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的中国之重
2010年11月16日 来源： 《商务周刊》
在技术上，中国与美国差距很大；在应用上，中国与巴西的差距同样很大。从过去15年转基因发展和应用历程来看，它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
2003年开年第一期《商务周刊》，封面故事是《转基因食品恐慌调查》，从那时起，《商务周刊》 就一直在关注着转基因技术的话题。从雀巢食品、抗虫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再到转基因玉米和水稻通过安全认证，这个半地下的产业每一个新动向都会给人们带来巨大分歧，也随时挑动着公众的神经，而8年来的一系列调查和采访，也使得《商务周刊》在该领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分析角度和故事逻辑。
2010年初，神秘的转基因产业化管理大门一度准备开启，然而在一片质疑声中，这个传说中的“天使”与“魔鬼”化身再次回到“只做不说”的状态——这其实是最要命的。
2009年8月27日，中国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对转植酸酶基因玉米、转cry1Ab/cry1Ac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转cry1Ab/cry1Ac基因抗虫水稻Bt汕优63批准安全证书。这两种转基因作物研发团队的核心人物，分别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范云六教授和华中农业大学的张启发教授。谁都知道，玉米、水稻这两种主粮的转基因品种一旦在中国展开商业化种植，那将是世界农业史上的革命性事件。此后的半年，作为转基因技术和产业化推广应用的行政监管部门——农业部转基因办公室和负责转基因技术日常评价工作的转基因安委会也都表现出了积极推进产业化、审批管理程序进一步公开透明的决心。
过去10年中，转基因安委会成员名单一直不对外公开，然而在2010年初，许多安委会成员开始表明自己的身份，一些委员甚至在名片上直接就印上了“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字样。据一位安委会成员透露，早年的不公开主要是担心一些申报单位私下公关，从而影响安全评价的公正性。现在公开则是因为国家觉得这项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应该加强透明性，加强公众的知情权。
然而，在一波波包含政治博弈、民族情绪和技术路线的“反转基因”的浪潮中，政府官员和学者们“不得不”再次失语。
转基因水稻品种已经获得安全证书一年多，何时能够进入商业化种植？8个月前，华中农大的张启发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一切都顺利，我估计需要四年时间，如果出现意外就不好说了。”
现在是不是已经出现意外了呢？没有答案。今年10月15日召开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专项监督评估结果反馈会上，仍然没有人能给出水稻产业化的时间表。作为转基因专项的第一行政责任人、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也出席了当天的评估会，大会的最终结论是：“目前，转基因专项实施进展总体良好，取得了一些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重要成果。今后要加大转基因专项研究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力度，确保专项‘十一五’整体目标的实现，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
原因与目标不匹配的大会结论，只能继续加剧各色人等的猜测、争论和指责。转基因能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支撑吗？粮食安全的核心是粮食产量问题，但事实上，目前国家批准安全证书的中国农科院转基因玉米品种和华中农大两种转基因水稻都不能提高产量，中国农科院转基因玉米品种的主要功能是减少以该玉米为饲料的动物粪便中磷的含量；华中农大转基因水稻的主要功能是消灭毛毛虫等鳞翅目害虫。在一个粮食唯产量论的国度中，这些小小功效显然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惊喜。恐怕这也是袁隆平被高高捧起而张启发备受争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短期内指望转基因技术来提高粮食产量，在技术上不可实现，而第一次大规模给中国人带来益处的转基因农作物——抗虫棉又出现了种种性能减退及次生病虫害等副作用。这些现实都影响了公众及部分业内人士对转基因生物发展的判断。
转基因技术既然被列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那么一定是有其战略性意义，不可思议的是至今国内的业内人士没人向公众指出其战略意义何在。战略目标不明，一方面，导致批评者用几百年后也难以确证的威胁人类健康、破坏生物多样性等可能性去质疑转基因技术；另一方面，以民族情绪和帝国主义阴谋论为切入点的攻击也颇有市场。
人们不知情的是，早在2000年，华中农大就开始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做食品安全检测，随即有关部门将检测工作指定给了具有检测资质的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后四年间，华中农大共向湖北疾控中心提供了6吨两品系的转基因稻米以供试验和检测。
此次检测结束后，华中农大又向转基因办公室申请安全证书。到2009年获得安全证书之前，两个品系的转基因水稻又经过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和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的检测。
据一位参与检测的安委会成员透露，为检测人类长期食用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性问题，“小鼠灌胃实验”的结论可供参考讨论：该实验按照大鼠体重，每千克用5克抗虫BT蛋白每天两次灌食，8天后，各组动物体重和脏器重量无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华恢1号”稻米中抗虫蛋白含量≤2.5微克/克。这个灌胃实验的结果显示：如果要达到5克/千克（抗虫蛋白与体重的比率）的接受试验的剂量，体重60公斤的人需要吃120吨大米。按照这个实验结果推理，如果按照每天吃500克大米计算，一个成年人吃“华恢1号”转基因大米，至少657年里应该是安全的。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转基因安委会副主任委员杨晓光介绍，从急性试验开始，到慢性实验，再到多代的繁殖实验，这已经进行到了毒理实验的最高阶段。“可以说，目前中国所采用的食品安全评价方法已经是当前全球最严格、最全面的评价方法了。”
同样，环境安全的测试也相当严谨。2007年农业部委托两家科研单位在福州和杭州分别对华中农大两个品系的转基因水稻进行靶标害虫和生物多样性检测。试验主要是检测转基因水稻的靶标害虫、非靶标害虫和生物多样性（对节肢动物群落的影响）状况，华中农大两个品系的转基因水稻的靶标害虫都是鳞翅目的。当时检测的试验种植面积为14亩，加上隔离田共占地约30亩。按照国家标准，试验地周围100米不应有其他水稻种植，或者与周围水稻花期相隔20天以上。14亩地分别种植了两个转基因品种华恢1号、BT汕优63和他们的非转基因对照系，另外种植了当地的一种非转基因品种Ⅱ优明恢86作为参照系。检测结果是，华中农大两个品系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对于靶标害虫具有非常好的控制效果，控制效率在90%以上，而对于非靶标害虫和生命多样性的影响，与非转基因受体对照，不存在明显差异。
作为农业科学家，张启发的感慨是：“无论是食品安全评价还是环境安全评价，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我最清楚我们产品的科学性和安全性。当下我关心的是，如果一个产品研究来研究去，农民却不能尽早的去应用，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没有意义了。”
1996年，美国孟山都公司第一次在世界上推出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生物技术在农业领域的产业化应用大幕就此拉开。起初，在农业分子生物技术上，只有极少数的公司可以独立完成基因的鉴定、定位、转移以及在特定作物中的稳定表达等等，每完成一项这样的工作，大约需要花费两年时间和两亿美元的资金。随着行业整体的技术进步和越来越多的人员熟练掌握相关技术，这种过去是绝对“高门槛”的产业现在已经成为普通科研机构和企业可以涉足的领域了。
曾任美国先锋种业公司中国区总裁的刘石认为，在农业生物技术产业也存在着“摩尔定律”：每经过18个月左右的时间，生物技术研发出来的产品便会提高一倍；在这期间，一项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成本也会降低一半。从1996年到现在，农业生物技术的产业化正在经历第14个年头，大约应该是“生物摩尔定律”的第八、九个周期。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商业化的领域已经从一个基因、一个作物，扩展到约20种基因，10多种作物，而且每一种技术的研发成本大幅下降，时间也大大缩短。中国的转基因玉米和水稻技术也正是这一潮流下的产物，尽管它们目前还谈不上革命性。
转基因也罢，非转基因也罢，分子生物领域是每一个农业大国都绕不过去的技术塔尖。近日，孟山都宣布该公司开发的Bt Roundup Ready 2 Yield大豆获得了巴西国家技术生物安全委员会颁发的种植许可。这是孟山都公司开发的生物技术作物在非美国市场上进行商业化运作的第一步。在技术上，中国与美国差距很大；在应用上，中国与巴西的差距同样很大。从过去15年转基因发展和应用历程来看，它早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
被认为接受了孟山都等跨国农业巨头资助的张启发，书包里常年装着《毛泽东选集》，书中随处可见他阅读时做的标记。“别人想说我什么，我很清楚，但事实上，我比那些批评、指责我的人更了解中国，更理解民族主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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