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的政改和资本家的入党
田忠国
王长江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第一责任就是推动资本家入党，也就是把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一个资本家的党。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第二责任就是消灭社会主义，或者说把公有制为基础，劳动大众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私有制，以剥削压迫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第三责任，也就是终极目标，就是解体共产党，使中国进入在美国领导下的“自由文明”社会。
“南风窗”一篇文章中是这样描绘王长江的：
“王长江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从事的是世界政党比较研究。苏联解体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这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和探求政党兴亡的规律。”
该文同时说：
“作为中国最高级智囊机构中的一员，王长江的理论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推动私营企业家入党。”
由此可知，王长江的救党方案就是请资本家入党，而后掌握党权，再而后掌握政权。王长江说，“最严厉的指责，莫过于把中央党校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本营。”叫我看，王长江领导下的党建部岂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本营，而是解构中国共产党的策划所、指挥部。
天下人都知道，党建理论也好，政建理论也罢，所有的创新都是由党的性质、政府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是这样，国民党乃至世界各国的政党理论也是如此。只有反对党或某个党的敌人，才会以“理论创新”解构另一个党派的性质。因为，党派性质的消亡，就意味着这个党的死亡。
王长江还拿出胡总书记的讲话证明其反党理论的正确：
“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其实，三岁的小孩也能分辨出，胡总书记的这番话旨在警告全党，维护党的性质，保持党的先进性要有一惯性、持续性，防止蜕变，反之，就会蜕变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导致失权亡党。但作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的王长江，竟然以资本家入党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主要途径。请问 王长江 先生，你是弱智，还是别有用心？
如果王长江弱智到也罢了，因为谁也不会把弱智者的话当真，但他竟然是中国最高级智囊机构中的一员，而且，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一职，更是中国的关键岗位，而且是关系到党和共和国前途命运的关键岗位，建什么性质的党，如何建党，全在他的“理论创新”之中，而他研究的全部成果就是资本家代表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先进方向。请问中央党校，王长江这样的党建部主任合格吗？
如果合格，请问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校呢？还是美国共和党的中央党校？
如果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校，为建立资产阶级性质政党努力“创新”的王长江肯定不合格，因为，全国的小孩子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如果不合格，中央党校为什么还对王长江保护有加，对其“理论创新”毫无反应？
对其“理论创新”毫无反应，甚至表示支持，这就证明王长江合格。
美国共和党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王长江的“理论创新”完全符合美国共和党的性质标准。
陶冶先生在“也谈用毛泽东思想治党”一文中这样说：
“我觉得党要成为领导者，也可以说保持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就应该看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就应该公开地承认错误，诚恳地纠正这些错误。建国后毛主席注意到了，而且也做到了，不断地看到缺点和错误，不仅承认了，检讨了，也在不断地改正。就是文革中的“斗批改”也体现了这个精神。可是文革结束了又怎么样呢？尤其那个所谓具有历史意义的全会（几乎认为赶上遵义会议了）之后，就好像一贯正确了，没有缺点和错误了。在“改开”的进程中从来没有听说过失误，都是改开的不够，需要“深化”或“进一步”。对于这么多年的进程，不仅不看缺点和错误，也不准议论和评议，只要有一个“不”字，就说是“反对改革”、“跟中央不保持一致”。如果是多人议论，则有可能被看成“不稳定因素”。我们党如果这样下去，仍然感觉良好不容许检验和评议，自我又不做批评，那么7000多万党员起到了什么作用啊？7000万都不能履行党员的义务自我批评自我检查自我监督，那么13亿还能怎么样呢？有人曾批评过毛主席搞的是“愚民政治”，那么其他人就可以搞“愚党政治”吗？党的队伍里，党内的7000万，绝对不可能是一条心的，有的可能是半条心，有的可能是两条心，把本应和党在一起的这条心弄到对立面去了。但是，却还是共产党中的一员。他们都还在党内，也都是堡垒内部的。这个7000万中有没有给咱们党使反劲的呀？当年有个王实味，现在有没有啊？我看不仅是一个王实味，而且高实味、张实味、吴实味、贺实味都出来了。我们党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措施了？这些个“实味”们照样拿工资、坐小车、上讲坛、发文章。什么原因？他们依仗什么？这些人的共产党的外衣该不该扒掉？有他们在胡闹，把党给糟蹋了，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给搞没了。回过头来他们还说共产党没有执政能力，甚至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合法，更甚的是指名道姓说总书记的领导地位都不是合法的。我真不明白，我们党可真的宽容得没边了！他们把党搞得在他们看来已经不像共产党了，就想起给共产党改名了。你说他们的胆子大得可真的包天了！他们看不起共产党，就该让他们出去。他们不自动出去就把他们清除出党。这个还有什么可说的？如果我们党不能这样果断地做到这步，那只能说我们党里有他们的同情者，甚至就有他们的代理人！不这样想，那又该怎么样想啊？“西山会议”开过了多长时间了？《零八宪章》出笼多长时间了？我们党是怎么个态度？谁看见了明确的表示了吗？我是没看到。”
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说说容易，但做到难，所以就需要一套保障机制，一套保障党的性质不被改变的机制。这套机制就是大众民主。在实践大众民主的过程中，有缺点、有失误、有错误，甚或有严重失误或错误，但实践证明，在实践大民主的过程中，党的性质、国家性质不仅没变，而且更纯洁了，战斗力也增强了，社会风气和人民大众的精神状态、创新能力，都达到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高水平。这就说明，大众民主是正确的，不仅正确，也是确保党不变质的必备机制。
王长江有句言：
“党同伐异，勾心斗角，这些都是小政治。既然你宣称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就应该从公共利益着眼，这才是大政治。”
王长江把“人民利益放到第一位”了，但他是怎么把“人民利益”放到“第一位”的呢？努力恢复剥削压迫制。因为，中国人民曾经摔脱了剥削压迫近三十年，不被剥削压迫就没利益，或者，照王长江看来，剥削压迫就是人民的“最大利益”，就代表先进方向，反对剥削压迫就是落后、就是过时。建立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就是王长江们对“社会主义的全新认识” 。
党的执政基础之一公有制没有了，剥削制度恢复了，资本家入党代表先进方向了，王长江们的下一步就是政改了，也就是把劳动大众永远关进奴隶主的庄园里（制度），永远当奴隶。王长江可能他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为劳动大众创造一种良好的剥削秩序---民主---那样整个中国就“文明”了、“现代”了。
但其实，劳动大众就需要一种民主方式：当家作主，不让当家作主就“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因为，劳动大众只有拥有造剥削阶级反的权利，劳动大众才能保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这种民主方式，即是由党和共和国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选择。王长江可能说，大众民主不文明、不现代，只有剥削制度下的民主才文明、现代。但是，我不得不说的是，那是剥削阶级的文明、现代，但却是人民大众的灾难。
劳动大众不能改变剥削制度的民主，全都是剥削阶级的民主。
所以，民主的真正标志是劳动大众能改变剥削制度。
当然，王长江理想中的建党模式就是建立一个剥削阶级的党，一个与人民为敌的党，所以，大众民主必须消灭，一定消灭，不消灭，王长江就无法建立一个剥削阶级的党，一个与人民为敌的党。
2009-12-27
王长江：呼吁民主和政改的智囊
：廖海青
来源：《南风窗》2009年岁末特刊
在各个场合，王长江从不讳言他对民主制度的推崇，特别是在今年，当国家权力在救市的背景下全面扩张、“国进民退”在各个领域狂飙突进时，他提醒全社会“警惕政改麻木症”、“中国到了非大力推动民主不可的地步”。
“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断言‘选举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会导致中国在发展民主的问题上看不到大势，踌躇不前，落到群众的后面，令百姓失望，这才是可能遇到的最大危险!”王长江大声疾呼。
王长江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中央党校一度以其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而被称为“马列公园”。与人们的想象不同，在这个“御用”色彩最浓、与权力的关系紧密到无以复加的学术教育机构，正生发着大量超出旧有意识形态框架的新思想，其中涉及对国家权力边界的界定，以及更广泛的民主与自由理念和制度创新的论说，而不仅仅是对政权的合法性作出论证。
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演绎至今日，已涉入深水区，所面临的诸多内外挑战，绝非念一两句经典咒语就能消弭于无形。倘若领导阶层无意创新、普罗大众无力创新，知识阶层无勇气创新，则危险可知。
但质疑之声也随之而至。“一旦用一种新的解释、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去分析这个问题，批评意见就会一大堆，老觉得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王长江说，“最严厉的指责，莫过于把中央党校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本营。”
在一篇名为《中央党校最近究竟触动了谁的神经?》的网帖里，王长江回应那些质疑者：“我不知道这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所使用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只知道，改革开放以来，过去的所谓姓‘社’姓‘资’的标准已经过时，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个新认识的框架下，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探索。”
针对有人指责中央党校“倾向资产阶级国家竞争式选举”，他批驳道：“把竞争式选举说成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专利，就更有些莫名其妙了。难道只有不竞争的选举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竞争怎么体现选择?没有选择叫什么选举?难道只有搞没有竞争的选举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
他的逻辑缜密且如刺猬般尖锐，令对手无从下口。
推动私营企业家入党
作为一名学者，王长江平时除了读书、写文章、授课以外，还要用大量时间到基层调研，与基层党建工交流体会，切磋理论问题。在他看来，那些习惯于抱着书本空对空的理论家们，无论左派或右派，对现实的了解程度甚至不如来自基层的党校学员。因为学员面临着大量实实在在的问题，他要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某些问题上，学员们的见解甚至比老师还要深刻，学员们披露的社会状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王长江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从事的是世界政党比较研究。苏联解体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这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和探求政党兴亡的规律。
作为中国最高级智囊机构中的一员，王长江的理论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推动私营企业家入党。
1998年王去苏南调研时，那里的集体经营模式已经走到头，企业开始转制。一些工人把企业包下来，从而变身为企业主。
“随之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按传统观念来解释，私营企业主属于剥削者，剥削者就不能入党。但他们之所以成为私营企业主，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人家按照中央精神去搞经营，反倒没资格入党了。另外，原来已经是党员的人，总不能因为成了私营企业主，就开除党籍吧?那又该怎么对待这批人呢?这就造成了很多矛盾。”
针对这些矛盾，王长江作了一次调研，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党对非公企业中的优秀分子的政策应该调整”的建议。
这一建议在当时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党内有些同志反对得很厉害，中央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后来派人下基层调研，结果和我的结论相同。这样逐渐开始转变，最终在江泽民‘七一’讲话中有了解答。”
王长江认为，研究政党活动规律，必须善于把握特殊性，但亦不能忽视一般性和普适性。“共产党想把事干好，资产阶级政党也想把事干好，没有说上台就想把事干坏的，这里就有共性的东西了。”王长江说。
小政治和大政治
他提醒人们要警惕“不照搬西方式民主”的原则成为抵制、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借口。“选举不是西方的专利。过去我们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东西都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实践上导致了我们长期闭关锁国，丧失了不少发展机遇。今天若把选举归入西方民主，只能使我们自己在发展民主的问题上陷入被动，实不可取。”
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王长江表现出谨慎的乐观。“大的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最高层已经充分认识到改革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甚至发出了‘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一石破天惊的警告，而基层和民间对改革无疑更是充满期待。现在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空间需要不断地拓宽，对于国外先进的经验要坚持开放的心态。”
在他看来，改革的阻力关键来自于过去不合理的运行机制所沉淀出的各种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不是靠在公正、平等的机会中获得，而是依靠特殊的权力获得。既得利益者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不义之利，既不需要从全党考虑，也不需要直接面对老百姓。因此必须加快党内民主和发展社会民主的步伐，让公众的利益得到更加全面的表达，从制度安排上设计出分离权力与利益的机制，斩断权力与利益的纽带。
寄身于学界与宦海之间，王长江的身上却毫无官场习气，在他看来，政治亦有大小之分。“党同伐异，勾心斗角，这些都是小政治。既然你宣称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就应该从公共利益着眼，这才是大政治。”
中国数千年专制社会，权力染指于一切学术领域，在这样的社会中，充斥着大量胥吏式的学者，“只要有饭吃，有钱拿，无论什么东西，都替他做工具。”
而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演讲中定义了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以此观照当今知识界，合乎标准的也许并不多，而王长江或可算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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