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从“就业难”说起--一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就业难”说起——一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近年来，中国就业问题压力一直很大。大量大学毕业生尚无法找到工作，中专和初高中毕业生更加困难，处于未就业和半就业状态的青年很多。很多专家说，就业问题是个主要问题，要实现和谐社会，中国就必须增加就业岗位。每当经济不太景气，各部门和各级政府都把注意力放在就业上。　　

就业问题不仅仅与经济景气有关，也与劳动参与率有关。劳动参与率是指在劳动年龄内人口中，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劳动年龄人口中有意愿参加社会劳动的比重越大，需要提供的工作岗位就越多。反之则不需要那么多就业岗位。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6年中国劳动参与率高达81.7%，而世界平均值只有71.1%，其中低收入国家为73.0%，中下收入国家为70.9%；中上收入国家为67.2%；高收入国家为72.1%。中国比各等级国家都高出百分之十几。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正在接近的中上收入国家，但劳动参与率却高出这类国家22%。尤其是妇女劳动参与率更是高达75.4%，比世界平均水平57.9%高出30%，比妇女解放最充分的发达国家的63.9%还高出18%，是与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接近的中上收入国家的136%。中国在资料所列国家中劳动参与率第一，妇女劳动参与率排第三（第一第二的是妇女干活男人喝茶的越南和柬埔寨）。　　

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这表示中国在经济发展到现在阶段，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中有意愿参加社会劳动的比例比相同国家高出22%，因此必须比他们需要多提供22%的工作岗位。尤其是由于妇女就业愿望比同类国家高出36%，成为很大就业压力。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劳动参与率要比世界多数国家高呢？是不是中国人天生爱劳动，或者发财欲望比别人强呢？　　

显然不可能，哪里的人都爱劳动，都想发财。只要能生活，中国南方男人都会去泡茶馆，北方妇女都会选择在家。由于有大量东北人到三亚过冬，三亚本地人很多人靠出租房子生活，收入颇丰。于是满大街都是支的牌桌，打麻将的，斗地主的，下围棋的，从上午闹到凌晨。还都是三四十岁的“劳动年龄人口”。长江三角洲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经济学认为，劳动参与率反映了一个国家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它一方面受到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如果个人劳动报酬养活家庭能力高，社会保障程度高，则劳动参与率趋向走低。反之则偏向走高。　　

中国劳动参与率低，只能是中国劳动者报酬偏低，社会保障程度偏低造成的。　　

有人会有疑问：劳动参与率与养活家庭有关，也许是现在养活家庭的负担比以前重了，而不是劳动报酬低了，社会福利差了。　　

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其实，中国目前劳动人口养活家庭的压力是最低时期。少儿抚养比（0-14岁/15-64岁）和老年抚养比（64岁以上/15-64岁）是衡量劳动人口养活家庭负担程度的。中国少儿抚养比在60年代中期达到高分，为72-74%。90年代后期已经下降到35%左右，现在已经不足30%。少儿抚养费用要远高于老人抚养费用，因为老人很多还有退休金。目前老人抚养比确实在上升，但少儿加老人抚养比目前是最低谷。六十年代中后期曾经达到80%，目前不足40%。预期2013年后开始走高，30多年后超过50%。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本该是劳动人口压力最小时期。本应出现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情况。[1]　　

同时，中国正处于从中低收入国家走进中高收入国家行里，正常情况下劳动参与率在这个时期呈下降趋势（71.8%↓66.7%），但中国依然高达80%以上。　　

本来，中国处于劳动人口负担减轻时期，经济发展到劳动意愿减少时期，也就是说，中国本应该处于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趋于同类国家水平。但中国比同类国家劳动参与率高22%，说明中国经济结构出毛病了。　　

那么，还有什么数字能验证中国是因为劳动报酬低，社会福利水平低造成　　

如果参考下列数据就能悟出点道理。　　

中国在全世界各国中劳动参与率第一与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全世界最低也是相适应的。下面是世界银行提供的典型国家居民消费占支出法GDP的比重：　　

中国：35.4%　　

香港：59.9%　　　　

印度：55.3%　　　　

印尼：63.5%　　　　

伊朗：47.8%　　　　

以色列：55.6%　　　　

日本：57.3%（2005年）　　　　

韩国：54.1%　　　　

泰国：56.0%　　　　

美国：70.5%（2005年，一个资料上2007年达到72%）　　　　

法国：56.7%　　　　

德国：58.4%　　　　

意大利：59.3%　　　　

俄罗斯：49.5%　　　　

英国：64.1%　　　　

西班牙：57.7%　　　

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一般是50-60%，发达国家是56-65%，美国最高达到70%。中国只有35%！美国的一半，世界平均的60%。　　

当然，如果能用收入法GDP比较劳动者报酬比重最能说明问题。但没有能找到中国的数字。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一般在50-55%左右。但消费取决于收入和社会福利。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比一般国家低60-70%，说明劳动报酬和社会福利水平也有很大距离。　　

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支出法GDP比重自90年代中期一直在下降：　　

1985：51.6%　　　　

1990：48.8%　　　　

1995：44.9%　　　　

2000：46.4%　　　　

2005：37.7%　　　　

2007：35.4%　　　

居民消费水平下降成为因人均GDP增加和劳动人口抚养负担下降导致的就业欲望下降的相反力量。　　

社会福利取决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财政支出中福利支出比重。并最终形成政府福利支出占GDP比重。中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10%左右，福利支出占其中10%左右，也就是中央政府调控的再分配占GDP的1%左右。世界各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平均为26.9%（2006年），发达国家为27.3%。北美福利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40%多，欧洲国家在50-60%，德国和北欧甚至达到70%。也就是说，发达国家中央政府调控分配财富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2-13%，是中国的12-13倍。即使新兴市场国家也比中国高很多，阿根廷中央财政支出中福利支出占34%。　　

劳动报酬水平比一般国家低很多，也就是一次分配中“资本”拿得多劳动者拿得少；政府调控力度比一般国家低很多，也就是说二次分配力度极弱。这种情况下，居民养家的能力就不是一个样子了。　　

其实观察一下就想得通，以前城里很多家庭四五个孩子，老爸一个人出去工作，老妈在家养孩子打理家务，虽然日子紧吧点，一样能生活。现在年轻夫妇婚后只一个人出去劳动，门儿都没有！城市里现在根本不用搞什么计划生育，年轻夫妇养两个孩子？不是怕罚的问题，是养起养不起的问题。　　

总结起来逻辑大概是这样的：由于中国在90年代开始农民工劳动报酬一直维持极低水平，城镇大量职工下岗，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始终维持在低水平，最终形成劳动报酬占一次财富分配中比重越来越低。同时，虽然这个时期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上升，但依然难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加上财政中福利支出比重长期维持低水平，造成二次分配力量过小。最终导致普通劳动人口养家负担过大，形成强烈的就业需求。老的不敢退休，小的急着上岗。这就导致中国劳动参与率比同等国家高出22%，需要安排的就业岗位也比正常多出22%。最后形成就业压力持续大的结果。　　

中央说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找到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为什么要调整经济结构呢？是中国经济结构中有很多层面的结构与普遍情况偏差太大，也叫做结构失衡。结构问题很多，比如一、二、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出口产品中技术含量结构、投资结构……等等多了去了，变个角度就能找到结构问题。但总有一个结构是最重要的，是其他结构失衡的主导因素。　　

那么，拿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个问题呢？只应该是一个：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哪个结构失衡会使经济不可持续发展，而且其中哪个是主导因素，哪个结构就是最需要首先关注的结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很多结构偏差并不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我们重点关注它们，不是漏了主要矛盾吗？　　

很多人把目标盯在产业结构上。产业结构是生产法角度看经济总量的。中国产业结构的问题是第三产业比重偏低。2000年世界平均水平为67.1%，其中中下收入国家为44.6%，中上收入国家为62.3%。中国只有39.3%。中国这时的人均收入水平略高于中下国家，应该在45%以上，显然少了5-6个百分点。这是问题不是呢？会不会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呢？不会。因为三产业发育水平低，只能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以通过扩张三产业形成更强更大经济增长领域的空间和机会，而不是障碍。因此，可以谈三产发展三产，但这与可持续发展无关。　　

很多人提到中国制造业的技术结构和出口结构问题，认为中国大量制造业产品是低端产品，技术含量低，自主技术和品牌少，这不仅影响了经济效益，而且中国这些产品已经充斥世界市场，贸易摩擦越来越严重，依赖中低端产品出口的增长空间已经很小。只要扩大自主知识产权水平，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避开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同一领域的过度竞争，中国出口市场就扩大了，这就为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扩宽了道路。　　

其实，自9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一直在升级。从1990年到2007年，机电产品从20.3%持续上升到47.4%。初级产品和纺织矿产等从42.6%下降到23.1%。到2006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达到92.4%，在工业化国家中排第一（日本91.0%、美国79.2%、德国82.7%）[2] 。　　

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问题是两个，一是产品的核心技术基本不是中国的；二是大部分出口是外资企业完成的。[3]那么，是否只要中国狠抓“自出创新”，就会扩大中国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空间，由此解决出口增长问题呢？　　

不那么简单。首先，中国地界里生产的出口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档次并不低，已经充斥世界市场，只是主要是外资企业完成的。世界市场并没有什么看得见的空挡（中国在汽车、飞机这两个占世界贸易总额10%的领域里尚看不出自己的位置）。因此问题不是“扩充未占领的世界市场”问题，而是从在中国国内的外资企业出口盘子里拿走多少的问题，朝三暮四，总量变动不会大，改善的无非是中国企业的效益。而可持续发展要考虑的主要不是效率，而是总量。　　

其次，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出口第一大国。出口总额已经占世界出口总额的9%，美国在六七十年代处在世界霸主地位时候，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尚未达到过15%，日本出口贸易最疯狂的1993年也只达到接近世界贸易总额的10%。一国出口占世界贸易比重越大，贸易摩擦系数越大，可以说，中国在世界贸易的份额已经接近极限。　　

今后很长时间内，已经被挤压严重的发达国家贸易保护将越来越严重，与中国接近甚至劳动力价格更低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低成本劳动已经到了极限）也会拼命挤进世界贸易圈子里。世界不会为中国提供一个扩大到15%比重的国际贸易环境。而且即使有达到15%的空间，也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依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调整出口结构是必要的，有利的，但与可持续发展关系不大。　　

也就是说，依赖每年以25%左右增长速度带动整个经济总量增长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头了，就算通过努力还找到点空间，也杯水车薪，不解决问题。　　

而实际上，所谓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反映在经济结构上，就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也就是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各占多少比重。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净出口比重持续上升：　　

1995：40.3%、1.6%　　　　

2000：35.3%、2.4%　　　　

2005：42.7%、5.5%　　　　

2007：42.3%、8.9%　　　

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基本是出口拉动的。净出口，经济增长率会很低。以下是今年净出口占GDP净增值的比重：　　

2000：32%　　

2005：34%　　

2007：57%　　

也就是没有国外市场的净需求，中国经济增长率会降低一半还多。　　

那么为什么非要依赖出口才能增长呢？国内生产的东西，不存在不准国内人买，非要卖到国外不可的情况。实际上只要国内居民想买并买得起，东西随便买。问题很简单，是国内居民消费不起这么多东西，不得不依赖出口来解决。如果对应国内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越来越低，就知道净出口为什么占GDP比重越来越高的原因了。如果2007年净出口是零，那么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会达到44.3%，接近90年代初水平，。也接近同类国家水平，在世界上肯定不会排倒数第一。　　

总结起来逻辑是这样的：由于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已经接近极限，中国依赖出口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这是中国经济结构的核心障碍。而从两头在外为主转向两头在内为主，也就意味着调整支出法的结构：加大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而调整支出法的结构，必须调整收入法GDP的结构，调高劳动者报酬比重并加大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力度。　　

恐怕很多人都赞同贫道上面的分析，因为没别的算法。但是，问题和逻辑并没到底——调整收入法GDP结构还会牵涉什么问题？牵涉什么结构？贫道下个帖子与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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