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伟：谈谈重庆模式

苏伟：谈谈重庆模式

非常高兴到咱们政法大学来和咱们老师一起来探讨重庆模式问题（我本来不同意“模式”这个提法，但现在流行，只好借用一下），我们也想听听北京同志对重庆发展的想法和建议，所以我就把重庆的情况做一个介绍。大家有什么疑问啊，问题啊，我们可以共同来探讨探讨。我准备讲三个大问题，第一简单介绍重庆的历史发展和历史使命，第二讲讲薄熙来重庆新政的要点，第三谈谈重庆模式的特点与意义。其实薄熙来的新政就是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　　

第一，  简单介绍一下重庆的历史发展与历史使命。　　

我们都知道，1997年重庆直辖，直辖当天，国务院命令我国驻联合国使团在联合国大厅的地图上标明中国第四个城市，就是重庆。 所以直辖的效应是立即波及全世界。虽然重庆是一个直辖市的体制，但是它的幅员面积是82000平方公里。我们其他三个直辖市面积加起来还只是它的一半，它其实和一个省差不多了。我们东部沿海的江苏和福建就是十来万平方公里，和重庆差不多。宁夏自治区大约6万平方公里。所以重庆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直辖市。直辖当年，有一个说法 说是北京是首都直辖市，上海市经济直辖市，天津是一个工业直辖市，那重庆是一个农民直辖市。重庆的市树，叫黄葛树，有人说是老农民的形象，重庆的市花，叫川茶花，有人说是一个美丽的村姑的形象。所以重庆给人的感觉是，一直辖就与农民联系起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重庆目前3200万人口，有户籍的城镇人口只有1000来万，所以可以说是农民直辖市。但是重庆有一点名气，是与美丽相联系，有三美：美景、美食、美女。重庆的景色尤其是夜景确实很美丽，因为它有山有水有城，而且是两条大江绕城。重庆的美食当中，最有名就是火锅。当然还有重庆的美女，重庆的美女很有名。有一个说法，到了北京知道你的官小，到了深圳知道你的钱少，到了重庆，你就知道你结婚太早。　　

从历史说起，目前有考古历史记载，重庆是我们国家历史最长的，它有200万年。以前知道最早就是元谋人有70万年的历史，北京人四五十万年，而在重庆巫山发现的巫山人有200万年。有文明史的就只有3000多年啦。重庆古称巴，因为有个巴国，这个巴国是武王伐纣以后给姬姓的一支建立的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重庆那个地方就是巴郡，全国36郡之一。重庆简称渝，毛主席有一首七律中有一句诗：“索句渝州叶正黄”。重庆叫渝州，因为嘉陵江古称渝水，所以就叫渝州。重庆不仅是中国历史最长的一个地方，而且也是改变世界历史的一个地方，大家都知道：重庆的合川有一个钓鱼城，钓鱼城确实很奇特。它既是平地而起的平地山，四周都是悬崖，但是上边有点像世外桃源，有平地、有水源。所以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它可以抵抗元军，坚守36年。当时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大汗率一支军队来攻，在此地战死了。远征欧洲的蒙古大军，远征中东的蒙古大军，最后都回到了本土来争夺王位，所以就挽救了欧洲、挽救了中东。所以钓鱼城被西方一个历史学家称为“上帝折鞭”的地方。设想，如果蒙哥不是死在重庆钓鱼城古战场上，那么按当时蒙古大军这个战斗力，他横扫欧亚，征服当时的世界，那基本是没有疑问的。这算是重庆的一个骄傲之处吧。　　

“重庆”这个地名的由来在宋朝。公元1189年的时候，宋朝一个皇子，叫赵接踵，接踵而来，他确实叫这个名字，他的好事也确实是接踵而来——按照中国人的风水，确实有点巧合——在那一年的正月封王，叫恭王，封地就在重庆。为什么叫恭王呢？那一段历史重庆不大讲，但也不能回避。原来重庆叫渝州之前呢，叫恭州，恭州之前叫江州，依江而建嘛，但是后来在唐朝末年，重庆地方官造反，朝廷认为重庆这个地方的人凶悍、刚猛、不服朝廷。为了驯化，将地名也改了，改成恭州。当时赵接踵就是封为恭王。但是他第二个月就登上皇位，是为宋光宗。两个月接连两重喜庆，所以将恭州改成重庆府，州府同级，重要的地方叫府。　　

抗战之前，国民政府已经看到了四川尤其是重庆的重要性，所以尽管抗战还没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1935就把重庆升格为他的直辖市，7.7事变后又定为“战时首都”。那么有一个说法，孙中山老先生在他去世前不久，给他看好的接班人蒋介石有一个秘诀锦囊，就八个字，叫做：外患入川，内乱赴台。所以外患一来，国民政府就迁都重庆，1941年又定为“陪都”。重庆在抗日战争中遭到了日本的大轰炸，这方面的宣传还是不够多。我们都知道伦敦大轰炸。但是伦敦大轰炸比起重庆大轰炸来讲，时间的长度和猛烈程度和牺牲的人数来说，都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重庆大轰炸的时间长度长达三年。日军打到湖北，离宜昌不远，飞机进来很容易。这幅照片就是当时重庆大轰炸的景象，整个主城半岛一片火海。整个抗战时期，毛主席讲蒋介石在四川的峨眉山，共产党在敌后抗战，桃子熟了，蒋介石下来摘桃子了，我们要和他进行斗争。峨眉山是泛指，其实抗战期间，蒋介石多数时间是在重庆。这里有一座山，叫黄山，蒋宋官邸就在这里。　　

重庆除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之外，更是共产党“红岩精神”的故乡。大家都看过小说《红岩》。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所有小说再版次数和发行量，《红岩》都最多。中央到目前正式肯定我党的优良传统精神，就四项：一是井冈山精神，二是长征精神，三是延安精神，第四就是红岩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都主要是以毛主席为主的精神，而红岩精神当然也有毛主席的，但主要的是周恩来精神，是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当局，在抗战时期和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那样培养出来的一种共产党人的精神。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意义。但是呢，有一本小说《红岩》，全国的老百姓，包括重庆的老百姓都普遍认为红岩精神就是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精神，如江姐精神、许云峰精神等。这个没有办法，理论和文学在传播上是没法比的。其实，如果红岩精神是一棵大树的话，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精神只是这棵树上的几朵花，但是大家看《红岩》看到的就是这几朵花，对这颗树本身呢，了解还不是很多。　　

重庆还有名的，史书上也大书特书的一笔，是毛蒋的重庆谈判。留下来了很多佳话，佳句。只能长话短说。　　

解放以后，重庆成为直辖市，是西南局所在地。当时有“三龙聚会”：刘、邓都属龙，贺龙名龙。重庆发展很不错啦。但是五四年大区撤销以后呢，重庆变成四川的省辖市，中国是一个叫做行政主导性的社会，包括到现在，经济社会发展，行政主导非常重要。当然也不是决定性的。所以直辖前后，重庆有比较大的变化。因为直辖以前呢，1983年重庆就成为中国第一个计划单列市，经济上实际已经直辖啦，税收大头交中央，小头交四川，四川就主要打造成都平原的城市群。加上重庆是我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所以90年代一度还相当困难。97年直辖，直辖表面上红红火火，但是他的支柱，他的企业很困难。就在直辖那一年，重庆工业企业是全行业亏损。就是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接通算，全行业净亏损。而且连续亏损。大家都知道，98年朱镕基有一个三年国有企业脱困的计划，要求全国各省区三年之内国有企业的亏损面降到20%以下。重庆报告中央，说由于重庆实在太困难了，直辖的时候，重庆的国有企业亏损面是79%，要三年之间从79%降到20%实在很难，要求宽限两年，就是五年达到脱困的目标。当然朱镕基说不行。据说全世界有两个人的眉毛都“可以杀人”。一个是美国一个前国务卿，是一个女“同胞”，叫奥尔布莱特，再一个就是朱镕基。显示了他们刀一样的性格。朱镕基治国有方，知道重庆很困难，但是如果开一个门，大家都会来挤，所以一个门缝都不给。当然这一下就把重庆逼到死地去求生的地步了。于是就下决心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譬如说，为了保稳定——邓小平讲得好：改革发展稳定，中国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铁三角的关系处理好——最初我们重庆直辖以后定的就是每年的下岗职工不得超过8万人数，但是为了三年脱困呢，98年就开始翻一番，当然也加大了再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措施等等。尤其是从那以后呢，就开创了一个后来称之为国企改革重庆国企模式的先河，就是把众多的小企业做大做强，重庆比较好的实施了朱镕基的那个抓大放小的政策。其他地方是把小的企业一卖了之。重庆也卖了一部分，但是把更多的国有小企业抓成大企业，这样来抓大放小，就没有放很多“小”。　　

还要讲一个背景是：为什么重庆要直辖？当时它的经济总量一点不大嘛。当然我们都知道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三峡工程。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水利工程。他的资金、技术难度都比较大，但都不是最大的问题。真正难度大的就是它有100多万的移民：这100多万的移民能不能移出来、能不能稳得住。国内很多人、国外很多政府都怀疑我们是不是能够把移民的事做好。确实，亚洲第幅员六大国蒙古，就100多万人，世界上少于100万人的国家多了是。三峡水库移民，相当一个国家的整体的迁移。所以被称为“世界级难题”。这个是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为什么重庆直辖与此有直接的关系？最初方案与重庆无关，是准备成立三峡省的，由湖北省的宜昌和四川省的万县、涪陵三个地区组成。已经都成立了一个筹备组，后来又放弃了。为什么放弃了，就是成立一个三峡省把库头库尾都管住，对移民来讲可能是更好一点。但是移民不但是要搬家出来，而且100多万人搬出来之后要致富才能稳定啊，而要致富就得有一个大工业基地给他们以带动，那当然就只有重庆了，所以决定就让重庆直辖。移民工作，重庆做得很好，十几年来移民确实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三峡大坝蓄水已经两次到了175米，累计移民120万。移民其实农民为少部分，多数还是城镇居民，包括有几座县城，好几百个乡和镇。这张照片是张飞庙。张飞庙这一类的古迹很多，我们都是把每一匹砖，每一匹瓦，每一块木料都编上号码，然后到一个新的地址，重新给它装上去。整个移民搬迁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重庆做得很成功。　　

国内很多人、国外很多政府怀疑三峡工程的第二个理由，就是你三峡水库修好以后，你库尾有一座特大型的重工业城市，不把这个世界最大的水库污染了才怪。确实，重庆到前的支柱产业都是傻大黑粗的冶金、化工、机械制造等等，它是我们国家常规兵器的基地，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当年为了抗战就把兵工主要摆在重庆，有几座重要的兵工厂还是蒋介石这个还是比较务实人亲自乘车乘船来选定的厂址。这些兵工厂现在或将来还会是我们中华民族患难时生存的底线基础——极而言之，万一最坏的局面出现就是，沿海包括北京被打成一片焦土之后，我们中华民族还可以依托于此，至少人人能手握一支钢枪吧，然后绝地反击。所以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为了配套，在没有相应资源的情况下，也要有配套的工业产业。譬如说冶金，重庆没有一点铁矿石，但是有一个在我们国家也相当厉害的重钢，它是叫花子企业，吃千家饭（铁矿石），全国全世界，到处去讨口，运那么远，但是该保它。它技术也是非常先进的，它可以炼出特种钢。所以重庆的产业门类是非常齐全的，是能够配套支撑战争的这样一个城市。所以这样一个特大城市，它不污染你的三峡水库，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国外有人讲：三峡是上帝赐给我们全人类的，虽然在中国，也不是你中国自己的，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那么美丽，不能你中国人把它污染了，所以反对我们修三峡。当然重庆生态保护工作也做很很不错。大家知道重庆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这幅照片是重庆的一个湖，叫做长寿湖，是一个水库，它的自然景色比千岛湖还要好得多，只是没有钱来打造。现在千岛湖全国人民都游腻了，忽然发现重庆有个长寿湖。你看这个寿字，天然形成的，国家旅游局准备投资，据说是好几百亿，将来可能是比千岛湖还要好。这是重庆保护生态的结果之一。重庆的工业，包括重化工业，在大发展的同时，它一方面也还在污染，但是治污的速度现在还是超过了排污的速度，所以这个长寿湖以前是一个污染很严重的一个湖，是当年苏联援建我们国家150几个重点项目之一，几十年的污染。直辖以后，才治理，治理很见成效，所以这个也是重庆经验之一，重化工城市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没有恶化，还略有改善。当然问题还是有，有的是水库建成后突出出来的。三峡水库它现在成库以后，每年到了秋冬天，它就开始蓄水，蓄到175米，大量发电。到了雨季要来临之前，它就要将水位降下来，降到135米，那么两岸就有30几米冬天春天是水淹没的地方，到了夏天最热的时候，反而要露出来，烂泥、水草等等，太阳一暴晒，那个污染问题可想而知。这个三峡又是一个江河型的水库，从大坝一直到重庆的朝天门有600公里，1200里，两岸都有水平下降部分夏天太阳暴晒问题。还有地质灾害等等问题。它也不是工业污染，而是巨型水库本身要带来的问题。当然，重庆毕竟是一个重化工城市，你就是引进再先进的技术，譬如说这长寿湖不远这个地方有一个化工园区，是一个世界级的，它的园区有20平方公里。著名的巴斯夫化工企业进来了，它有6道工序，6道防护墙来防止它的污染。但是本身防护再好，其他环节也可能出事。不久前有一艘在三峡水库沉没，几个集装箱里面装的是什么呢？高锰酸钾这个剧毒。所以有很多潜在的危险。　　

重庆设直辖市，为什么没有设一个重庆省，或者三峡省呢？据说最初也有设一个省的考虑。邓小平早就讲过，四川太大，要解决它太大不便管理的这个问题。而且这么大一个中国，行政管理怎么弄才好的问题远没有解决。大家都知道， 80年代出了一套华夏丛书，其中就提出中国大概50个到100个省级行政单位比较合适。这样免得诸侯势力太大。回到重庆，如果搞一个省，重庆还是一个省辖市，省辖市和省的矛盾将会非常非常大。所以为了避免那个矛盾，所以中央很高明的就让重庆直辖。这样可发挥中国西部最大一个老工业基地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探讨一个为将来50个到100个这么大省级行政区的怎么管理创造经验。所以这个也是重庆直辖的又一个原因。这样振兴老工业基地这个目的也容易达到了。　　

能不能移好100多万移民，能不能保持三峡水质的安全，这个实际上是重庆直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重庆这个直辖市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任务，而且应该是我们现在考察重庆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很多模式，它不单是领导人想出来的，更是这现实的问题它提出来的。既然重庆是一个“农村直辖市”，那么现在重庆模式的很重要内容，就是从这个特殊调情发展演变而来。大家知道三峡地区本来就是号称“天险”的大巴山区，又经几十年“不上不下”（三峡工程曾搁置几十年，然而又不能库区投资）、“不三不四”（中央决定修三峡水库后，动议中三峡省不可能投资，四川省也不愿投资），故穷上加穷。重庆在直辖之前，一点不穷，只有一个贫困县叫潼南，其实是个鱼米之乡，因是一位前国家元首的故乡，据说因此得了一顶帽子，好给点支援。但是一直辖，重庆真穷惨了——40个区县，就有20个贫困县，其中17个是货真价实的国家级贫困县！直辖时的绝对贫困人口有360万。什么是绝对贫困，大家知道就是一年有那么几天，十几天甚至是几十天，肚子还吃不饱。一个是三峡库区，在一个就是武陵山区，出土匪的地方，武陵山区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根据地。凡是红军的根据地，大家都知道都是比较贫困的。尽管经过十几年我们大力的扶贫，但是目前仍然有30来万人就是绝对贫困。他们那些地方就是人无法生存。90年代我曾经到一个贫困县去调查过，汽车到了公路的最高处，然后翻山，翻了2个多小时到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老百姓来欢迎我们，喊的口号居然还是毛主席万岁。因为青壮年早就出来打工了，它那地方又没有报纸，甚至于不如文革了，因为文革的时候还有高音喇叭，有手摇的电话，现在这些都没有了，那么手机老百姓用不起，所以还停留在毛主席万岁的那个时期，这都是实情。　　

一个是经济要发展，再一个就是三峡水库要保证安全，更重要一个就是你一个“农村直辖市”的农民还得脱贫致富，这些就成为重庆模式的一个背景和要解决的难题。　　

第二，介绍一下我理解的重庆新政的要点。　　

薄熙来是我们党内和我们政府内很少的“个性官员”之一。由于儒家思想长期熏陶，历史上中国人受儒家长期毒化。儒家要求所有的官都要遵礼教、守礼制，而礼教、礼制又是 “吃人”的，包括官僚自己都要被吃掉，人性个性都被吃得干干净净，这个是历史基础，也影响我们现在。每一个共产党员讲究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这是共性。这个本来也是党性的要求，但是这个共性与人的个性形成一对矛盾，而绝大多数官员的个性都被共性淹没。薄熙来是把和共性和个性结合得比较好，并统一到较高度党性的高官之一。个性突出，不管在哪里，都自然会有争议。但人的个性的自由而充分发展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方向，一个本质，一个追求。这是个题外话。薄熙来来到重庆时间也不长，他有哪些新政要点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可能不全面的简介。　　

首先，薄熙来对自己要求很高，对重庆发展的要求很高。他来重庆先调研，不久就在我们市委党校，把全市的区县部门的一把手都找来，作了一个可以叫做施政纲要的讲话。我听了后觉得价值目标定得好，体现在他的两句话中，就是“成后来之上之事，是非同寻常之举”，也就是要求重庆要后来居上。这就定了重庆的志向，包括市委市府也包括3200万重庆人的志向。这个志向是要决定方向、决定目标、决定成败的啊，非常非常重要。“后来居上”，而且公开宣示，这是我们重庆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啊。现在给重庆立了这样一个志向：要居先于我们直辖的京津沪之上。当然不说你的发展水平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它们，那是不可能的，相当一段时间是不可能的，将来也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点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正是薄熙来要求是必须的，就是重庆的工作、重庆的发展速度要赶超京津沪。这是薄熙来后来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干部大培训、大“输血”，大轮岗，包括唱红打黑，包括干部“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具体内容下面要讲）等等出台的着眼点。对干部的要求、工作、责任要超出京津沪，对此我觉得表现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品格。毛主席的名言就是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呢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而这对重庆意义特别重要。因为重庆它的直辖是升格，本地干部职务不变而行政级别均升一级。升成与其他直辖市一样，区与部门正职均为正厅级，县的正职是正儿八经的副厅级，区下面街道乡镇正职为正处级，县下面街道乡镇正职为副处级。尽管引进了不少外地干部，但重庆本地大批的干部，有他的好处，就是直接从基层实践中来，但是毕竟阶梯环节要少一些，比如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很低的乡镇不多不久就到厅局级，你的工作水平啊，工作程序啊，工作规范啊等等，就不够，甚至比起四川省等邻近省区，由于别人从乡镇上来，经过县、市等环节，你没有，所以很多方面还差。所以薄熙来首先要求重庆干部队伍的工作要比肩京津沪，整个发展目标要后来居上，发展路径要非同寻常，这，可以说是重庆模式内在的一个精、气、神。如果没有赶超先进水平的明确目标和要求，可以说就出不来任何好的“模式”。像毛主席邓小平他们那样，首先要求我们中国不管怎么发展，但目标一定非常远大，尽管毛主席后来他急了些，想找条近路结果欲速不达，但是后来邓小平看到他的路子不行，找了条新路，然而目标还是要赶超，这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薄熙来对重庆有这个要求，可以说是重庆创造的一切“模式”的主观基础。　　

那么具体讲呢，可能也不一定对啊，我概括几点薄熙来新政。　　

薄熙来新政的第一个内容，是以胡锦涛对重庆的“314”战略部署为重庆各项工作的总纲。抓纲治国，这是毛主席的高明的领导方法。当然毛主席后来讲的“纲”是阶级斗争，错了，但这只是技术性的问题，抓纲治国本身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这是非常对的。薄熙来到重庆来后一直强调这个总纲。而这个总纲的核心，就是“314”部署中的“3”——对重庆的三大定位，即要求重庆成为西部重要的增长极、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要理解这三大定位的意义，必须了解“胡温新政”这个大背景。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啊目前面临五大矛盾，“胡温新政”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要解决这五大矛盾。　　

五大矛盾一是城乡矛盾，“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二是地区矛盾，邓小平讲东部先发展起来，到世纪末再帮助中西部发展是对的，但政策执行有偏差，再加上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使得大家可能都没想到这个城乡地区的差距会这么大，再下去要危及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了；三是经济与社会的矛盾，即一手硬一手软的新发展导致的，包括民主政治、精神文明、民生问题等等，都很严重，整个民族道德大滑坡，危险得很；四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未能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五就是内需与外需的矛盾，不愿意为还较穷的中国人服务而更愿意为较富裕的外国人服务，导致辛辛苦苦为人作嫁，甚至别人打喷嚏我们发烧。　　

而五大矛盾的大病根之一，就在于我们地方把本来是一个很对的思想和正确的战略，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后来在贯彻执行中严重异化，就是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异化转换为以GDP为中心。而中国这些年呢又是市场经济，同时又是政府经济，是政府内化为市场机制核心的市场经济，所以政府的行为比市场的行为更大地在推动、在左右经济的发展。其好处是全党动手搞经济，但由于以GDP为中心、GDP挂帅，就要出问题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座的都是县长市长省长，手里面都有一个亿十个亿一百个亿的资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根深蒂固，这个好，但是又异化为以GDP为中心，上峰又以GDP的增速来考核我的乌纱帽，那么我这一个亿十个亿一百个亿，是投入城市还是投入农村GDP增长快呢，是投入东部或者发达地区还是 投入落后地区GDP增长快呢？是投入经济领域还是投入民生等等社会领域GDP增长快呢？还是投入建设领域还是投入环保领域GDP增长快呢？是扩大出口还是供应内需GDP增长快呢？答案都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个惯性发展，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着的五大矛盾，这五大矛盾的激化，就使得城市繁荣农村凋敝、沿海富裕内地贫穷、经济发展社会落后、建设飞快污染严重、抑制内需拼命出这位这样的发展方式再也不能够再继续了。如果再不觉悟，或者再任由这种发展方式形成的利益集团继续推动这种发展方式继续惯性运动，那么有可能到某一个节点，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崩溃性的灾难。这个情况是中国人都看到了，当然党中央看得就更清楚了，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　　

而我认为，“重庆模式”就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范本。它的背景，它的着眼点都出自于这五大矛盾。而这五大矛盾呢，除了第五个，在我们重庆可以说是特别集中，特别突出。所以这个“重庆模式”，所以薄熙来讲重庆工作的“总纲”和解决这几大矛盾，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你比如说这第一大矛盾，我们知道，城乡居民收入比，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公不公平、公不公正的一个重要指标，2.4比1，就和基尼系数的4.0一样，是黄线了；3.4比1，就和基尼系数的5.0一样，是红线了。我们国家城乡居民收入比现在大约是3.3比1，重庆一度达到了4比1！以这个标准看，重庆就是一个很不公平很不公正的地方。当然不能简单地搬西方的数据，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历史上毛主席在的时候城乡差距就很大，但现在大得过分了。现在全世界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就是2点几比1，发达国家接近1比1。这是人类文明潮流啊。即便不从道德上讲，就从发展上讲，城乡差距太大，也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问题——产品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中国占多数的农村居民太穷，买不起多少工业品，例如即便科学发展观提出几年以来，从03年到07年这五年，大家都知道这期间中央非常重视三农问题，什么减免农业税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啊等等等等，惠农支农政策很多，但是即便如此，全国商品零售总额，乡即乡以下所占的比重，仍然从大约25%降到了约20%。这就是为什么中央这几年也都一直在讲的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太穷，他就买不起多少工业品，工业品生产就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就困难，失业问题就严重。再加上出口受阻，那么这个内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所以科学发展观提出五统筹啊，把统筹城乡放在第一位，确实有道理。而重庆模式突出了城乡统筹，确实符合科学发展观。而且这个“新政”不仅是薄熙来的，汪洋在的时候就强调统筹城乡。薄熙来继续，并且做的更好。　　

再比如第二大矛盾，地区矛盾。全国是东中西部，重庆自身还有一个较发达的“老重庆”地区与直辖后新进来的三峡库区（大巴山区）和武陵山区（五个县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差距问题。前面讲了，重庆主城区，作为我们国家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就凭它单独就可以支撑中华民族绝地反击这样一个工业基地，它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厉害啊，东部做做玩具啊、衣服啊，和做飞机大炮的不能比啊。这样一个主城区，和三峡库区，和武陵山区（那是红四方面军重要根据地，穷才革命嘛），发展差距比全国东中西部大得多。直辖的时候，三峡库区还有十几万住山洞的农民，这个地区差距可想而知。我们知道，这个地区均衡发展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差距太大了很危险啊。你别说是内地人到沿海一看心里面有气，就是我们三峡库区、武陵山区的人到我们主城区来看他们都有气。干部待遇因此也极不公平公平啊。我们都知道现在公务员收都“阳光”了：基本工资总理给，全国一样，但地区津贴由各省长、市长、县长给，富的多得很，穷的少得很。重庆主城区与三峡库区干部相比，地区津贴相差有好几倍。但库区干部十几年累死累活移民多难啊（三峡移民真我们民族的一部史诗，但现在宣传很不够），但收入就是比我们比起来舒服得多的主城干部少得可怜！我们人均GDP最高的上海最低的贵州差距上了10倍，也是世界之最。除我们之外差距厉害的印度最富与最穷的邦这个差距不过4倍，发达国家国内普遍不到1倍。所以这个地区差距啊，它的政治意义甚至大过它的经济意义。　　

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就不用多讲了，老百姓的“新三座大山”说，足矣。不过这三座大山，由于重庆模式的作用，在重庆反而要轻很多。人与自然的矛盾，前面讲过，重庆要保证三峡库水的安全，也解决得不错。　　

那么针对这些矛盾，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之下，胡锦涛给重庆有一个发展战略定位叫做三大定位，就是薄熙来要求作为重庆工作总纲的三大定位。　　

第一大定位就是要加快把重庆建设成西部重要的增长基地。把这个定位放到统筹区域发展观背景之下就非常清楚了：西部这么大，不可能平铺推进，要选几个点，跨越式发展带动，整个西部缩小东西部的差距。这是中华民族团结、我们国家统一巩固的重要根基。这是第一个定位。重庆模式符合中央这个指导精神。　　

第二个定位就是要加快把重庆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有的专家讲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弓箭战略，中央没有明提，但实际上有这个事。正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十年一步：79年四个特区，80年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这个弓背很快就发展起来了；90年国务院出台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以浦东为龙头，包括重庆九江芜湖武汉南京五大城市对外开放，所以长江经济带这支箭呢很快就打造出来了；又过十年，99年江泽民在西安宣布西部大开发正式启动，西部大开发重点区域呢，正好就是这根的弦。西部大开发实施8年，胡锦涛又要求重庆加快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所以我们体会，至少有两个任务吧，第一是帮助把这根弦打造好啊，就是前面讲过的带动西部加速发展；第二要把这个长江经济带这支箭的箭尾打造好。这样中央才能张弓搭箭，在二十一世纪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长江经济带这支箭（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箭，珠江经济带啊、陇海大陆桥经济带、黄河经济带等等）射出去。这个是第二个定位。重庆模式也符合中央这个指导精神。　　

第三个定位就是要加快建成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中央对京津沪已各有定位，那么重庆这个新直辖市的特点呢，就是统筹城乡发展。这里有张图，是我们在巫山考古挖出来一个青铜鸟叫太阳鸟，又叫火凤凰。重庆一个艺术家慧眼独具，把鸟形做成一个通透图，正好与重庆的版图重合，40个区县，一个不拉全覆盖，它的心脏就是重庆的主城区，它的血液系统就是重庆长江乌江嘉陵江的水系，而且它的头不偏不倚正好伸到重庆唯一出过前国家元首的县叫潼南县。这真是有点神啊！而我以它来说明：重庆主城不过是一颗心而已，单独去跳，扑腾不了几下，所以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即只能作为一只神鸟整体腾飞。中央后来定了重庆和成都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是天意，天遂人意，这是中国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重庆模式也符合中央这个指导精神。　　

总之，胡锦涛314战略部署是“胡温新政”即科学发展这个总战略在重庆的具体体现，薄熙来反复讲以这个战略部署作为重庆各项工作的总纲，我觉得这是薄熙来新政的根本性内容。　　

薄熙来新政的第二个具体内容，当然就是轰动海内外的打黑除恶了。这个黑社会啊，中外都古已有之，我们重庆、四川尤其厉害。因为它自古就有哥老会（成员叫袍哥）这样的民间组织。哥老会等组织它本身是个中性的，就是由于封建政府它的行政力度不够，很多事情它解决不了，民间豪强只有自己组织起来解决一些问题，实际上是第二政府。它变黑之前为什么说是中性的呢？哥老会等不少民间组织包括一直到现在的一些帮派，共同的信条，第一呢是忠于首领，第二呢就是不扰民，不欺负老百姓，第三呢就是不能背叛朋友，江湖道德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被好人掌握，在特殊条件下还可以变成做好事的力量，包括清末我们的四川、重庆的保路运动，主力之一就是哥老会，发挥了爱国主义作用，还牺牲了不少的人。如果这些组织被坏人或恶势力掌握，就会变成黑社会。为什么重庆的黑社会很多？原因之一就是搞了市场经济以后，社会变化很快，政府职能转换不可能一步到位，很多事啊政府一时也管不了、管不到，需要民间自己来搞。譬如说现在小偷那么猖獗，一般小偷小盗进了小商店小饭馆，现在这个公安局人力财力物力不够来追他，没办法，所以有一些地方就有民间力量自己组织起来，发挥一些治保作用。重庆有个黑社会自称是“第二公安局”嘛。重庆以前多年也打黑，但为什么越打越多呢？一是没有打保护伞，二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各行业的民间联系也多了，政府的行业一时管理到不了位，就容易产生与历史古已有之的哥老会相类似的民间组织，也容易被黑社会掌握。所以重庆黑社会确实厉害。重庆公安局搞了一个打黑展览，那个收缴的大刀的砍刀是堆积如山，很多血腥场面的照片，薄熙来看了都说不得了，砍人跟砍牲口似的。不打，重庆能是个青天白日的和谐社会吗？所以这个打黑是深得人心的。　　

其实，薄熙来的打黑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黑。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打黑本身既不姓社，也不姓共。黑社会厉害了，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都要打。它们确实也打过，意大利打了几十年的黑手党。所以一般性的打黑既没有社会属性，也么有意识形态属性。但薄熙来的打黑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性影响？因为重庆打黑引向深层次的肃贪反腐。这个意义就大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民主滞后，党员不能监督党委、人民不能监督政府，导致腐败盛行。但民主又不能一蹴而就，当前肃贪就只能主要靠“青天”，反腐斗争就只能表现为“青天”与保护伞的斗争。腐败分子是盘根错节，尤其是要突破保护伞，很难，是不是啊。一般的贪污、收贿，保护伞有办法大事化小，但是薄熙来把打黑和肃贪联系起来，这一招确实重庆的真招，厉害。他是黑社会，他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即便他还有保护伞，怎么保他？第一他就没有这个胆量，第二他有没有这个本事，所以把打黑和肃贪联系起来，反腐就相当有效。我觉得这重庆模式一个亮点。　　

重庆打黑引起关注，还涉及到一个争论问题。就是包括我们学校的扬帆老师在内的一些同志，曾经提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原罪，需要清算。反对者很多，这个争论非常激烈。确实，中国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不但有原罪，还要现在继续残酷剥削压榨工人，有“现罪”。重庆狠狠打击黑社会头目，多为民营企业家。有些人就把它联系起来，认为薄熙来在重庆要“清算原罪”，打击民营经济。有人特为此叫好。其实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误传。薄熙来打的黑色民营企业家，是极少数；他扶持的是多数。在打黑的过程中，重庆的民营经济有很大的发展，09年内资投资增长近80%。所以重庆打黑绝对不是“清算原罪”。薄熙来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支持的。他在重要会议上讲，重庆将来的经济发展是三驾马车，第一个当然是公有制经济（我认为这是驾辕的），第二个就是民营经济，第三个就是外资经济。对他这个说法，个别人还有点不高兴，说那你这个公有制只占到三分之一，还不是主体啊。薄熙来很重视基本理论问题，来时间并不长，已经点了两批课题要重庆学者研究。第一批中有一个课题就交给了我们市委党校，题目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及其表现”。什么叫公有制为主体，当然是其中重要内容。这个问题现在争论激烈，包括北京有很多专家认为现在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主体地位了，其主要理由就是非公经济占了GDP的大头。我们课题组的意见，还是按照中央在十五大就确定的说法，即用两个标准，第一个在总资产中占优势，第二个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中央还是很高明，从一开始就没有说GDP你要占优势，没有说税收你要占优势，没有说从业人员你要占优势。那么从资产来讲，无论在全国在重庆，国有资产的增长确实快得多，工商业资本是如此，金融资产尤其如此，那非公的不可望其项背。所以薄熙来的三驾马车说，与公有制为主体是可以统一的。　　

重庆打黑，尤其是其方式方法，还受到极少数人争议，认为是“搞运动”，认为没有依法办事。邓小平讲“再也不能搞运动了”，这是对的。但重庆打黑与这个“再也不搞”的“运动”根本就是两回事。重庆打黑是首先发动群众，动员全市的老百姓参与。结果老百姓非常踊跃，也非常勇敢，80%的黑社会分子和涉黑的贪官污吏是群众实名举报。这成了“人民战争”啊。有那么多群众拥护，那么多群众参与，不好吗？从这个意义上，要说是“群众运动”，也是啊，但绝不是文革那种群众运动。重庆打黑确实动员了群众。不动员群众怎么打黑？尤其是在黑社会长期以来在公检法中找了不少保护伞，例如文强这个大贪底下有一批中贪，中贪底下不少干警吃黑钱相当普遍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公检法系统，这个打黑根本打不了。所以说“依法办事”得有前提。其实重庆打黑“依法办事”也做得非常好，尤其是在执法的人中有严重的问题的情况下。怎么办的呢？掺沙子。例如把文强调开，明升暗降以后，把王立军从抚顺调过来作公安局长，并再来个惊人之举，就是让他兼任武警重庆支队的政委，把武警和公安的力量结合起来来打黑。我讲是用非常的手段来解决非常的问题。很多事政治和学术距离大得很。学术上讲问题要把其他条件排开，在纯粹的条件下做实验或者推理，然后得出一套结论。例如依法治国这套理论同样如此，把其他条件排开，依法治国似乎太容易了。但是实际上把现实许多条件掺进来以后，就远远不是学术上讲的理论和程序能解决问题了。所以列宁讲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重庆那棵树确实是长青的，我们去看重庆模式，尤其是打黑，应该用我们的眼睛直接去看那棵树，不应该通过我们的“学者”，也包括，用灰色的理论做镜子再去照着看那棵树，那长青的颜色可能让这灰色的镜子给变了颜色了。所以对理论我们应该尊重，但更应该尊重的是实践。对实践检验、群众评价那么好的打黑，还指责为“搞运动”、“不依法办事”的人，要么可能是纸上谈兵的书呆子，要么可能就是“黑人”了。　　

薄熙来新政的第三个具体内容，是比打黑意义还大得多的“唱红”。重庆把打黑与唱红合称“唱红打黑”。唱红轰动效应不如打黑，但我认为意义要比打黑大很多很多，至少一百倍吧。邓小平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个思想非常非常伟大，但做起来又最难最难。邓小平讲十年最大教训是一手硬一手软，其实三十年最大教训又何尝不是它！更严重的是，后二十年来我们不是不重视，而是这样抓那样抓，搞了无数的招数，但效果都不如人意。这历史背景是搞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应该搞，但古今中外，搞市场经济初期，都经济上坡，道德滑坡。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牵涉到对“斯密之谜”的破解问题。斯密是市场经济理论的老祖宗，写“国富论”之前，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讲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控制他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从而在自利的个人基础上建立一个较和谐社会的道理。人本性自私，又要控制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西方人有宗教，最终在上帝那个终极价值面前解决。而我们呢，我们的终极价值观在哪里呢？建国后讲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后来走了弯路，出现信仰危机，大家不怎么信了。改革开放后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了，但两极分化，道德滑坡，于是信仰危机继续发展。现在的情况是既没有完整统一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论，又没有西方那种现代化了的宗教，于是中国人的终极价值观出现真空。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完整统一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论呢，就是我们呢，把党的理论分为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部分，而事实是，毛泽东思想的道德感召力、政治感召力要强得多，但后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技术性理论要弱得多。我们抛弃它的建设路线，道德和政治感召力又没有继承得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建设是强项，讲效率讲得好些，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政治感召力，但是他不可能把这个东西说得比毛主席更好了，后来的“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等，就更是一般性的号召了。所以，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应该搞市场经济，但又和西方人一样，得解决一个大难题，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个人利益驱动，与维系人们团结统一的社会道德提升，怎么能够得到统一这个难题。西方靠新教伦理，我们靠什么呢？所依靠的东西不多，就会任由市场经济的个人利益驱动这种原始冲动，去支配社会道德，那人人都会成为经济“动物”，人性泯灭。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不正在向这方面发展吗？　　

怎样把毛泽东思想的强项——道德和政治感召力，既其“价值理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强项——建设方式，既其“工具理性”，统一起来，形成我们党和国家统一的终极价值观，来使我们党既能发展市场经济，又能驾驭市场经济呢？这可能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所以去年国庆高喊毛泽东思想万岁，可能是想弥补一些东西吧。而在那之前和之后，薄熙来都在实践中让毛泽东思想“万岁”。例如他讲话，确实喜欢引毛主席语录，但我不同意有的评论说他在“打毛泽东旗号”的说法。其实，薄熙来同时也在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落实”，他打的是我们共产党的旗号。共产党，我刚才讲了，就是道德感召力和政治感召力这方面，是毛泽东强，但是，经济建设的操作性、有效性，是邓小平强。所以，我觉得薄熙来是将其“强强联合”，哪个强就用哪个。当然由于习惯等原因，他讲话引毛的比引邓的多。我听过几次，比方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等，大概映像是如果是引五句毛主席语录的话，大概引三句邓小平的话，然后胡温的话各讲一条。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因为他讲问题都喜欢从历史上讲起，从党史上讲起，高屋建瓴，顺理成章，这样当然讲毛泽东的话多一点。而且，毛主席涵盖各方的名言，确实要多些。但是薄熙来讲的都是毛泽东好的观点，是党肯定的东西，毛主席有争议的东西他都没讲过，原则性非常强。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可能是想把我们共产党的毛泽东思想和中特理论中的两大强项，也包括中国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上的精神文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我们3200万重庆人民的终极价值观。薄熙来提倡的唱红，主要是唱这些东西的。思想道德建设这一手怎么硬起来，确实是30年的难题。薄熙来唱红，包括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可能是使“这一手”硬起来的破题之举。因为以前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离群众的生活有距离，而唱读讲传就是一场重庆人民的“新生活运动”，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四川、重庆那些地方的人喜欢打麻将、斗地主，把唱歌跳舞、读书学习等人的真正天性都压坏了。现在载歌载舞地唱红歌，聚精会神地读经典、讲故事，这就把人的天性激发出来了，真正形成了自觉的群众运动。　　

我们党，我们国家再不唱红，危险大啊。重庆为什么会出文强这一类坏透顶了的干部，多少年来还一直受重用。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业务能力、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文强指挥确实破了不少大案，他破案的案例早就进了我国甚至国外一些警校、政法学院的教参，所以他很早在做公安局副局长时，就已经是正厅级的侦察员了，是专家型领导干部的典型，他手下的四大金刚也都是破案高手。但由于长期不唱红只唱能，很多地方的官场上都庸俗甚至糜烂了，大家比的都是排场、坐骑有的甚至是赌资、情妇。对一些糜烂现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果说社会上是笑贫不笑娼的话，官场上不少人就是笑贫不笑腐。有一次，我到一个比较边远的地方搞调研，几位基层官员酒后居然把我们引到红灯区，我们进去一看不对就出来了，几位说要陪好“上面来的同志”，于是请我们喝夜啤酒，然后互相打招呼，说是把“屋里的”带出来陪酒。后来我们知道，“屋里的”不是“家里的”（夫人）。其中一位干部读过党校，悄悄给我讲，他和他“家里的”感情很好，没有“屋里的”，但遇到这种场合不带“屋里的”就“活不出来”，于是届时就“租”或“借”一个假的来。在那个局部，官场生态已经坏到那种程度，一个清官、好官还呆不下去。当然这是前些年的事情了，后来他那个地方的主官被清查打下去了，风气转好。但我们可以由此窥见“文强现象”的官场环境之一斑。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打黑肯定不行。如果有那个官场环境在，打一茬长一茬。只有又打黑更唱红，才能治本，改变官场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总之，对于唱红，我的解读就是把毛泽东的和邓小平的很多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实质性地解决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问题，所以意义更大。　　

薄熙来新政的第四个具体内容，就是内陆大开放。薄熙来到重庆来的第一把火，就是在重庆开展“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的大讨论活动。薄熙来高度赞赏我们国家加入WTO，认为这大大推动了外贸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他要求全重庆都思考一个问题：地处内陆的重庆怎么最大幅度地开放。这个人确实很有本事，胸襟、眼界都非常开阔。例如他不断给重庆社科界出课题，其中有一个就是要研究一下我们国家石油运输的安全问题。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了，进口的油从中东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要经过南海，到我们沿海发达地区，一旦有事，马六甲海峡被人封锁住，我们毫无办法，南海也是和几国有领土争议的地区，隐患大。那怎么办呢，他就设想能不能绕过马六甲海峡，从印度洋边的缅甸上岸，然后我们的管道啊，铁路公路啊，从云南一直到重庆，重庆作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站，然后再到沿海，既解决我们的能源安全问题，又能借中转站之利大规模发展我们重庆的石油化工。因为重庆的天然气很多，天然气化工发达，借此基础，就可以使石油化工也大发展起来。薄熙来来了以后，重庆市委市府真是弘扬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而且，创造的开放条件之充分、之必要，简直使人拍案叫绝。我只举一个重庆市委市府“三洋战略”为例。第一洋，即太平洋战略，大家都会想到，当然是以修了三峡水库后万吨级舰队可直航渝沪这条长江黄金水道，让重庆乃至西南、西北地区更好地通达沿海地区、通达太平洋。然而这只是重庆太平洋战略目的的一半，甚至是一小半。因为重庆的太平洋战略是个双向战略——还有一半姑且可叫“反太平洋战略”，即将来沿海地区出口至欧洲、非洲、中东、印度等地的大量商品可能变向向西——不是由沿海海港向东绕去，而是直接向西，由长江至重庆，再经过由重庆的“第二洋战略”——印度洋战略——开辟的重庆至昆明再至缅甸海边的印度洋通道，抵达目的地。如此将大大缩短这些线路的运输时间，大大缩小运输成本。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如果以输油管道、高速铁路与公路等构成的重庆至印度洋通道建成，则我国的石油运输安全水平将大大提高。这“第三洋战略”，即修建渝兰高速铁路，接上亚欧大陆桥，由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波兰—德国—鹿特丹港通达大西洋，使重庆及西南地区的大量产品可以更方便地出口至中亚、俄罗斯和整个欧洲。这“三洋战略”，尽管还在起步，但业已收到奇效——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公司——美国的惠普，已投入巨资，将其在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放在重庆。其基础性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重庆的生产要素质优价廉，而决定性因素之一，则是兰渝高速铁路的修建。因为惠普笔记本2/3要销往欧洲，惠普总裁曾说，在高油价时代，空运电脑“是一种奢侈”。而有了三大洋战略，则重庆既能廉价地生产，又能廉价地运输，故其开放进程将会疾步如飞。比如说，三五年后，以出口为主的笔记本产业就会“再造一个重庆工业”。　　

薄熙来新政的第五个具体内容，就是建设“五个重庆”、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五个重庆”呢，就是薄熙来提的“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他来了不是着眼于扩大开放吗，那么如何把开放的软硬环境打造好，就是他考虑的大问题。正好，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中央有四万亿投资安排。薄熙来也结合进来考虑，目的性针对性都很强。第一个呢宜居重庆。直接的起因之一是要搞好开放硬环境——其一端是要引进的大到世界500强、国内500强，小到中小型企业的老板、高管、科技精英们怎么“居”；另一端是大量进城给这些500强、“500小”打工的农民工怎么“居”。所以宜重庆是抓两头带中间——首先解决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在重庆宜居的问题，带动解决全重庆人的宜居问题。同时也好争取中央的支持嘛——温总理四万亿投资第一项用途，有十分之一即400亿，就是要搞廉租房廉价房，重庆就正好到温总理的口袋去掏钱嘛。“口号”与政策，与钱，大家都知道，是紧密相连的。第二个呢畅通重庆。直接的原因，也是为扩大开放。如果你交通不畅，怎么开放？所以就有前边讲过的三大洋战略，这个只是畅通重庆的一部分。薄熙来还宣布了一个“12345678”计划，就是高速铁路连接， 1小时到成都、2小时到贵阳、3小时到西安、4小时到武汉、5小时到兰州、6小时到广州、7小时到北京、8小时到上海，届时重庆在我们国的地位就会进一步提升。当然畅通重庆还包括空港、江河、公路等。也都是对接四万亿计划的，四万亿大头就是铁公基，他这个畅通重庆也好受支持。第三呢平安重庆。这个针对性强，打黑确实已经使重庆顿时平安多了。但平安重庆还有超前性，预料到随着城镇化、市场化加剧，两极分化问题的突出，社会不稳定因素积累，就要把消除矛盾，确保平安的问题放到突出位置。所以，平安重庆，既是改善投资环境的妙招，更是“抛接”好发展、改革、稳定这三个“球”，从而耍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魔术”的绝招。第四呢森林重庆。薄熙来大连种花种出名了，到重庆种树更不知要厉害多少倍。须知重庆是前面讲过的一个省的幅员哪。重庆去年一年就种了大概重庆直辖12年所种的树。现在全国的树苗很多都在往重庆运。其实种树只是森林重庆的一部分，其实它还有很多的政策目的，你比如说，林权制度改革，重庆因此就试点，先行。再比如，西部大开发起动的时候，中央有一个政策，就是坡度25度以上农田退耕，一亩要补贴一些钱，还有粮食。那个政策搞了十年以后就停了，但是为了支持森林重庆建设，就特批了重庆继续的执行。所以每个“重庆”里面都有许多特殊的政策。第五呢就是健康重庆。薄熙来对健康重庆的阐发，可以说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最好的注脚。2003年以来全国都在解读以人为本，不光是理论界。我是编理论杂志的，这些年来，所看、所发“以人为本”的文章不知有多少，但我觉得诠释的最好的，还是薄熙来这个“健康重庆”。他透彻地讲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人的健康。而他讲的人的健康，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人要有专业，不然的话，没有专业，没有文化，就是一个次品；第二，更重要的是要有健康的体魄，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是一个废品，比次品还不如；第三，最重要的是精神、心理要健康，精神、心理不健康，人就成了危险品。社会要创造条件实现人的这些健康。他这段论述很有名，我看转载很多，实实在在地把“以人为本”讲透了，比那些空谈人的“自由”、“发展”、“尊严”等等的好得多。而且他还有“唱红”这一手，切实让重庆人心理、精神健康。 五个重庆，我觉得是所谓“重庆模式”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　　

建设五个重庆，目的是要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因为国家已经定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重庆为国家五大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就可以让城市建设面积到100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可以到一千万。而重庆主城到目前为止建设面积还不到50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就主城区也不到500万。由于基数比其他四个国家中心小得多，所以重庆的发展加速度会比它们大得多，重庆人民的实惠会比它们大得多。　　

以上介绍了重庆的薄熙来新政的五方面内容，不一定妥当。这些新政已经为重庆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成果，所以重庆从干部到老百姓，当然是非常拥护他了，他的威望、人气确实高。　　

第三，简评一下“重庆模式”的特点与意义。　　

这两年，由于薄熙来在重庆搞得轰轰烈烈，于是引起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重庆。去年，香港《亚洲周刊》整版发表一组专题报导，提出金融危机下“重庆模式创中国经济反攻新路径”新观点，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中新社、《参考消息》、新华网等重量级媒体以及各主要网站相继转载，央视新闻联播节目大篇幅报导“重庆模式”。　　

《亚洲周刊》那次概括“重庆模式”的特点包括：城乡统筹，加快城镇化，实施农村居民低保制度等；照顾民生，继续实施低税率政策，首创购房退个人所得税政策等；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内需促经济增长，内销市场占工业产值九成；既汲取了沿海地区的经验，又回避了风险，成为中国抗击金融危机的新路径。随后，内地的《瞭望新东方》、《南方周末》乃至美国的《新闻周刊》等，也都已大规模的篇幅介绍“重庆模式”，将重庆模式概括为“内需为主”的模式，概括为“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共同发展”的模式，概括为“国有经济一股独大”的模式，有的网络媒体甚至将重庆模式概括为“打黑行动”。　　

但是时隔一年，香港《亚洲周刊》在它2010年的第12期，它又大篇幅地讲“重庆模式”，并有一个新的概括：就是重庆干部“三进三同”，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就是重提为人民服务等等。它认为这是重庆模式的实质和个性。我比较认同它的这一评价，认为它抓住了重庆模式的实质性内容。　　

什么叫“三进三同”，就是薄熙来要求重庆干部要进贫困区县，进农村，进农户，然后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还要“大下访”，还要同贫困户“结穷亲”。这类似于毛泽东当年的做法。对于干部“大下访”，我记得的数据是，自去年开展变群众上访为干部“大下访”活动以来，重庆各级领导干部共走访群众近千万户次，帮助群众解决了数百万件所反映的问题，有的是积存多年的老问题。而“三进三同”，即党员干部特别是机关的党员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我更了解了。一是因为毛主席老早就要求过领导干部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二是因为这项活动是从我们市委党校开始的。那是去年，我们在中青班学员中开展“让我来做支部书记”活动，让100名已是市管干部的中青班学员深入边远贫困区县的农村，当一周的“村官”。学员反映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于是市委决定在全市干部中全面开展“三进三同”，所有的处级以上干部每年都至少“同”一个星期。不少干部刚进农家时，“吃不饱”、“不敢睡”、“不会干（农活）”。但几天下来，灵魂确实受到常常震撼，不少干部对三同的群众有了真情实感。“结穷亲”，则是让党员干部，尤其是市里的干部与贫困区县的城乡贫困户结成“亲戚”，既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更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重庆要求（主渠道）科级干部至少结一户、处级干部至少两户、地厅级干部至少三户，省级干部就结的更多。我在一个会上听重庆市委秘书长讲，他去年三进三同结穷亲，大概花了1万多。重庆目前已有20万干部和80万穷人结成了穷亲。从“大下访”到“三进三同”再到“结穷亲”，层层递进之后，会自动层层回推：结好“穷亲”后，不用组织统一安排，不少党员干部就会经常主动地“走亲戚”，也就是去“下访”，去“三进三同”。尽管时间还不长，但重庆不少干部气象开始完全不同了：开始走出舒舒服服甚至豪华气派的办公室，告别灯红酒绿、山珍海味，告别“傍大款”，走进穷街陋巷、穷山僻壤，与“穷亲”们同食粗茶淡饭，共斗穷山恶水。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薄熙来搞了这些以后啊，老百姓对共产党的评价有惊人转变，以前我们那儿骂共产党的不少，现在呢，重庆的老百姓的说法是共产党回来了，这比较普遍。　　

有极个别人讲，重庆搞干部三进三同、结穷亲等是“做秀”，可见这些人确实是忘了共产党的本了，是享着市场经济的福乐不思蜀了。所以我觉得重庆这个做法的政治导向意义确实大。说老实话，我们的官员已经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了，从他的社会地位到他的生活方式，确实离普通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很远了。很多的官员整天被“轮子”、“盘子”“裙子”转得晕头转向，社会主义、共产党人的前进方向、服务对象等等，在眼前都是一团模糊。三进三同、结穷亲，让他到老百姓家里住一住，吃一吃，劳动劳动，这个触动确实挺大的，环境决定情感嘛。更重要的是，这体现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共产党的干部主要联系穷人还是富人，或者富人、穷人你都得联系？薄熙来现在是都联系，因为也要招商引资嘛，但反对傍大款，提倡结穷亲。这个做法，才是保持共产党先进性、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越往将来看越重要的举措。　　

是傍大款还是结穷亲，不管什么模式，最终都要归到这里，归结到毛主席的一句名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薄熙来继承了这个思想。所以，如果说重庆模式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就是影响到了中国怎么走的方向问题、原则问题：经济发展为什么人。我觉得这是重庆模式的实质性意义。　　

那么，“重庆模式”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统筹城乡发展，以“三洋战略”为重要支撑的内陆开放，以国有经济带动包括民营、外资经济在内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等等，都是重庆模式的重要内容，但都还不是其最重要的实质性内容、核心内容。我认为，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形成的“重庆模式”的实质和核心，是重塑重庆共产党组织的灵魂、重树重庆共产党干部的形象，重建重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重拾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与信心。其做法，主要就是已引起全国反响的“唱红打黑”，和尚未引起外界关注，但实际意义比“唱红打黑”还要重大、深远得多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包括党员干部“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等三项活动。　　

总起来说，以联系群众、唱红打黑为实质和核心，动员群众、全市上下一心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来统筹城乡发展，来鞭策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三资经济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以国有经济“驾辕”，来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等等，这就是我理解的“重庆模式”（科学说法应叫“重庆经验”）。这一模式，就是具有重庆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而不是不可持续的片面发展模式，就是行之有效的“两手抓，两手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不是经济上坡、道德滑坡的发展模式，就是越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稳固、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和尊严指数越高而不是越发展党和国家“为人作嫁”的危险性越高、人民群众的痛苦指数和卑贱指数越高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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