毛泽东却在思考‘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提出采取‘休耕制’‘敞开肚皮吃饭’一类解决办法。在人民公社中，纷纷采取了‘公共食堂’‘五包’‘十包’等‘各取所需’的分配办法。”
　　——“因为政治局委员彭德怀致信毛泽东，要求认真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临时决定延长会期，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活动’进行严厉批判，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整个政治气氛从‘纠‘左’‘转向‘反‘右’’”。
　　——“由于封锁消息和缺乏拯救措施，城镇地区广泛出现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农村地区则造成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多年来诸如此类妖魔化毛泽东的胡说八道和信口开河已经司空见惯，许多人已经麻木了，干脆充耳不闻，所以对这次也没当回事，更没看出这里边的奥妙和杀机。
　　以前对毛泽东的种种诽谤都是海内外文匪“精英”们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而这次不同。吴敬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这充分证明吴敬琏的身份是“国务院官员”。《财经》杂志应算是国务院下属机构管辖的杂志。“国务院官员”在“国务院下属的杂志”发表正式文章，还由编辑部加了编者按，那就证明这一切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正式的官方行为，上述观点表明了国务院的官方立场，否则必定要来一条“个人观点、文责自负”，更不会定为封面文章还加编者按。
　　吴敬琏这次对毛泽东的诽谤内容虽然不新鲜，但由吴敬琏正式写成文章、在《财经》杂志上正式发表、并由《财经》杂志正式写出编者按这一系列举动本身却大有深意，而且意味深长。
　　第一，这客观上属于“国务院挑战党中央”：
　　关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已有结论如下：（摘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如果中共中央的上述决议已经作废，谁说的？何以为证？为什么没见新的决议？如果上述决议依然有效，那为什么吴敬琏一个国务院官员就敢彻底推翻？如果这是吴敬琏个人自作主张，那要么是吴敬琏“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尖嘴咨牙弼马温，心高要做齐天圣”，不当“弼马温”要当“齐天大圣”，所以来了个大闹天宫；要么是中共中央已经威风扫地，无法维持有效的统治，所以一个国务院的官员便可以随便挑战中共中央全会的决议而不受任何惩罚。如果这不是吴敬琏个人自作主张，那岂不是说这是国务院的官方立场，即“国务院挑战党中央”？如果是这样，那中国共产党还是执政党吗？是党中央领导国务院，还是国务院领导党中央？
　　不是坚决反对“造反有理”吗？不是千方百计“维稳”吗？吴敬琏一个人就敢造中共中央全会决议的反，是“维稳”还是“颠覆”？是“维稳有理”还是“颠覆有理”？跟吴敬琏一个人挑战中共中央全会决议之举相比，屁民们上访、请愿、游行之类算老几？如果“维稳”不管吴敬琏挑战中共中央全会决议的权威，那还有什么理由禁止屁民们哭诉各地土皇帝们的倒行逆施？
　　第二，为“饿死四千万”提供了“官方证据”
　　海内外反华势力、“民运人士”和国内文匪“精英”一直鼓噪“饿死三千万”之类耸人听闻，但从无根据，只能当神话说。而如今吴敬琏以“国务院官员”兼“经济学家”的双重身分发表正式文章向全世界公开“证实”中国“农村地区则造成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如果说以前诽谤中国共产党“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找不到出处，那么如今吴敬琏为此提供了一个“权威”根据，从此可以做为中国政府的官方资料和证据——2009年9月28日，吴敬琏代表中国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正式向全世界提供了最权威的官方“证据”：由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中国人被饿死的不止三千万，而是四千万。有了吴敬琏的这一条，本来没有根据的耸人听闻一下子就变成了“铁证如山”。
　　第三，为将来彻底取缔共产党悄悄布闲棋、下冷子、奠定基础
　　吴敬琏编造出个“饿死四千万”，又把一切责任强加到毛泽东头上，这就在事实上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扣了顶“反人类罪”的大帽子——如果一把手不知情、皆因实际管事的副手阳奉阴违导致饿死人、一把手发现后立即纠正制止而且严厉惩办了肇事凶手，那是一回事。如果完全因为一把手明知故犯、坚持蛮干而导致饿死人是另外一回事。蓄意饿死人、而且“饿死四千万”之多则不折不扣属于“反人类罪”。
　　犯了“反人类罪”的政党还有资格执政吗？别说执政，连存在都没资格——二战后德国纳粹党被定性为犯了“反人类罪”，于是严厉取缔。不仅取缔，而且全党人人过关：从上到下，凡加入了纳粹党的，不管是一把手、二把手还是普通党员，全部都要清理。不管与“反人类罪”沾边的纳粹党徒们如何拼命声称自己不知情、仅仅是服从命令、没主动干过坏事……结果呢？诸如此类辩解概不认帐，全部清算，一个不饶。邓尼茨是海军司令，跟“反人类罪”难得沾边，但因为被希特勒指定为继承人，那就照样按罪犯抓，按罪犯判，判了十年。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只要沾上了“反人类罪”，如何定性评价处理就由不得你了。犯了“反人类罪”的政党即便指定了继承人，那也不算数；当了继承人，即便没过失也要照样算帮凶，照样要拿下。
　　有些人以为把自己的罪责嫁祸给毛泽东就可以蒙混过关了，可以继续大权在握唯我独尊。吴敬琏的文章实际堵死了这条路，明确告诉这些人：这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1．吴敬琏以“国务院经济研究的主管官员”和“著名经济学家”这一“官方权威”加“学术权威”的双重身份编造了“饿死四千万”的“事实”，再把全部责任都硬栽到当年的党内一把手毛泽东头上。这个“事实根据”一旦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反人类罪”的罪名就算坐实了，今后永远想跑都跑不了。
　　2．吴敬琏号称“经济学家”，文章里大谈特谈的却是政治，而且是“夺权”——名为“政治改革”，话中之话、重中之重却是权力：以“改革”的名义要求中国共产党交出一切权力：
　　——“现在的进一步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包括政府自身”；
　　——“中国政府不但要克服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更需要有改革自身的勇气”；
　　——“推动国有垄断企业和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府要对自身进行改革”；
　　——“中国经济的改革过程远未成功：……政府和国有部门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中大部分的资源”；
　　——“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既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有理由期许，更为切实有效的改革方案能不断推进”；
　　——“要将改革深化推进，还需要有更切实、有力的措施”；
　　——“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
　　——“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不正是强化腐败的制度基础，和他们所宣称的目标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吴敬琏说得非常明确：“经济学家”要改行搞政治了，“搞政治”就是要夺取权力——你共产党“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腐败”，所以“政治改革”就是你共产党把权力交出来，轮到你共产党当“改革代价”：“现在的进一步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包括政府自身”——而后呢？吴敬琏虽然没直截了当明说，但结论不言而喻：既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既然不能“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那自然就只剩下一条路：“普世价值”、“民主化”、“民主是个好东西”、“自由选举”……只要到了这一步，今天已经被吴敬琏深谋远虑地扣上了“反人类罪”的中国共产党还想继续存在下去吗？一个有蓄意“饿死四千万”的“反人类罪”的“前科”的政党还想参加竞选吗？别说参选胜选，连存在都不可能——别看吴敬琏们今天只骂毛泽东、不骂共产党，那仅仅是一时的策略，无非是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一旦成了气候、由不得你共产党说了算时，岂有不翻老帐之理？西方竞选谁的老底不被翻个底朝天？中国如果也到了那一步，吴敬琏今天强加的“反人类罪”的“罪行”哪有不炒破天之理？那时谁沾“中国共产党”谁等于是“罪犯”，想不“改名易帜”都由不得你。吴敬琏今天虽然对这种前景只字不提，却一直在不声不响为这种结局的出现创造充要条件。所以说吴敬琏今天的这篇文章正是为将来取缔共产党打下伏笔——当许多人为国庆六十年游行有了“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而欢呼雀跃时，吴敬琏们已经为将来彻底“族毛”、“灭共”而布局下子、组成致命的“反毛方阵”了。
　　吴敬琏在这里只犯了一个错误：小看了人民群众，以为历史是他们这些文匪“精英”们用嘴皮子创造的，可以任由他们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所以文章满篇瞎话，处处造谣：
　　——吴敬琏说：“各级政府响应毛泽东‘三年超英、十年超美’的号召……无偿调拨农民的资源，来完成‘钢铁生产一年翻一番’之类绝无可能实现的高计划指标。结果很快爆发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的‘共产风’盛行，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吴敬琏在这里绝口不提大跃进时提出“十五年赶超美国”的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xx（1958年6月14日刘xx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1958年7月5日刘xx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也只字不提提出兴起“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导致“经济秩序一片混乱”的也是刘xx。（见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人民公社所见》：“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
　　吴敬琏更不提反对“共产风”的是已经退居二线的毛泽东——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xx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毛泽东在1959年3月5日的发言中说：“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是对刘xx和xxx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批评）。
　　吴敬琏就这样颠倒是非，把一切责任全部强加给了毛泽东。
　　——吴敬琏说：“面对这种严峻局面，中共中央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195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和1959年4月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要求‘压缩空气’、纠正‘左’的偏向。”
　　吴敬琏在这里又玩了一把偷梁换柱的把戏：那些要求“压缩空气”、纠正“左”的偏向的会议都是毛泽东主持召开的，而且“压缩空气”这个提法都是毛泽东的发明（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吴敬琏却故意用“中共中央”这个含含糊糊的提法把毛泽东对刘xx的瞎指挥的反对一笔勾销。
　　吴敬琏绝口不提、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直言不讳的事实是：退居二线毛泽东实际被一个“集体”禁闭起来、封锁起来，几乎与世隔绝，而毛泽东为打破这种封锁想尽了办法：
　　——毛泽东本人是希望到群众中去的，但他面对的是一个“集体”，他同这个“集体”有过较量。在北戴河，他曾经坚持“出去走走”。走不出去还发了脾气。……他发脾气也没用，换谁当警卫都会这样做。
　　——我们卫士们多次私下议论：毛主席的生活太清苦，太单调，太枯躁，太没有自由了。你不相信，你难以想象，是吗？那你就想想太空船上的宇航员吧，这游十万八千里却始终在一个密封舱里。
　　——毛泽东的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但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多数要经事先安排。就连火车专列上的服务员要见他，也需经我们卫士同意。他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只是个人，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得不到去饭馆吃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可以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是不可能。必须经有关部门同意安排……
　　——记得1958年我随他去天津新立村参观水稻，一位中央首长和当地干部说一亩地产十万斤。毛泽东摇头，说：“吹牛。”他们用灯光照，用吹风机往稻田里吹风，让小孩往上站。毛泽东说：“靠不住，站得高跌得狠。”他说那位中央首长：“你没种过地，你就会放大炮。我种过地，十万斤不可能么，堆也堆不起来。你骗不了我。”
　　——到了1959年；毛泽东开始有些感觉，越来越不放心。他总想看到实际情况，可是不那么容易。……反正进城后，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他越来越不易随便行动。行动总是被事先安排好，都是有准备的。他发脾气也没用，就是不许他随便行动，飞机都不许坐，是中央的决定。
　　——记得这一年，毛泽东视察各地，又来到河南。请一些同志来开调查会时，毛泽东反复问：“大食堂究竟怎么佯？好还是不好？你们要说实话。我希望你们讲真话。”大家异口同声说好。不但列举出许多优越性，还拿出许多面包来，说是大食堂烤的，就是吃这种面包。他仍然不放心。他也想搞“突然袭击”，看看实情。记得有次专列正在急驰，他突然指着远处一个村子，吩咐我：“通知停车。我要到那个村子里去看看。我要讨一碗红烧肉吃，看能不能讨到？我立刻去打电话。先打给上级有关部门，然后再去。等毛泽东来到那个村子，不要说讨一碗红烧肉，就是讨一只烤小猪也早准备好了。
　　——毛泽东点头：“那好，那好。”他抬起眼帘扫了一圈，目光变得严肃犀利：“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那天夜里仍是封耀松值班。据他汇报，他替毛泽东做睡前按摩，毛泽东想着心事，泪水又哗哗地涌出来。毛泽东抚着封耀松的后背流着泪说：“小封，我不放心哪。他们许多事瞒着我，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能有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毛泽东为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农村的真实情况，要求警卫他的一中队“要搞成五湖四海。”此后，毛泽东坚持听那些回乡战士的汇报，亲自批改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注：毛泽东不得不通过身边的警卫战士来了解实际情况，可见被封锁到了何等地步。）
　　吴敬琏们就是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毛泽东“少数服从多数”、遵从中央决议，就象被软禁一样与世隔绝，什么真相也看不到，就只能根据错误的信息决策，出了错误却全算在毛泽东头上；毛泽东“造反”、破了这个“少数服从多数”，又被指责为“专制独裁”、“独断专行”……总之怎么着都有“罪”。
　　实际上，对“大跃进”的经济混乱、对“共产风”、对饿死人真正有罪的是当时主持一线工作、欺下瞒上的两面派，也包括吴敬琏及其同伙。
　　比如1958年“大跃进”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胡绩伟。就是这同一个胡绩伟如今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只有突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才能使我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几十年的惨痛教训。新一代的党的领导人必须有这种觉悟”……
　　又比如，吴敬琏说：中国理论界第一个对‘体制下放’思路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是孙冶方……他在提出上述观点后不久，就被说成是‘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的‘修正主义分子’而受到批判和迫害。”——而吴敬琏不肯说的事实是：吴敬琏是1964年批判孙冶方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进行了对孙冶方的批判。
　　吴敬琏女儿写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披露了以下事实：
　　——吴敬琏“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
　　——吴敬琏“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总理、大闹打砸抢而闻名的一个组织）
　　——吴敬琏当初“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而吴敬琏更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他对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在十二大开过之后的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大骂“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
　　吴敬琏如今洋洋洒洒大谈反“左”，却不说自己当年比谁都“左”；义愤填膺控诉“饿死四千万”，只字不提自己当年正是为“饿死四千万”摇旗呐喊的干将。
　　张翼德是“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
　　吴敬琏呢？“《财经》杂志上一声吼，喝断了历史遮尽了丑”——摇摇笔杆舞文弄墨，就把毛泽东时代几十年的经济成就一笔勾销，就给毛泽东强加了个“饿死四千万”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就为彻底取缔共产党奠定了基础，就把自己的一裤裆屎变成了“满地黄金”……
　　光看到六十大庆前夕的“毛泽东思想方阵”还不够，还得看到与此同时由国务院官员吴敬琏与《财经》杂志组成的反毛方阵。看不到后一点就急急忙忙欢呼“毛泽东思想重返中国”、“毛泽东思想将继续成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在四中全会指导下，全国将掀起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的人其实太天真了点。
　　列宁说：
　　——“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列宁全集》第3卷165页）
　　鲁迅说：
　　——“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运动，当初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它一点可怜地位，在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满足，以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共产党宣言》说：“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著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如今被新贵们“当做旗帜来挥舞”以“拉拢人民”的早已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乞食袋”，而是包括了能打动人心的一切：稻草、金条、花言巧语、哭天抹泪、道德的血液、诗词书法、亲民之举、讨工资、送医院……
　　可惜新贵一转身，便使正要“跟着走”的老百姓看到了自己“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 吴敬琏和《财经》杂志组成的反毛方阵，结果同样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附录：吴敬琏：中国经济六十年[全文见链接]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7878
　　《财经》杂志2009年第20期
　　2009-9-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来，从计划到市场，在经济建设上走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期间经历过无数艰辛、动荡、摇摆与反复，既有山重水复之困惑，也有柳暗花明之转机。这是一段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历史；一段打破思想桎梏、寻找经济规律的历史；一段摒弃少数权威、尊重大众个体权利与贡献的历史；一段重新划定政府与市场界限的历史。这个过程是人类探索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60年前，中国开始了一个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民族振兴的宏大尝试。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当整个社会取消了微观个体对外探索的权利与自由，只由少数精英通过制定计划的方式来引导全国人民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进行探索时，偶尔可能会走对了方向，但更多的可能是误入歧途；甚至其纠错机制都是非常僵化而低效的：认识错误时要高度依赖少数精英，改正错误时是整个社会一致行动——但这种行动，往往也未必是正确的，整个社会来回往复地试错，为此付出的不必要的成本，难以度量。
　　30年前，中华民族穷则思变，摒弃了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修修补补，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轰轰烈烈的转型。这个过程，在当时叫做“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天，则可以断言，市场经济是引领中国经济再铸辉煌的必由之路。
　　与此前的改良不同之处在于，从中国决定在公有经济之外开始市场化改革之日起，普通民众作为个体，在开始获得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探索社会发展方向的使命。理想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社会上每个微观主体都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探索，由于禀赋不同，际遇不同，不同的人找到正确方向的概率也不同。而一旦有人找到正确的方向，社会其他人可以跟进，并分享这个好处。在这个过程中，价格体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既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引导和优化资源配置，更对人们行为的优劣起客观的评判作用。找到正确方向的人，还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得到合理的回报。
　　私有产权、市场、企业，市场经济体系中这三位一体的基本元素，在计划经济中一度完全缺失。基于产权基础上的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到底是通过价格机制在市场上配置或者组合，还是在企业中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利用，取决于两种方式何者更有效。对于同样一种经济活动，由各种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通过缔结契约而成的企业，如果其管理成本高于市场价格机制配置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则说明该企业从事此经济活动是低效的，应该将之归于市场。这种市场经济中屡见不鲜的企业重组，在计划经济中是无从得见的，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就是一个大企业，但其运作的好坏，由于没有一个外在的市场和价格体系来衡量而无从知晓，最终流于低效、破败。
　　中国经济60年的发展历程，迄今为止绝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对这套体系进行改革的历程。从原来徒劳无功的体制内改良，到发展公有经济和计划体制外的非公经济和市场体制，再到公有经济和计划体制的全面变革，方向早已明确，目标渐次清晰。产权改革，市场（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多管齐下，极大地释放出国民经济的活力，支撑了中国经济30年来平均近10％的增长，使之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经济的改革过程远未成功：产权改革依然任重道远；许多要素价格如能源、利率、汇率等仍受政府管制；国企改革到能源、电信、金融等国有垄断行业便难以推进；政府和国有部门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中大部分的资源。这些由于改革不彻底而造成的问题互相交织，是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经济结构失衡、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根源。
　　尽管中国经济60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如果在国民经济这些举足轻重的领域上的改革不彻底，矛盾不断积累，改革开放的伟业将难免功亏一篑，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将失去可靠的基础。
　　改革已到深水区。如果说改革初期是全民受益，则现在的进一步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包括政府自身。中国政府不但要克服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更需要有改革自身的勇气，前路挑战重重。但既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有理由期许，更为切实有效的改革方案能不断推进。
　　中国经济，不走回头路。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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