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这回真的麻烦大了。今年以来，政府明确把“稳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起上，试图通过强烈的刺激政策保住经济增长的底线。北上广深和三亚之外的二三线城市全部取消楼市限购，央行接连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发改委连续抛出重大项目包，但是，GDP增速仍然不可避免地滑落到7.0的心理关口。与抽象的经济数据相比，底层老百姓更能直观感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在珠三角，工厂普遍开工不足甚至倒闭，工人们更难找工作，长期积累的劳资矛盾正在集中爆发。在这种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老话题又重新热了起来。这两天，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超过50%。在经济已然如此萧条的背景下，这一判断社会公众并不难接受，但是，楼部长对问题的诊断，以及开出的药方，却让人大跌眼镜。楼部长提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等建议，着实令人震惊。贵为财政部长，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楼部长的这番言论明显违背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常识。楼部长开出的药方，不但不能让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反而会陷入更全面的危机。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老话题了。CNKI上可以检索到数千篇学术论文，百度百科上的解释也都挺充分了。为了严肃起见，我们将学术期刊上学术大佬们的定义与百度百科的定义进行了比较，结果基本一致。综合来看，“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首次提出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此后就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他们或是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之中，或是较长期处于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无法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
过去这十来年，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反复被提及。一方面，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实现了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起飞，成就有目共睹，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存在很多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谁也不能确定中国经济的发动机是否有足够的动力，能够推动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成功实现超英赶美。二战后，东亚的日本和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以下简称“东亚国家”，但特指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拉美的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所谓的“经济奇迹”其实并不稀奇，但是，经济起飞之后，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的命运却各不相同，东亚国家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成为发展经济学上的典范，而拉美国家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还被贫民窟、犯罪、社会动荡等各种社会问题困扰，成为负面典型。学术界为了警示后人以拉美为教训，提出了“拉美化”的概念，这个概念和中等收入陷阱一样在中国很流行。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但关乎中国国运和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因此，不但中国人关注，外国人也关注。
中等收入陷阱是如何产生的?
中外学者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东亚和拉美的经验教训，成为比较研究的基本素材。学者们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角度给出了各种解释，此方面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同样，万能的百度百科也进行了归纳总结。为了严肃起见，我们将这一学术领域的一些高引用率的代表作品和百度百科的解释进行对比，认为百度百科的归纳基本靠谱。由此也可见，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常识。
在中等收入陷阱的众多成因中，社会贫富分化、收入差距扩大是最主要的，这几乎是学界的共识，相关的学术论文无一例外都提到了这一点。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者世界银行也特别提出这一点。
道理其实很简单。
首先，社会贫富分化影响消费市场的形成，经济增长失去内生动力。生产与消费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生产最终是为了消费，消费是生产的动力。一个国家在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可以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产品可以出口到国外市场，但经济起飞之后，继续依赖出口就会产生贸易摩擦，终究是不可持续的，继续依赖投资驱动就会出现产能过剩，这个时候，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最终动力的规律就显现出来。然而，国内消费的启动需要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依赖于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收入差距过大，站在金字塔尖的富人有消费能力，但人数很少，消费需求总量有限，处在社会底层的穷人有消费需求，却没有消费能力，不能形成经济学上的有效需求，社会总的有效消费需求不高，经济增长就缺乏内生动力。
其次，贫富分化会引发社会动荡，经济增长失去和平环境。绝对平均主义会让社会失去活力，但过大的贫富差距也会让社会产生张力。世界上高收入国家通常也是收入分配较为平等的国家，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也是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都成功控制了社会贫富分化，保持了社会和谐稳定。相反，拉美国家普遍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打压工会，扶持资本，公共部门私有化，导致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引发社会动荡，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频繁的政权更迭。在一个动荡的社会里，经济增长从何谈起。
中国为何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人均GDP计算，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行列，能否成功走向高收入行列，关键在于能否解决严重的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解决收入差距悬殊问题。这一点，也已经成为基本的共识，楼部长长期在经济口，怎么会不懂?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导致劳资关系严重失衡。国有企业私有化，公共资源进入少数私人腰包，迅速成就了一批亿万富翁，而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工人阶级从国家的主人沦为雇佣工人。2.6亿农民工进城打工，在城市得不到公民待遇，在企业遭受最严酷的剥削。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在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分散的、个体的工人本就处于不利地位，而各级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扶持资本，打压劳工，让劳资关系更加失衡。讽刺的是，原本应该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反而常常站在工人的对立面。在发达国家纷纷去工业化之后，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工地。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然而，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老工人却处在无组织化状态，无力抵抗强大的资本和权力。富士康每个工业园区都聚集着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工人，然而，这些年轻人却处于原子化状态，在劳动权利和人格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候，却感到孤立无援，只能采取了自杀这种个体化的方式进行抗争。中国建筑工地上忙碌着四千多万的农民工，他们至今连一纸劳动合同都没有，劳动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甚至年底的时候连工资都拿不到。此外，城市里还有大量的保姆、家政工、小商贩等等，从事非正规就业，也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灵活到不能再灵活了，所以，楼部长担心中国工人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团结起来，实在是不了解中国当前的现实国情了。
失衡的阶级力量对比，导致劳动者遭受严重的剥削。横向来看，中国国民收入构成中，企业和政府所占比重偏高，劳动者所占比重偏低。纵向来看，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业所占的比重持续增加，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越来越低。虽然社会学家一直呼吁中产阶级占主导的橄榄型社会，但中国社会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当新富阶层穷奢极欲的时候，社会底层人民却只能节衣缩食，艰难度日。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政府一直呼吁扩大消费需求，但如此的社会结构，如何形成有效的消费需求?为了刺激人们多花钱，政府启动了教育和住房的市场化，这两招，瞬间就把底层老百姓那点家底儿掏干净了。房地产业十年繁荣，房价步步高涨，进一步挤压了中产阶级的成长空间。那些奋斗在大中城市的年轻白领，凭借双方父母多年的积蓄，七拼八凑勉强付个首付，有幸成为房奴，却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收入。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为了追求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只能越来越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加入WTO，为中国制造业打开了国际市场，也让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提高，经济结构更加畸形化。政府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一步步变卖土地和其他国有资产，早已经负债累累，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把祖上积累的家业败光了。
中国实体经济已经严重结构失衡，失去了内生增长动力。连土地都卖光了的地方政府，实施凯恩斯主义的能力已经大大削弱了。面对病染沉疴的实体经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只能刺激产生资产泡沫，形成虚假的繁荣。寅吃卯粮的经济政策推迟了危机的到来，同时也让危机来得更猛烈。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底层人民能够通过涓滴效应获得一些好处，当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底层人民最先遭受冲击。眼下，大量工厂或是开工不足，或是倒闭，或者迁往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地区，影响最大的是工人。长期积累的劳资矛盾开始爆发，社会变得不稳定。尽管我们一直希望避免重蹈拉美的覆辙，但各种迹象却显示，中国正在步拉美的后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要警惕发展主义陷阱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并不深奥，就是中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反复讲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中国还有很多工人、农民、农民工等底层群体没有解决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问题，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还很落后，中国13亿人的民生需求，足以让中国经济引擎再次发动。遗憾的是，在现有的生产关系下，底层群众空有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
中央高层一直强调要调整结构，学术界也一直在呼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扩大消费需求，但是，利益结构的调整，势必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这是力量的较量，这不是靠嘴皮子就能够推动的。不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不调整劳资关系，收入分配改革只会是一句空话，经济结构调整也不可能实现。调整失衡的劳资关系，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提高劳工的组织化程度，让工人阶级真的有力量，有尊严。中国劳动者恰恰要向欧美的工人阶级学习。这种方案无疑会降低资本的利润，引发资本及其代理人的反对。在这件事情上，作为人民共和国的财政部长，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一目了然。
更进一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个假问题，不必太纠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概念，背后是一套发展主义的逻辑。发展主义用经济增长代替发展，用人均GDP衡量增长，追求无限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GDP这个统计指标本身就是有缺陷的。人均GDP就更不靠谱了，底层人民总是只有被平均的命运。即便人均GDP很高，又能够说明什么呢?香港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但是，香港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房价和物价极其高昂，底层市民的处境非常悲惨，香港的白领阶层面临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香港至今没有八小时工作制。这样的生活，真的会幸福吗?
经济只是手段，人的幸福才是目的。经济发展应该着眼于民生的改善、环境的保护等等更为深远的价值。从这点考虑，西方经济学强加给我们的思维定势都要改变，整个经济运行的系统都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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