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现代消费社会中，我们被鼓励去追求快乐，人们急切地攫取着快感——但这并不能阻止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抑郁的泥潭。你必须要开心，而且一定要在他者前开心，这种社会要求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当享乐成为一种责任，我们产生的不过是自虐式的快感。本文运用拉康的理论，揭示出现今超我已经被替换成享乐的责任的事实，我们的罪咎则产生于对终极欲望的放弃。如果视道德与欲望为同义，严肃对待失落了的崇高欲望，或许有助于我们在消费社会的快感漩涡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宁静的心灵。
除了激烈的对立关系，大概没有人会将所谓“抑郁”与“快感”(特指精神分析中的快感概念：Jouissance)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吧，但在当代拉康精神分析的视野当中，快感却可以成为抑郁的原因。拉康在第二十研讨班——“再来一次、爱与知识的限制”中谈论律法的性质时突然冒出一句：
“今天我不会离开这张床，并且我将提醒法学家，我将要跟你们谈论的东西就是律法基本上在谈论的东西：快感(Jouissance )。”[1]
往后读的话他的话则更惊人：
“这世上除了超我就再没有其他东西会强迫人享乐。超我是快感(jouissance)的命令——享受! ”[2]
这毫无疑问会让正在修读心理学本科课程的大学生崩溃：超我难道不是弗洛伊德眼中的 “道德力量”(moral agency)吗?难道超我不正是限制我们享乐的那个严厉父母吗?
痛苦的快感
表面看来确实是这样的，但假如我们细心阅读弗洛伊德就会发现，他口中的超我(或者更准确地说 “内化的道德力量”)通过布置不可能达成的任务让自我(ego) 感到永恒失败的痛苦：超我是永不可能满足的父母的严厉、苛刻的凝视。拉康则进一步认为超我从主体的痛苦之中抽取快感，一种痛苦的快感。根据齐泽克对拉康的解读：
拉康为这三个名词引进了一种准确的区分：“理想自我”代表主体的理想化自我影像(我希望自己成为的那个人、我希望他人看待我的方式);自我理想是一种机制，我(或主体)尝试以自我形象(ego image)来使来自它的凝视(gaze)感到印象深刻，“自我理想”就是那个监视着我和驱动我尽力表现自己的大他者、那个我尝试追随和实现的理想;而超我则是同一个机制的报复性、施虐狂式、惩罚性面向。
这三个项背后的结构原则很明显是拉康的想像界-符号界-真实界的三角结构(triad Imaginary-Symbolic-Real)：理想自我是想像性的，即拉康口中的“小他者”、自我的理想化的、重影(idealized double-image of my ego);自我理想是符号性的，它是我的符号认同点、我从大他者里面观察(和判断)我自己的那一点;超我则属于真实界，它是那个利用不可能满足的要求轰炸我的残忍、贪得无厌的机制，那个嘲笑我的满足要求的企图的机制。[3]
简而言之，对站在超我面前的主体来说，所谓的快感其实是痛苦。在主体被定义为消费者的后现代享乐社会，这种痛苦被重复加倍(redoubled)：我们可以想像一条社会禁令，它的剩余部份(excess)必然要抽取痛苦和失败，因此总是有一种我们 “做得还不够好”的强迫思维缠绕着现代人。在老一辈的人身上，相对而言痛苦是被容许的(守法要求你克制欲望，成功命令你必须吃苦)。然而在消费社会无孔不入的享乐口号轰炸之下，自我理想的命令从 “刻苦耐劳”转变成 “最紧要的是开心”。一方面，和我们的日常想像相反，“过一个快乐的人生”、“丰富人生”(具体来说就是“每周平均做爱X次”、“快乐指数达到X分”、“40岁退休环游世界”……) 这类命令的难度实际上远远大于传统的吃苦尽责、养儿育女——前者是没有尽头的，后者则只要求你交出(部份)痛苦和辛劳就允许你静静地躺下。
享乐被转化为责任
另一方面，通过律令这一形式，享乐被转化为巨大的责任(duty)。现在，我们晚上不单要加班、做兼职以便赚更多钱去消费，周末我们还有另一项头痛的任务要完成：让自己尽情享乐(关键是让大他者相信我正在享受)，甚至是最大化地享乐(绝不放过任何好吃好玩的东西)，而且必须让身边的大他者都看见我多么享受。“吃什么”、“去哪裡”变成人们尤其是上班族每天下班后的烦恼。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年青人“不能吃苦”、“太脆弱”，但据说非洲贫民却保持 “快乐指数”年年第一。简而言之，大他者布置给新世代的责任(duty) 是享乐而不是吃苦。
同时，由于自反性(reflexivity)，超我入侵自我理想的范围，原本超我抽取的快感变成不快乐的铁证，对自我理想的认同爆发为强迫性享乐及痛苦的恶性循环。享乐变成一种责任——本来享乐是对立于责任的, 以致于当我们逃避责任, 我们就获得了享乐。或者更直接地，当我们偷偷享乐，责任就被暂时悬置了。但现在即使我们尽情地享乐，我们还是在履行超我的尽责命令!这件事本身又再一次成为不快乐的罪证被超我抓住。结果，现在不论身处办公室或沙滩，人类再也无法阻挡自我理想和超我命令无处不在的压力。
这种享乐的责任化或者说超我化是享乐社会带给人类的一个最大的心理灾难。很明显，假如人类继续坚持经济导向的意识形态不改变，所有人都要相应地肩负越来越大的消费及享乐任务——先不说地球的承受力何时崩溃。然而对于拉康理论最具影响力的解释者齐泽克来说，当代超我的功能远远超过上面的“弱解读”。简而言之，与其说超我要凌驾自我理想(ego-ideal)，不如说超我就是自我理想的真相、律法的支点。他在分析《卡萨布兰卡》一场男女主角相遇场景中的一个隐藏的淫秽叙事时，指出公开的律法本身是以”内置违法"作为基础的：
(图为卡萨布兰卡剧照，来源：网络)
采用拉康的术语：在那臭名昭著的3又1/2秒中，对大他者来说，艾尔莎和里克没有上床(在这情况下：公共表象的秩序不应被侵犯)，但为了我们污秽的幻影式想像，两人确曾上床。这就是最纯粹的内置违法(inherent transgression)的结构：荷理活需要两个层面才能运作……你可以沉溺于其中，因为一个事实赦免了你的罪疚——在大他者眼中，他们确实没有上床。表象确实有它的重要性：你可以拥有多种污秽的幻想，但问题在于哪一种幻想将被整合进象征律法的公共领域之中，并被大他者注视。这种双重解读并不单纯是来自符号律法的妥协——即在下述意义下的妥协：律法只关心维持表象的，并在污秽幻想不侵害/蚕食公共领域的条件下，容许你的污秽想像自由行事。(相反，符号)律法本身需要一个淫秽补充物(obscene supplement)来支撑它。[4]
这意味着我们公开守法的条件是律法首先允许我们实质上违反它(因此 “超我是享乐的命令”)——正如齐泽克同时援引社会秩序是以定期的嘉年华式违法作为基础的——巴赫金及其追随者的理论：这种内置违法的机制一旦脱去外衣往往使人阳萎或陷入性冷感。以下是齐氏所转述的四十年代臭名昭著的《荷理活制片守则》(Hollywood Production Code)统治下，著名小说家费兹杰罗在《最后一个电影大享》中收到的编剧指示：
任何时候、任何时刻，只要她在银幕、在观众的视野中出现，她就想跟肯韦勒德上床…不论她在做什么，都是为了跟肯韦勒德上床。假如她走过一条街，那是在往跟肯韦勒德上床的途中;假如她在吃东西，那是为了吸取足够能量跟肯韦勒德上床。但是任何时候你都不能公开表露她想跟肯韦勒德上床的印象，连她仅仅在考虑跟肯韦尔勒上床的印象都不可以。
在此，我们可以看见基础禁令——不但没有单纯以消极方式运作——导致了最普通的日常事件的过度性欲化。每一样可怜的、饥饿女主角做的事情——从走过一条街到吃饭——都被变质成她想和她的男人上床的欲望的表达。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基础禁令的运作是如何纯粹地变态(perverse)，在这范围内它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反身式转向/翻转/改变(reflexive turn)，在当中对被禁止的性内容的防卫本身产生了一种过剩的、全面纵欲式的性欲化——审查的角色比表面所见的更模糊。[5]
谁的快感？
让我们回到一个在前面没有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不叫痛苦而叫快感?这当然和拉康将所有心理结构中所有属于“剩余”的东西归入快感的名下有关(严格来说，快感是一个数学结构)，然而也存在一个更简单直接的答案，即它确实是一种没有痛苦的快感，问题是这种快感不属于你。
具体而言，弗洛伊德认为超我起源于父母的禁令和批评，譬如“不淮进厨房!”、 “不许摸小鸡鸡”、厕所训练(禁止在厕所以外的地方大小便)甚至“女孩子怎么可以这样粗鲁”、“你怎么像女孩那样爱哭”，这些禁令和批评本身——譬如命令的形式结构本身——在人类的人格中形成了超我的严厉、残忍的部份，它是一双严厉的眼睛(尤其，我们得考虑，幼儿对命令的遵从完全是基于对大他者的无条件的、前理性的认同)，这种认同就是对这种人格结构中的外部性的认同：由于超我已经被内化，幼儿对超我的认同，使他可以从自身的痛苦中获得“快感”：主体站在超我的位置，超我的快感成为了他的(无意识)快感。至少，这就是“受虐狂”及“施虐狂”的心理基础(巧合地，有关快感的核心问题——并非不像列宁那个问题：自由?很好，谁的自由?——与人格的内在结构相似，社会结构内的某一阶层通过意识形态让另一阶层的人认同了完全不属于他们的自由)。
罪疚感源自放弃你的欲望
从齐泽克的角度，这种机制其实和自我理想——父母、社会规范及价值观——是一体两面的：它要求我们服从于大他者的要求。律法构成了支撑着“现实世界”的生存欲望——它总是指向或以某个终极伦理或崇高理想作为(缺席的)内核——对律法的服从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对它的背叛。譬如刚提及的“不准进厨房”，一方面这句话和它涉及的真相/真理(爱及保护)不存在任何必要的连结，换言之禁令内容与爱这一普世性的连结是偶然的，它完全可以是“不淮看电视”或其他事情。另一方面，将遵从这个禁令(以及遵从这一行为本身)内化的过程(自我理想)本身无疑已经偏离了它的“精神”。
简而言之，当律法命令我们行善，我们果然行善，我们越是行善，我们就越证明我们的虚伪和违法——律法和禁令都服务于某种崇高事业，将它视为目标无疑是对它的背叛。更要命的是，你越屈从于超我，你的罪疚感就越大!因此拉康说：超我就是康德的“最高律令”(Superego is none other than Kant's categorical imperative)。 这句话确实很自相矛盾，但拉康从不舞弄文青式的修辞，他的意思是如果人们选择向现实妥协而不坚持最高道德的话就必然会产生罪疚并被超我牢牢捕获(这个最高道德就存在于无意识欲望之中)。根据齐泽克，拉康对《实践理性批判》中著名的绞刑台故事的解读如下：一个男人获得与女神上床的大好机会，然而假如我们在他门口放置一台绞刑架并承诺在他饱尝兽欲后吊死他的话，结果又会如何?拉康坚持，真正的道德问题是颠倒过来的：我们应该设想，存在一个男人，他只能在绞刑侍候的情况下才能获得高潮。
因此拉康在第七研讨班(Seminar VII)中给出了精神分析伦理的最高原则：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唯一能够令一个人感到内疚的事情就是在欲望的问题上让步。[6]
拉康口中的 "欲望"永远是 "无意识欲望"(unconscious desire)而不是指各种我们想得到的东西，相反，无意识欲望正是指那个藏在N个欲望对象(desired objects)背后的终极的东西，我们穷毕生精力追求的对象都不过是这一个的替代物——因此每次我们终于得偿所愿的前后就会开始感到空虚、沮丧。从精神分析角度，人类所以在“后现代”社会所陷入的精神低谷，问题在于人们没有“坚持欲望”。在拉康眼中，超我快感与欲望——无意识欲望，毫不相干，不但毫不相干，而且是对立的：超我获得的是主体的妥协及痛苦快感：罪咎(guilt)，无意识欲望则坚持让主体一次又一次回到她每天都在回避的他性(otherness)或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在个人层面，这可以是主体在幼年时摄入的一个无意义的语音(以及围绕这个语音构成的整个人生意义系统)，在社会及文化层面，无意识欲望则是赋予主体象征位置(社会身份)的那个社会系统本身的普世性或集体无意识(核心：政治无意识)。
因此，坚持你的欲望和与大他者保持距离不但没有关系，而且正好相反：由于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像大他者那样欲望、成为大他者的欲望对象、欲望大他者的欲望对象。在此大他者大约可以等同“社会”、父母等概念)，坚持你的欲望就只能意味着坚持大他者的欲望。齐泽克强调在这种无意识欲望的核心是不可能性：满街铺天盖地的“为人民服务”、“公平、自由、法治、民主”的标语，大部份人都会与之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甚至视口号为尽情违反口号的邀请(超我的淫秽命令：享乐!)，坚持认真对待这些口号的人会被视为威胁(在后现代意识形态当道、历史已经“终结”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无意识已经不再被定义为那些被禁止进入我们清醒意识的东西，而是意识与 “不知的知”(unkown known)之间的犬儒距离)。简而言之，不论在个人或集体层面，不可能的欲望、崇高欲望的消失以及日常生活的平庸、无意义性(表现为疯狂的商品多样性)是罪疚感泛滥的原因。
我们还需要谈及《哈姆雷特》的拖延症和忧郁状态吗?或者我们可以说，自弗洛伊德以至拉康以降纷纷酷爱将这位失去行动能力青年视为现代人的写照，并不是是一种偶然性。他刚好见证了现代性对“父亲”角色的摧毁(因此父亲成为鬼魂，毕竟在西方，伴随启蒙时代的是各种父性角色如国王、上帝、父亲等以至理性本身的没落，更不要说革命世纪的没落)。但或许导致哈姆雷特的症状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所谓“母亲的欲望”而不是更显而易见的父亲的无能(实际上，单亲母亲本人也能很好地扮演孩子的“父亲形象”(Father figure)角色，让小孩健康成长)，简而言之，难道一切生产性、社会性交往(social exchange)都以货币为中介的现象不是阻碍了人类最基本的精神动力或“本能”需要——主体满足他人欲望(表现为其具体的物质、交往的需要以至美的需要)——吗?或者说，将人类满足他人欲望的追求转化为对最大化数字的追求不就是某一种形式的对“母亲的欲望”的固著(fixation)吗?在哈姆雷特母亲不道德的欲望对象(杀死其父的篡位者)与欲望的商品化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平行?至少，当代的商品社会似乎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货币作为中介不但凌驾人类象征交往的需要，而且力求取消、无视这种它寄生在其上的根本需要，甚至到了盲目的地步(于是我们有了毒奶、地沟油、黑心面包以至劣质的服务态度和劣质的手工等等等等)。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资本社会这种特征甚至比超我更直接地摧毁了主体的“精神健康”基础。
关于抑郁，精神分析首先要说的是它是一个症状——精神分裂中的抑郁、自闭症的抑郁、官能症焦虑下的抑郁等等——就像发烧是一种症状一样，只应付症状的话是治标不治本，这是极其简单的道理。精神分析首先要通过倾听主体的话语摸清他的心理结构，才会进一步对症下药。当然，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分析性治疗(analytical therapy)一般来说极度缺乏甚至近乎没有，因此即使是拉康，相信他也不会反对绝望的病人寻求他仅有的心理服务及药物支援，虽然精神分析师大概不会认为这些服务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Lacan, Seminar 7, p2
[2] Lacan, Seminar 7, p.3
[3] 齐泽克，怎样读拉康第五章
[4] 齐泽克，怎样读拉康第五章
[5] 齐泽克，怎样读拉康第五章
[6] Lacan, Seminar 7,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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