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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红故我在:红色重庆文化实验

记者 · 2011-03-05 · 来源:
重庆经验重庆经验 收藏( 评论() 字体: / /

重庆:我红故我在

2011年03月04日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 徐恺】
 
  对于重庆来说,3月1日绝对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重庆卫视彻底改版。从一个依靠广告支撑的市场类频道,直接改变成了一个在任何时间不上商业广告的公益性频道,并向全国播出。

  在改革三十多年后的中国,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件值得全国纪念的大事。

  3月3日,作为当地党报的重庆日报刊发了该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的专访。

  该文认为,“重庆卫视改版在全国是一大创举”。并以此为逻辑,详述了重庆卫视改版的决策意图、根本变化,并对“一些人存在疑问”进行了回应。

  关于决策意图,何事忠在专访中谈到:“过去,重庆卫视片面追求收视率,广告多,电视剧多,节目格调不高,内涵不丰富,缺乏思想性。很多受众看了卫视觉得收获不大,尤其是很多家长担心青少年看电视浪费时间,消磨意志”。

  “这次重庆卫视全面改版,推出的是集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节目,有利于在有限的时间内为广大受众传播更多有价值、有营养的东西,提高受众的人文涵养、思想境界、生命质量。”

  “重庆卫视改版是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而关于改版前后,何事忠认为有“四大变化”:一是实现由同质化向特色化转变、二是实现由外购外包节目为主向自办自创节目为主转变、三是实现由迎合市场向引导受众转变、四是实现由商业广告支撑向政府财政支持转变。

  在该专访中,何事忠驳斥了一些人一谈到“红”就想到“左”、就想到“文革”的意识,认为那“完全是错误的”。他解释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红色。“红”是汉语中褒义色彩最强烈的词。红色代表生机、活跃、青春、热情,代表明亮、鲜艳、力量、奔放和充满生命力”。

  而“所谓红色文化,从狭义上讲,是指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如火如荼革命战争年代以及建设、改革开放时期所形成的时代精神。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就是“红色中国”。从广义上讲,它既包括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精华,也包括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是先进文化、进步文化的统称”。

  在访谈中何特别指出,在国外,也有类似的广播电视经营体制,例如英国的BBC、美国的PBS、日本的NHK等,国家禁止这类公益电视机构播放商业广告。

  该文在重庆日报刊发的题目是《努力把重庆卫视打造为广大群众喜爱的公益频道》。但在某知名门户网站,这一标题被改为了《重庆宣传部长驳斥卫视红色风格系走文革老路》。二者之间微妙的差异,或许表现了当地传达意图与公众关注同样微妙的差异。

  全委会热点与地方方略

  中共十七大以后,全国各地都在积极贯彻中央的思想和精神。重庆也在积极行动,当地历次全委会的热点和决议,清晰地描绘出了颇有特色的重庆路径。

  重庆市委在中共十七大以后直到2010年底,共召开了七次全会:三届二次到八次会议。

  而从三次到八次全会,其间的主题依次是:关于《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的决议、关于《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加快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的决议、《中共重庆市委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关于《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制定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决议。

  这一思路简单来说,就是以中央对重庆314部署为目标,以经济建设为基础,通过五个重庆的建设,最终达到“把咱重庆建得更美好,让百姓的生活更幸福”。

  在经济建设上,重庆的办法是通过扩大开放,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把区县作为主战场等思路来实现。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次全会上通过的决议里,打造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的“五个重庆”的提法,也首次出现。

  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该次全会上发表了题为《围绕“314”总体部署在大开放中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讲话。这是他履新重庆后召开的一次全委会。

  关于“五个”重庆,薄在讲话中放到了“建设以人为本、安商助商的综合环境”的主题之下进行阐释。他认为,“只有真正优化环境,才能产生吸引力,从而抢占先机,争到好项目”。

  而在第四次全会中,薄熙来的讲话中则将对民生的关注,作为了“一年来市委常委会”的工作总结内容,包括改造危旧房、万人大下访、低保提标、解决出租车问题。讲话透露,关于改造危旧房,“目前已筹资142亿元,完成拆迁2万户、164万平方米,落实安置房3万多套、207万平方米”。

  而万人大下访也成绩卓著,“全市累计投入资金14.7亿元,解决新老信访案件18000多件,其中重点信访老案1000多件,使一大批积压多年、群众反映强烈的遗留问题得以化解。中央交办的第一批69件涉法涉诉、重信重访案件全部办结息诉,第二批99件已办结70%,居全国前列”。

  城市低保提标方面,“今年以来,我市城市低保标准每月提高了50—55元,失业救济金标准每月上调160元。推进农村低保,已有78万人获益。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率提高8.4个百分点,达到85%以上。对近50万贫困住宿学生进行了春季生活补助,对200多万受灾困难群众给予春荒和低温雪灾救助”。

  同次讲话中,他也对“抓思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进行了总结,包括学习时间活动、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加强传统教育,开展缅怀革命先烈、传唱红色经典歌曲等活动。

  “向全市大中小学生和广大市民推荐27首经典革命歌曲和18首现代歌曲,组织重大节日歌咏活动,学校、社区和军营纷纷热情传唱,提振了全市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等等。

  他同时指出:深化改革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在土地和林权改革上重点突破;要着力构筑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信息和社保体系。并提出了相应的目标。

  在四次全会所通过的《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则对推动文化大发展作出了种种具体的部署,提出了城镇15分钟文化圈、农村半小时文化圈的概念。针对电视媒体则提出了“办好以重庆卫视为龙头的广电媒体……提高文化品位,打造品牌栏目,扩大吸引力和影响力,收视率保持全国省级卫视前5位,努力办成‘西部第一、全国一流’的精品卫视,成为重庆对外宣传的第一传媒”。

  薄熙来在这次全会中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全国只有53名党员,讲‘财力’,没有任何资本可言,更没有钱去‘发奖金’。但党的‘一大’13位代表,个个都是理论家、宣传家,他们掌握真理而且善于宣传真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将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汇集在党的旗帜下,终于‘唤起工农千百万’,这就是思想文化的力量。”

  “党中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不动摇、‘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决策,是推动中国走向强大的发动机。”

  而在六次全会通过的决议则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摆在首要的位置;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各级党委要精心组织大型主题活动赛事,基层党组织要经常开展群众性活动,使“唱读讲传”活动不断深化和提高。

  在这次全会上,对于党建工作薄熙来则讲到,60年的执政,我们党得了高分,中国已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真正站立起来,“中国模式”令世人瞩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不是因为她能夺得政权,而是因为她能为广大人民谋福利,能给中国带来勃勃生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他说,“一定要把忧党之心作为政治责任,把忧患意识转化为具体行动,为党的建设尽心尽力”。

  关于七次全会通过的决议,薄熙来在讲话中概括为,“3000多字的《决定》要3000多亿的总投资,平均下来,一个字一个亿,可谓一字千金”。

  薄所说的投资,就是为该市市民所办的“10件实事”所需要的总体投资,包括.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解决50多万户中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实施万元增收工程,使“两翼”95%有劳动能力的农户三年增收万元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40%,城区绿化率达到35%,建成国家森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等方面的内容。

  在这次会议上薄熙来做了《抓好10件大事,切实改善民生》的主题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改善民生是我们共产党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而且言行一致,卓有成效,前无古人。”

  他同时指出,民生的改善是多方面的。打黑除恶摧毁了355个涉黑涉恶犯罪团伙,抓获5047名犯罪嫌疑人,破获了近10年来积累的刑事案件3.9万起,其中命案600多起,还打掉了一批“保护伞”。“大下访”两年多来,20多万干部下基层,投入79个亿解决了信访11万件,其中90%是积案,500多万群众直接受益。“唱读讲传”满足了老百姓的精神需求。唱红歌,参与市民超过7000万人次。湖北的网友说,听了重庆的红歌,人民提气,坏人丧气,正气压了邪气。《读点经典》已出18辑,在全国120多次评比中,每一次都在图书畅销榜前列。“唱读讲传”也是百姓所需。

  对于未来,重庆市在第八次全委会上提出了清晰目标:到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年均增长保持在12.5%左右,人均GDP翻番,达到8000美元,重庆将整体跨入现代化阶段;西部地区重要的增长极、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基本建成,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的“圈翼”地区差距缩小到2∶1左右;基尼系数由目前的0.42降到0.35。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此次全委会明确提出了“民生导向、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

  薄熙来在讲话中说,到2015年重庆要实现“4大愿景”,即把重庆建成特色鲜明的国家中心城市、集聚和辐射功能强大的经济中心、居民有充分的幸福感、西部开放“窗口”和统筹城乡改革的“先行区”。

  薄熙来说,“十二五”期间,既要让经济大发展,也要让先进文化大繁荣,让老百姓享有丰富、高尚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两年,“唱读讲传”走进千家万户,群众说:“‘唱红歌’唱出了精气神,‘读经典’读出了高素质,‘讲故事’树起了好榜样,‘传箴言’传出了凝聚力。”对于树立全市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

  薄熙来说,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地举红旗,唱红歌,坚持我们的理想信念,老老实实,大大方方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不必去附庸什么“风雅”,搞什么莫测高深或取悦人的东西。现在“唱读讲传”已有一定影响,前些时候的中华红歌会,31个省区市全来了,而且热情洋溢,香港、台湾也组团参演。下一步,我们还要好好研究,使“唱读讲传”更加贴近百姓。

  红旗下的重庆模式

  “薄书记来到重庆后,迅速推出了唱红打黑、五个重庆建设的举措”,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对薄熙来充满敬佩之情。3月1日,面对记者的访问,他用了“密集”、“疾风暴雨似的”、“地毯式轰炸”来形容自薄熙来履新重庆后当地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

  苏是该党校校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探索》的主编,同时也是2011年1月刚出版的《重庆模式》的第一。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重庆模式”的专著。据说该书首次印刷1.2万册已经销售完毕,正在准备加印。

  关于“重庆模式”,该书用了一段文字来加以定义和理解:“综合起来讲,以联系群众、唱红打黑为实质和核心,动员群众、全市上下一心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来统筹城乡发展,来鞭策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三资经济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以国有经济驾辕,来建设五个重庆……来切实改善民生,等等,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重庆模式”。

  而在《序论》中,该书给予了重庆模式以高度的评价:“而我们所讲的重庆模式,则是广义的重庆模式,特指中共十七大以后的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重庆市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重庆直辖以来发展的基础上,实施的新政,从而形成的一套经济、政治、文化、(狭义)社会与生态发展的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发展路径。我们认为,重庆模式……一种净化人民心灵、净化社会环境、净化生态环境的新模式。……这是一个很有成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具体模式、一个很有成效的科学发展的具体模式”。

  在与记者的交流中,苏教授认为,重庆模式带来最大意义在于,“不仅仅推进了中央关于重庆的314部署,而且是超额完成了,同时全方位地拓展了邓小平确立的基本路线,真正地抓住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践行了三个代表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他解释说,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有些地方的发展模式只注重招商,只注重了经济建设,而忘了邓小平说过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教导。既没有能代表先进的文化和人民的利益。也没能代表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党的领导。

  他认为,正因如此,虽然中国改革3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积累了不少矛盾:一是城乡矛盾太大;二是地区矛盾太大;三是经济与社会矛盾太大;四是快速工业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五是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与国家安全的矛盾。

  在重庆“新政”数年以来,虽然在更为自由的网络之间,不时可见各种质疑。但在当地,不少官员认为,事实证明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各项举措,是正确和英明的。他们会用一串经济数据来说明自己的观点:2010年,全重庆市经济发展取得良好成绩,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894.24亿元,同比增长17.1%,是直辖以来发展最快的一年。经济增速居全国第2,西部第1位,连续两年居全国前3位。而全市财政收入突破1953.4亿元,增长67.6%。

  他们认为,“唱红打黑和经济成绩之间,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

红色重庆文化实验

【: 吴红缨 李强】
2011年03月05日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3月1日,重庆卫视宣布不再播出商业广告,以建设“主流媒体,公益频道”为目标。在1月,它已将黄金时段全部用于播出红色文化,以打造全国第一“红色频道”。

  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近日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卫视将由财政支持运营,并坚持“我爱中国红”。“中国红”是重庆卫视2009年的新定位,以播出红色精神为主题节目为主要标志。

  当地分析人士认为,卫视的改版和定位,将使重庆的“唱红”走向机制的常态化。

  重庆自2008年开始的唱红歌,及政府主导下的强势红色文化宣传,一开始就伴随着外界的质疑之声。何事忠反驳说,谈到“红”,少数人反对,以为是搞“左”的一套,甚至与走“文革”老路联系起来,这完全是错误的。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因为对重庆现象有浓厚的兴趣,已在重庆国资委挂职一年。他认为,重庆的唱红,体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对各种矛盾和危机,执政党对塑造社会价值体系的一种寻找。

  唱红

  唱红歌是继“打黑除恶”之后,重庆成为各界焦点又一“重庆事件”。它与“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一起构成了重庆式的“红色文化”。

  研究重庆模式的重庆党校教授苏伟说,“这个活动是由薄熙来书记倡导发起,从而在全市上下掀起了热潮。”苏伟于近日与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等人,合作出版了《重庆模式》一书,书中对重庆的“唱红”给予了充分肯定。

  重庆全面启动唱红活动始于2008年7月,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广泛开展红色经典歌曲传唱活动的意见》,要求传唱活动在重要纪念日,通过群众性文化活动加以开展,坚持以“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人民群众好、伟大祖国好”为主题。

  2009年6月18日,重庆市委三届委员会再次做出《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其中要求“深入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使之成为弘扬主旋律、提振精气神的有效载体,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品牌,成为全体市民的文化风尚。”

  这个决定提出的具体的实施内容为,每年举办一次全市红歌比赛,重庆电视台推出每日一歌,每个区县至少提供一个大型红歌坝坝舞广场,建立“红歌网络中心”,深入推进红歌进社区、进农村、进机关、进学校、进军营、进企业等等。

  这个决定的内容,后来也进入了重庆“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

  薄熙来作为倡导者,也多次亲历到唱红歌海洋之中。2011年元旦,他与部分留守儿童,来到市中心的解放碑广场,与现场数万市民一起迎接新年钟声。薄站在市民之中,领着他们高唱《团结就是力量》。

  苏伟的学生都是在职的官员。“现在利用开会前几分钟,大家会唱唱歌,反正过去也是闲聊时间,有时上课前,班上也组织唱红歌,我也跟着唱,上起课觉得特别有劲。”

  市民中间,也有不少倾力的参与者。张树森是重庆红歌研究会会长。这是他和爱唱歌、且“经济不错”的朋友,自发建立的组织。他说,这个研究会,这几年已投入近100万了。

  张树森的另一个身份是树森律师事务所主任,他本人在BT投融资建设模式颇有建树。他还是市政协委员,2010年的地方两会,他提交的提案是将《红梅赞》作为市歌。

  市委宣传部后来答复说,为时过早。张树森说,我觉得它能代表重庆,时间正好。

  据统计,2008年6月以来,仅参与唱红歌的市民就超过9405万人次。

  争论

  重庆轰轰烈烈的唱红引起很多关注及争议。

  最严厉的质疑,是怀疑重庆是否要恢复文革的做法?还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不能凭政府的喜好,去强制性推广一种文化。

  重庆某大学一位教授说,我们这一代人,听到红歌的确热血沸腾,涌起特别的记忆,但那些年轻人呢,他们会相信吗,组织他们唱红歌,就是一场形式。

  张树森的重庆红歌研究会去年举行了全市首届少儿红歌会,最小参赛儿童才4岁。他也听到很多批评之声。张说,这些孩子都是自愿来报名的,我们还为他们出服装费,孩子们热情很高,早上4点多就起床了,家长反应强烈觉得还应该搞。

  薄熙来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对质疑的声音做回应。他说,我们唱的红歌,朴实传神,都是经典之作,出自艺术大家之手,脍炙人口,百看不厌,为什么不能演呢?难道只能去传播“黄段子”、“灰段子”,耍贫嘴,讲低俗的故事,读快餐文化,去迎合某些人的无聊心理吗?

  苏伟认为,重庆的唱红,某种程度上被妖魔化了。

  首先红歌的内容很广泛,除了革命时代的老歌,也有《北国之春》、《长江之歌》这样的经典曲目。普及读物《读点经典》,“红”的内容也只有一两篇,其余是古文,古诗词,以及国外的经典作品。

  对于重庆卫视,苏伟说,它的《信念》等栏目,也有苏格拉底、蒙田、林肯这些内容,观众不爱看,换台就是了,不会强迫,“这是一种选择,除了娱乐,你也要允许这种文化存在”。

  崔之元也认可这个观点。他观看过一次“重庆国资大舞台”的唱红演出。两个年轻人唱《太阳最最红》,“最开始是迪斯科音乐,两个人用说唱形式,讨论说,要不要参加,参加有什么意思,后来决定,参加。最后才开始唱。”

  “所以,重庆唱红有一种和时代结合的东西,不能理解单纯的复旧。”崔之元称。

  寻找

  崔之元认为,重庆的唱红,其实是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现象。

  “薄熙来实际是从一个执政党的这么一个角度来考虑它应该做什么事情,为实践执政党的执政价值和执政合理性在进行实践。”崔之元说。

  首先,薄熙来要带领重庆这个西部直辖市跨越发展,实现中央的部署,重庆也在推进一系列的开先河的改革,那么,文化在其中是非常重要的。

  薄熙来在三届五次全委会上曾发言说,古往今来,变革与发展都要有先进的、符合实际的思想做先导。思想文化的优势是更内在、更持久、也更难替代和模仿的竞争优势,精神文化生活还关系到发展方向和发展目的。文化对社会的推动和导向,在于它核心的内涵是一种价值观念,是理想、信念和信仰。我们抓文化就是抓方向。

  其次中国社会面临价值严重缺失。

  苏伟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从理论上讲主要是向西方学习,但是有一个缺陷,我们借鉴了西方市场体系的一套,但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却没建立起来,长期处于价值空置和制度空转,这使发展难以为继。

  “所以未来30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让人民幸福、尊严的社会,在理论上必须要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上下功夫。”苏伟说。

  薄熙来在今年1月召开的宣传文化工作会表达过类似观点,当今世界的较量,不仅是经济的较量,还有精神文化领域的较量。我们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但国家建设起来以后向何处去?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我们的国民相信谁,他们的思想到底受谁影响?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需要冷静地想一想。

  在精神文化的塑造中,薄熙来选择了红色。

  薄熙来曾表示,共产党把中国建设成这样的经济实力,那它的文化也应该是站得住脚的,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历史上的文化,一个是共产党的文化,这两个文化我们弘扬一下,这就叫唱红。

  薄熙来同时说,“红”讲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为老百姓服务,这就是共产党当时建党的本意,为天下老百姓服务,能够解放老百姓。

  崔之元认为,重庆这种现象,用弗洛伊德理论解释,人面临一些危机,心理分析的重要方法,就是回到童年,去寻找解决原因。“现在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凸现,执政党也面临各种挑战和困惑,这个时候,它无意识地就会回到传统,回到最初的过去,去寻找原因。”

  而“现在唱红,和当时唱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这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而是有一个通过克服危机,走向一个新的阶段的过程。”崔之元说。

  崔之元认为,薄熙来的做法,更深层次上,也体现了执政党对领导权的一种新思考。

  “某种意义上,重庆正在进行这样一场实验。”崔之元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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