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产业工人的命运之殇

　　滠水农夫

　　随着本轮经济危机带来的政策调整，国企产业工人“第二次下岗潮”风声已起，如不久前的两会期间，武钢新任董事长宣布将裁员五万，对总共有八万职工的武钢来说，此次裁员过半，被武钢人喻为“只留下干部，工人全部下岗”。同样是在两会期间，爆出黑大龙江双鸭山龙煤欠薪事件，以及近段时间不断爆料的吉林通钢工人再次罢工、江西安源煤矿工人罢工重演等等，无不预示着“第二次下岗潮”潮头涌动，风暴来临。

　　第二次下岗潮已来势汹汹，第一次下岗潮仍历历在目。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第一次下岗潮，致使数千万国企业产业工人被抛出体制，他们在“从头再来”的歌声中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改革阵痛到底是什么滋味，虽然经历了二十年的时光洗刷，但对于相当部分的当年下岗工人来说，那深刻的体验何尝又不是一种永远挥之不去的“痛”。时光荏苒，当年的下岗工人一路蹒跚终于步入人生的暮年，当他们犹自舔着伤口的时候，新一代的产业工人今天又面临着与他们当年同样的命运，历史重演，抑或一切照旧还是另有新意!

　　然而即便是如此剧烈的时代变迁，居然在社会层面没有表现出大的涟漪，除了刘欢嘹亮的歌喉，黄宏诙谐的小品，在主流喧嚣的世界里还留下什么?所幸2009年7月24日，吉林通钢工人一声吼，打死了入主企业的资本家代理人，通钢事件爆发了，工人阶级的“国企情结”大爆炸了，有人欢呼通钢的工人阶级打响了反对私有化的第一枪，工人阶级作家赵剑斌据此创作了长篇小说《钢城》(又称《钢城改制变局》)。虽然通钢事件很快平息，一切又似乎恢复风平浪静，然而通钢工人总算为中国工人阶级争了一口气，在改开时代的天空留下了一抹亮色。

　　如果说同为下岗工人的赵剑斌的《钢城》是工人阶级自己写自己，将一场震动全国的大事件写得惊心动魄，如同一首激昂澎湃的交响曲，那么老作家曹征路之前创作的《那儿》，则通过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艺术加工，写出了工人阶级在时代大变局下的悲壮与无奈，如同一支辽远深沉的号角。工人阶级的历史与现实，保守与进步，忍耐与反抗，这些主题被艺术地表达出来，却真实地反映了当代工人阶级的局限和困境，迷失与希望，挫折与奋起。如何看待当代国企产业工人在改革大潮中的种种表现，也许只能回到他们本身去查找原因。笔者看到在曹征路与严海蓉对谈的《反思不是妖魔化：和曹征路谈<民主课>》一文中，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人阶级有一段较为经典的评价，或可为我们理解当代国企产业工人的行为提供参考。

　　曹：说到底是我们人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自己的主体性。其实，那个时候的工人阶级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那个时候的工人阶级，用我的眼光看，就相当于西方福利社会的白领中产阶级，就是生活有保障，国家对你负责任，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考虑，是一个腐化的工人阶级，这样子的。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阶级意识。

　　严：您是说当时的工人阶级意识是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产物，所以他的阶级意识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意识。

　　曹：是个安全感很强的一个群体。

　　事实上也不正是如此吗?前不久网上走红的一篇光谷客微信《武钢减员5万人背后：一个普通武钢家庭的命运沉浮》，通过叙述万氏父子三十多年的命运沉浮，客观真实地揭示了工人阶级普遍的思想状况和行为方式。身在国有大型企业，他们曾经无忧无虑地享受着国家赋予的尊崇社会地位和优厚经济待遇，“家有武钢，心里不慌”是当时几乎所有武钢人的普遍心理。因此，当国家已处于轰轰烈烈的转型之中时，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不仅毫无反映，浑浑噩噩，甚至仍然在“醉生梦死”，无怪乎当改革风暴终于侵袭到自己头上时，大部分人除了在麻木和错愕中随波逐流，就是自怨自艾，毫无作为。作为原子化的个体，不仅看不到他们的主体性，而且那种对压迫的抗争也鲜有表现。正如该文中的记述的万家老二万劲松，第一次下岗由国企工人身份变为劳务派遣工，第二次下岗竟然连派遣工都不要他干，即便如此，他微小的希望仍是在武钢找到一份临时工也行。万劲松及万家两代人的精神面貌恰恰如同国企产业工人的一面镜子，他们的品质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也决定了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位置，但愿伴随着新一轮下岗潮的风起云涌，这些属于“旧时代”的人们终于有觉醒起来的一天。

　　其实，对于中国企业产业工人今天遭受的命运，有一位伟人在五十多年前就早已洞见。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主席边读边议，其中谈到下面这段话：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推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和批注》(1959年)，《毛泽东文集》第8卷)

　　历史的发展完全印证了毛主席当年的论断，由于改开后，实行厂长负责制、企业承包制等一系列改革政策，国企产业工人实际上一步步地被剥夺了管理自己企业的权利，因此，一旦管理自己企业的权利失去了，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 ”失去了，那么“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换句话说如果工人失去了管理自己企业的权利，那么他的工作权也一定会失去，就一定会落得下岗的命运。

　　因此说国企产业工人的命运之殇在一定程度上讲，确实具有是一种必然，既有着时代的局限性又有着工人阶级自身的局限性。然而按照唯物辩证法观点，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变为好事，转机蕴藏在危机之中。

　　2016-3-30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