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肺变：一个乡村的“死亡式”致富路 |
| 文/江海波 |
17、18世纪，欧洲的许多城市手工工场逐渐向大机器工业转变，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恶劣，缺乏劳动保护措施，出现了许多职业病。
当时，意大利医学家、职业病和工业卫生学先驱拉马齐尼深入各地调查，写成《论工匠的疾病》一书。书中分析了包括矿工在内的52种不同职业者，并最早提出了吸入粉尘对肺的影响，提出在灰尘多的行业工作要掩口鼻等。
1700年马氏《论工匠的疾病》一书的发表，作为标志性事件记入世界医学之大事记。
300年后，中国湖南耒阳一处偏僻乡村，陆续有人因为“肺炎”、“肺结核”而溘然早逝，这些人一个共同的人生经历是：他们在中国最发达的沿海城市深圳的建筑工地上，做过数年到十多年不等的风钻工。
【一线调查】 死亡之旅：一个乡村的致富路
徐术忠死了。
这是近几年来，这个小小的村子里英年早逝的第11个男人。
9月8日，《中国经营报》记者赴湖南耒阳导子乡双喜村11组采访，从乡亲们口里听到了徐术忠的噩耗。“他死了，今天上午下葬的。”尽管20天前，记者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见到徐时，他已骨瘦如柴，但一切还是令人十分惊愕。
深圳——导子乡，人间——天国，时空变幻，世事无常。
世间已无徐术忠
徐术忠化作一捧黄土，永远住在了家乡的一处山坡上，再也不必经受气喘胸痛的折磨，撇下他年迈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女。
8月20日，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某病房13号病床。35岁的徐术忠，乍看上去有点老态龙钟。但细察之下，却发现时光并没有在他干瘦的脸上刻下太多岁月的印记，病弱之身，反而流露出几分稚气，不免让人心生恻隐。
这与记者进病房之前，病友所描述的“形同骷髅”、“令人发怵”，似乎略有出入。
他弯腿坐在床上，鼻子里插着青绿色的氧气管，下颌低垂，一脸的平静中，透露出一丝凄然。十多分钟前，护士刚刚给他的右手做过动脉注射，他就这样一直用左手压着棉签，举止迟滞，神情木然，眼神定格在空中某个虚无的地方。
午餐时间到了，桌上的水果和汤饭静静地放着。“前两天还可以吃一点点，现在一点东西都不想吃，有一种厌食的感觉。”偏偏又患上了感冒的徐术忠，喉咙发出微弱声音，像从某个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与他同房的病友老乡也毫无胃口。来深圳这些日子，他们的身体一天天加速消瘦下去。
就在前一天晚上9点05分，同村的徐泽志在深圳第二人民医院ICU病房，倒在了向这个世界追讨生命补偿的路上。
医院外面，还有一些同乡奔波在旅馆、劳动局、市政府之间的路途上，为挽回与补偿150多名乡亲血泪和生命的付出，做最后的努力。3个多月来，他们在这座曾经拼搏过的城市里，经历了奔走请愿、雨中静坐，以及同乡生命突然流逝的种种无助与哀痛。
湖南耒阳尘肺病农民工深圳维权之路，走到了最艰难时刻。大多数感到绝望的同乡们，已陆续返回老家，留下来的二三十人在深圳坂田镇一个叫扬名酒店的小旅馆里，等待越来越渺茫的转机。
记者探访徐术忠的几天后，最后一批耒阳尘肺病工友纷纷撤走，10多名住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的重症患者也办理了出院手续，徐术忠即是其中之一。
拔掉氧气管，呼吸到家乡的清新空气，徐术忠的病情并没有好转。经历深圳3个多月的折腾劳碌，他的生命像抓不住的自由落体一样迅速滑落。回家后第十日，他不堪负累的肺里，呼出了最后一口气，得到了永远的解脱。
致富路与“尘肺病”
即使后来陆续发病，不少工友提到深圳的大楼，仍流露出一份自豪，因为“地王大厦、赛格广场、深圳的电视报纸办公楼，几乎都是我们干出来的。”
1989年到1990年之间，耒阳导子乡的徐瑞乃、徐瑞宝兄弟等人，相继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国最南方的开放城市深圳谋生。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份赚钱的活——给建筑工地的爆破工程打风钻。
几乎同时到深圳的村民贺七国还清楚记得，当时还不满20岁的他得到这份“好工作”的经过。
“最早我是在深圳关外做护路工，一天大约能挣10多块钱，后来给筑路工地搞爆破，一天大约能挣20~30元钱，”贺七国说，“直到有一天，一个四川的打工者跟我说，介绍一份好工作给我，一天能挣80来块钱。”这就是后来让导子乡的男人们趋之若鹜的“风钻工”。他们干的活儿，就是在深达几十米的花岗岩地层下，用钻炮眼的方式爆破形成巨大的桩孔，用来灌注水泥打地基。
1991年5月，31岁的徐志辉卖掉家里的一头猪，换回140元钱。他给家里留了40元，让妻子去买猪崽，剩下的100元钱，他分成2份，借给邻居徐龙古50元，自己揣50元，两人一起踏上前往深圳的旅程。
1996年3月，经过老乡介绍，徐术忠也成为深圳某工地的一名风钻工，直到2000年8月份回家结婚。
颇让人羡慕的高工资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导子乡的男人们，“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带动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人均每年数万元的收入，让偏僻的乡村建上了一幢幢漂亮的房子。
风钻工的日子“暗无天日”，几十米深的井下，需要200瓦的灯泡才能看到东西。工友们上来时人都不像人了，全身都是灰尘，只看见两只眼睛在转。但收入很可观，虽然活脏一点、累一点，大家还是认了。
即使后来陆续发病，不少工友提到深圳的大楼，仍流露出一份自豪。据工友们说，他们在深圳做过大约300多个工地，“地王大厦、赛格广场、深圳的电视报纸办公楼，几乎都是我们干出来的。”
但早在1999年，徐志辉就注意到，一些从事风钻作业年头较长的同乡开始染上“肺炎”，很容易气喘吁吁，不停的咳嗽、咳痰。
2002年，徐志辉发现自己也染上了“肺炎”，医院拍片检查显示“肺部有阴影”。他不敢再去做风钻工，转为在工地上收发炸药。同时，他感到自己爬坡、上楼梯，或者干稍微重一点的活时，都会有些喘不过气。从这一年开始，双喜村11组陆续有人因“肺炎”、“肺结核”去世。
2003年，徐瑞乃到耒阳城里治疗肺病时，医生得知他以前干过风钻工，告诉他得了一种职业病——尘肺病。这是村民们首次从比较确切的渠道知道自己的“肺病”在医学上的确切名称。
截至今年5月他们集体赴深圳“讨说法”之前，仅这个小组就先后有10个同乡因尘肺病而亡，成为当地有名的“寡妇村”。
悲情“寡妇村”
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进村道路两旁的树丛中，四处飘零着新旧不一的纸钱，一丝萧瑟与凄凉弥漫在空气之中。
9月8日，记者从耒阳市区驱车去37公里外的导子乡采访，一路上山峦起伏，郁郁葱葱，抵达导子乡时正值午后，灿烂的阳光下，这个秀美的乡村跟别处并无不同。
但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进村道路两旁的树丛中，四处飘零着新旧不一的纸钱，一丝萧瑟与凄凉弥漫在空气之中。
双喜村11组的徐龙古，是较早到深圳做风钻工的人之一。上班不久，他就当上了工长，后来还成为小包工头。1995年，他的妹夫、家住相邻的洞中村的倪桂生也随他南下“淘金”，一干就是五六年。现在，倪桂生在家养病，连丈母娘家里也不能常去了——自从发病后，羸弱的身体已经不能支持他爬好几里的山路了。
而他的大舅子徐龙古，已于2006年农历九月初六死于家中。徐龙古的弟弟徐益龙也死于同样症状的肺病。徐益龙的妻子刘美秀说，1994年起，丈夫就开始有了胸闷的症状，以前一直都当小病在看，“他死的时候不能呼吸，表情很痛苦。”
被称为“寡妇村”的双喜村11组，大约有三十来户人家。据村民说，村里只有10户左右家庭的男人没有去深圳打风钻，去了的20多户中，已有11户有男人死去，仍活着的10个打工男人中，属于尘肺病Ⅲ期的占了7个，Ⅱ期1个，Ⅰ期3个。
最为悲惨的是老人王翠兰，今年73岁，5个儿子有4个已死亡（其中三个疑似死于尘肺病），仅存的一个儿子因做过一段时间小包工头，欠了一些外债不敢回家，也没有去诊断是否得了病。但村民说，“他做的时间并不短，肯定也是在劫难逃。”
老人的眼泪早已哭干。1998年10月22日，老人的小儿子徐小伍，病死时仅25岁;2005年正月初八，二儿子徐新春亦撒手归天;2007年农历腊月二十四，中国南方遭遇大雪灾，大儿子徐白春死于千里冰封的雪天，据称走的时候“又冷又痛，死时瘦得吓人”。
最近几年，这个不幸的村庄几乎每年都有1~2个曾当过风钻工的青壮年男人病逝，“不少是兄弟俩一前一后的走。”
贺七国的妻子在家门口拌河沙，即便是这种轻活，她的男人也无法帮上他，他的病情已经到了Ⅲ期，“男人们走了，女人干不动地里的活。村里200亩出头的农田，现在大概有70~80亩已经被荒废了”。
年轻一点的徐小斌今年32岁，他是徐瑞宝的侄子，被诊断为尘肺Ⅰ+ 期。前几天从深圳回来，他发现自家的几间土砖房子被别人的货车撞倒了，由于村里几乎没什么人在家，又是晚上，肇事者早已不知去向。他唯有不顾病情，修建新的房屋。
2008年，双喜11组的男人们安然度过了365天，被村里的人庆幸地称为“平安年”。直到最近，徐术忠妻儿老母的悲哭声，再次打破村庄的宁静。
谁给他们证明？
谷子地在《集结号》里为47名阵亡战士大呼“我给他们作证，我给他们证明!”被持官僚态度的年轻军官所漠视。当工友们为“阵亡”的深圳尘肺民工高喊“我给他们证明”时，遭遇了同样的剧情。
要不是曾经雇佣部分尘肺民工的一家爆破公司的老板起了恻隐之心，这个涉及100多人的群体性职业病事件，将永远游离在世人的视线之外。
政府的“人道援助”
2009年4月，导子乡风钻工“鼻祖”之一的徐瑞宝在走投无路之下，辗转到深圳找到自己以前曾经跟过的包工头，要求对方出钱给他治病。这个老板最后给了他10万元钱。
5月份，消息传回湖南，徐瑞乃、谷运成、刘洪云等10多名病情比较严重者随即从耒阳赶到深圳，向他们工作过的一家爆破公司要求补偿。公司老板表示同情，同时对工友们说，口说无凭，要求他们去做鉴定，以确定是否属于职业病。
从5月22日到6月3日，大约有190名耒阳农民工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简称职防院）做了检查。随后，一份《2009年5月22日~6月3日湖南耒阳籍劳务工健康检查资料汇总》传真到耒阳政法委。该资料显示，其中102人有不同程度的尘肺病症状。
7月初，工友代表在耒阳市政府特派工作组的协助下，开始与深圳市方面商讨解决办法。由于对深圳政府提出的方案不满，7月30日，101名尘肺病工友来到深圳市政府办公大楼集体上访，冒雨静坐，事件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2点。
8月4日，10多名工友因淋雨连续5天高烧不退，并有2名病情严重，他们被送到职防院救治时，遭该院一位医生拒绝。随后，其中一名叫徐泽志的工友病危送往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8月19日，徐泽志因抢救无效身亡。矛盾由此爆发。
8月20日~21日，在各方的斡旋之下，深圳市政府表示认可全部被检出病情的工友的劳动关系，依病情对全部患者进行7万元、10万元、13万元不等的“人道援助”;对过去死亡的17名患者，给予每人7万元的“人道援助”;对曾买过保险的员工，则包含责成保险公司理赔在内，给予每人30万元的援助（赔偿）;徐泽志之死，家属认为有关方面有过失，给予一次性赔偿30万元。
民事诉讼遥遥无期
对那些重症患者来说，这点补偿只不过是暂时解了燃眉之急。
在家养病的村民倪桂生说，为了治病，他家里已经前前后后花费了30多万元，除了把以前挣来的血汗钱用光，还欠下了10多万元的外债。
尘肺工人大多属青壮年，过去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现在大多已经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家庭年平均收入严重低于所属的衡阳市农村居民年平均收入水平。北大、清华“建筑工地农民工劳动权益调查小组”深入他们的家庭调查后不完全统计发现：有32.6%的家庭仅能维持基本生计，个别家庭负债已多达10万元以上。多达74.5%的工人都有家庭养老负担，68%的家庭至少有一个子女上学;在49名已婚工人中，配偶平均年龄为40岁，平均每家有2.1个子女。
事实上，深圳政府方面只是“认可”这些耒阳风钻工的追偿要求而给予其“人道援助”，与真正法律意义上的“确认劳动关系”有根本的区别。当手头持有爆破证、工作卡的曹斌、黄荣等人要求其服务过的爆破公司进行民事赔偿时，这一点显露无疑。
黄荣对原计划9月28日开庭的劳动仲裁突然被延期大为不满。深圳市劳动局劳动争议仲裁委立案调解庭庭长李应强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这是因被申请人开庭前要求对工伤行政认定书进行行政复议，在此情形下，仲裁程序必须终止。即使进入劳动仲裁，走完全部程序还可能需要经过“一裁两审”，过程非常漫长。
对因病致穷，而又生命随时可能面对危险的患者来说，一场马拉松式的官司打下来，只会加重自己的病情，甚至“壮志未酬身先死”。
在此之前，深圳政府方面在做劳动关系的认定时，表示只对有爆破证的工人予以认可，对持有工作卡的工人不予确认。工人倪桂生持有一张“达濠建筑公司深圳二公司”的工作卡，政府有关方面表示卡上的图章是方的而不是圆形的，不予认可。
此外，谈判之初，政府对其他工友的证词以及一些工人的工作服也不予认可。这让一些工友十分失望。一直关注此事的援助律师认为，按照最新的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这些证据都是法定可以采信的证据，政府的暧昧态度，让弱势群体难以建立对社会的信任，亦是对事件责任人的放任与教唆。
谁应最终买单？
随着耒阳的病患者纷纷返乡，这一本应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开始渐渐淡出公众的视线。但敏感的观察人士并没有放弃对事件的追问。
有评论认为，深圳政府在没有做到尽职尽责之前，应该少谈一点“人道关怀”，因为政府没有尽到尘肺病的防治责任，而这是《尘肺病防治条例》所明文规定的。
更有学者认为，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是劳动用工管理与职业病监督与防治的法律主体，在监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行政责任;更何况，政府部门是土地的出让方和最先受益人，建筑工地出现职业病事件，政府应当负有经济上的连带责任。
曾参与处理此事的深圳市维稳办一位人士承认，政府对此负有一定的监管责任，但由于早年农民工流动性大等原因，监管实际上很难严格落实。
耒阳的尘肺病患者在作业时，缺乏基本的保护。据工友反映，一个简易的口罩，短的要戴上一整天，长的要戴上一个星期，井下汗流如注，根本起不到任何防护作用。工友们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样的后果，也没有人告知他们这种职业的危险，“否则，给多少钱也不会去干。”
深圳一位刑法律师认为，耒阳尘肺工人事件中，无论是施工方还是监管当局，都是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依此事件之性质与程度，足以构成刑法的一些要件，国家有关权力机关应启动刑事侦查，走出相关规定“由用人单位举证”的荒唐逻辑。
知名维权律师杨金柱指出，从刑事责任的追究角度来看，虽然用工方谈不上“谋杀”，但其行为吻合“在理性认知下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情况下做出该等行为，导致他人死亡”之要件，有“间接故意”之意味。
【记者手记】拷问“共犯”
电影《血钻》，揭示了非法的“冲突钻石”背后的血腥与罪恶。它阐释了某些美丽的事物背后，掩盖着政府、商人，以及消费者在其中所忽视的责任与伦理。
塞拉利昂，葡语意为“狮子山”，是一个典型的拥有钻石和贫穷的西非国家。由于政治结构、商业规则、社会伦理的失范，让这个国家变成了一座制造和输出罪恶的城池。《血钻》的上映，让世人开始追问，那些戴在我们脖子上闪烁璀璨光芒的钻石是干净的吗？它沾有非洲人民的血吗？我们是在帮助他们制造战争与杀戮吗？
因为民间组织的不断揭露，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塞拉利昂非法钻石贸易进行全球禁运的决议。此后，“消费者责任”亦被提出：一个不合格的商品对消费者构成伤害，一件不干净、不道德的商品同样对我们造成伤害，那是一种心灵的伤害，与此同时，他还会伤害到许多无辜的人（如血汗工厂里的工人）。
而事实上，深圳的导子乡工友之尘肺，与血汗工厂并无本质差别。当政府在出让土地获得巨大收益时，它的手上就会沾有尘肺病人的血;当监管者拿着纳税人的钱而玩忽职守时，他的手上就会沾有尘肺病人的血;当5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大大小小的商家安享深圳地王大厦舒适的办公环境时，是不是会有人清醒的意识到，他们的手上或许也沾有尘肺病人的血？
在尘肺工人最艰难的时候，那些坐在由前者用生命筑成的大厦里办公的媒体，选择了集体失声。尽管我们理解其体制之困，但他们的良心是否真正进行过自我拷问？当市民坐在快捷的地铁里的时候，是否想过那一张张变黑、发硬的肺，从而感觉有什么东西要去表达？
据了解，在前煤炭部部长高扬文的倡导下，由朱 基、温家宝两届总理批示的“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已于6年前正式启动，至今已经拯救或延长了5000多名矿工的生命。
我们也看到，北大与清华的“建筑业农民工劳动权益与保障”调查小组在呼吁各界关注，在与深圳政府艰难交涉，尽管力量有限却并非毫无意义。
但是，与尘肺工人事件密切相关的建筑业、爆破业以及房地产业，则纷纷表示了漠然。中国工程爆破协会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说，据他了解，建筑行业的爆破工人都是已经从事过多年煤炭爆破工作的工人（意即他们都有专业经验，并非生手），令人感到不但不负责任，还有混淆视听之嫌。法律边界力求清晰，当某些利害相关者藉此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时候，伦理的结构应当趋向于“模糊”，让更多人接受道德与良心的拷问。
（来源：中国经营报- 中国经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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