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发表。时间过去近六十年，中国大地早已发生沧桑巨变，重读这部名作，难免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然而深读之下，不难感受到历史跳动的颤音，那些火热的生活，那些真真切切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还有那些鲜活的农民形象以及他们的悲欢离合，诉说着一个时代的风采。
据说，柳青原计划要完成四部《创业史》，写作内容从互助组阶段到成立生产合作社，直到最后建立人民公社，然而因种种原因，当每二部《创业史》还未来完成时，他却在1978年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人世，因此，他的《创业史》成为了一个未竟的事业，这恰恰就像一个寓言，现实中的中国农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了分田单干的家庭承包制，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被废弃，由土改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波接一波的汹涌澎湃的农村发展浪潮噶然而止，经过转折后的农村走到了一条与之前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把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宏伟过程作为一部艰苦创业的历史，那么这样一部“创业史”也如同柳青的小说《创业史》一样，成为了一个未完成的宏大工程，今天，面对这样结局，除了感受到强烈的遗憾，或者像过去的文人吊古伤怀那样，我们还可能有什么别的体会!毕竟那段历史虽已离去，但并未真的远去，起码与我们的时代并不存在隔膜。
想起当年，《创业史》发表后取得轰动效应，尤其是小说中塑造的梁生宝这一新人形象，一时间评论雀起，冯牧认为，农村共产党员梁生宝这个光辉形象的塑造，“应当被看做是十年来我们文学创作在正面人物塑造的重要收获”，“在梁生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性格，一种完全是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产主义性格正在生长和发展。”冯牧之言，不愧为点睛之笔。然而，围绕着《创业史》，很快就发生了梁生宝与梁三老汉两个形象哪个更成功的讨论。邵荃麟就指出：“《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负担”，“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 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此后，严家炎也认为，《创业史》中最有价值的人物形象是梁三老汉而不是梁生宝，“作家在塑造梁生宝形象方面似乎并不是时刻紧紧抓住人物的性格的气质特点。为了显示人物的高大、成熟、有理想，作品中大量写了他这样的理念活动：从原则出发，由理念指导一切。”对于严家炎的文章，柳青立即著文反驳，他指出：“《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而只有通过梁生宝这个形象，才能表现这一主题。”通过对比关于围绕《创业史》中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的争论，不难看出其焦点就在于在中国当时的土壤里，能不能生长出像梁生宝这样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新农民”，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的社会大背景下，能否与时俱进，超越旧的意识形态，获得新的本质内含。
其实这一争论，也正是社会现实的矛盾斗争通过文学进行的艺术化的集中反映。千百年来农民固有的小农意识，个人发家致富欲望与社会主义条件下走集体化道路，共同富裕的理想，总是处于不断地纠结、矛盾之中，因此也就为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两条路线的斗争提供了现实基础。《创业史》所描写正是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产生了像梁生宝这样的有觉悟的“新人”，在他们带领下，广大农民逐渐摆脱旧的落后思想观念，投入到一场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的社会实践中去。像梁生宝这样的“新人”，在当时来说，毕竟是社会中刚刚出现的新鲜事物，形态不够鲜明，具有某种不确实性，因此也必然给作家人物形象的塑造增加难度，而这恰恰又是对作家的一种考验，要求作家要有着敏锐的社会观察力，善于发现和提炼“新人”所代表的新的品格和精神。像严家炎那样认为的梁三老汉人物形象塑造最成功且最有价值，固然是反映了一种客观状态，但实际上也是对于“新人”的一种质疑，这就关系到农村发展方向的问题，也就是作家通过作品所要发达的主题，这就是为什么严家炎的评论一出，就立即引起柳青强烈反驳的原因。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场辩论实际上也一直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不是可以看到，自转折以来，《创业史》中所批判的反面角色蛤蟆滩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又活灵活现起来，他们成了新时代的致富带头人，共产党宣传和鼓励的榜样，而梁生宝、高增福等一批“新人”，因为不适应时代发展潮流，日渐从前台的主角退回到幕后角落。如若梁三老汉活到了今天，必定会惊讶于时代的巨变，或许令他目瞪口呆，或许感觉像是做了一场大梦。
然而，现实的发展并不可能就因此全盘接受严家炎的观点，而认为冯牧的评价一无是处。实践证明，梁生宝式的社会主义“新人”并非是主观理念的产物，而与之相反，梁生宝们虽然经受了时代发展浪潮的强烈冲击，但他们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正活在当下的中国，闪耀着质朴的光芒。尽管从某些方面来讲有所区别，但其精神和品质则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这也就喻示着，作为文学作品的《创业史》并非是应景的政治作品，而具有了不朽的文化品质。那么就先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小说中梁生宝这一人物的典型形象吧。
梁生宝从小受过苦，倍尝生活的辛酸，在党的教育下，他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决心走一条与父辈不同的创社会主义大业的道路。当“老资格”的党员郭振山还停留在传统小农意识不可自拔，革命意志消退的时候，他勇敢地担负起带领庄稼人走互助合作道路的重担，成为了蛤蟆滩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他积极、聪明、公道、能干，一心扑在群众的事业上，从不考虑自己的得失，勇于作出牺牲，当他的继父梁三老汉看到蛤蟆滩的能人们展开的致富竞赛，心里痒痒得难受，自然不能理解自己的儿子的所作所为，发生矛盾冲突，讥其为“梁伟人”。然而，梁生宝不为所动，带领大伙发展生产，他远赴外地购买优质稻种，组织群众进山割扫帚卖钱补贴生产资金不足，他帮助困难户度过难关，面对两户退组毫不动摇，紧紧地把群众团结起来，发挥集体的力量，最终使合作社克服困难，取得了巨大成绩，令那些一心想往个人发家致富路上奔的单干户刮目相看，心服口服。梁三老汉也经过事实的教育，终于相信了梁生宝的事业，他对儿子从心底里服气了。“在党可以把一个庄稼小伙子变得这样强大，窝囊受气一辈子的梁三老汉，有什么话说呢?”
小说过深入描绘通蛤蟆滩的社会变迁，以及包括梁三老汉在内的农民思想意识的转变，塑造了梁生宝这一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新时期农民光辉形象，并且将这一光辉形象永远地留在了中国文学史上。然而，梁生宝的形象并非只是静止的，就像一切伟大的作品必定具有必然性和预见性一样，《创业史》以及其主人公梁生宝早已从文学世界走出来，而且一直走到了今天。
不用说当年响誉全国的大寨带头人陈永贵，即便是今天的吴仁宝、王宏斌、叶昌保、雷金河等人身上，我们不也分明能看到“梁生宝”那鲜活生动的影子，谁说梁生宝仅仅只是理念的产物，这些一直活到今天的梁生宝们用事实说明，社会主义新人的出现决不是子虚乌有，或者莫名其妙地从天而降，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这也就证明了，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并非什么偶然的小概率事件，更不是某些人的强迫或者意识形态的误导，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是中国亿万人民自觉自愿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了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才能得民心，成就惊天动地的伟业。
柳青当年的雄心是要把《创业史》作为一部史诗性作品来创作的，他认为“我们这个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我写这本书就是写这个制度的新生活，《创业史》就是写这个制度的诞生的。”显然，《创业史》不仅是写梁三老汉一家三代的创业史，也不仅是写以蛤蟆滩为代表的农村的创业史，而是要记载和总结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伟大征程的创业史。这部以蛤蟆滩为起点，以梁生宝为主人公的创业史虽然在中国整个大的背景下式微了，但其星火却通过时代的缝隙得以传承直今。只是蛤蟆滩变成了今天的华西村、南街村、洪林村——梁生宝为变成了吴仁宝、王宏斌、叶昌保。
如今，华西村、南街村、洪林村等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早已实现了共同富裕、共同提升，就地城镇化，它们是村庄中的城市，又是城市中的村庄，成为中国农民羡慕的榜样。对于这些村庄的发展历程，三农专家张文茂老师有一个精辟的总结，那就是六十年代造田，七十年代造厂，八十年代造城，一步步从解决温饱到改善生活直到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每个村庄都有一位“梁生宝”式的人物，他们自觉抵制陈腐落后的小农意识，也经受住了市场经济的金钱诱惑，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本村农民群众发展生产，开拓市场，创造财富，建设家园，书写了一部部闪耀着夺目光辉的新时期的“创业史”。
吴仁宝出生贫苦农民家庭，六十年代起担任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当时的华西村，土墩洼地星罗棋布，村民缺吃少穿，是远近闻名的穷村。穷则思变，吴仁宝苦苦思索，这时全国宣传学习大寨风潮正起，他眼前一亮，要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唯有走大寨之路。他带领村民制定了《华西村15年发展规划》，率领群众水削高地、填低洼，进行河流改道，土地平整，把原来七高八低的零星田块，改造成400多块高产稳产的优质粮田，提前7年完成目标任务，华西村也因此成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接着他开始新的尝试，决定办厂，他走南闯北搜信息，摸行情，请师傅，置设备，学手艺，第一家工厂五金厂终于运转起来，而且获得到显著效益。到1975年，天仁宝与华西人用五金厂赚的钱，建成了当时连苏南大部分县城都还没有的五层大楼，里面设有托儿所、中小学，被华西人自豪地称为“教育大楼”。然而不久，分田单干歪风刮来，吴仁宝顶住巨大压力，在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坚持集体经济不动摇，不搞分田到户。此后，吴仁宝带领华西人进行突飞猛进的建厂扩张，钢铁、毛纺、冶金——到1988年，华西年产值超过一亿元。实践雄辩地证明，吴仁宝和华西人当初的抉择是多么正确，指引华西村开创了光明灿烂的未来，如今的华西村早已成为首屈一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样板。
南街村的发展同样也经历了波折。1981年，南街村的农业也随着大气候搞了包产到户，村里的两个小工厂也承包给了个人，然而，承包者个人发了财，却亏了集体，冷了群众的心，农业生产也下降了，有些村民外出乞讨，群众怨声一片。此时，年轻的支部书记王宏斌痛定思痛，把群众的骂声作为呼声，发动群众开展大讨论，经大多数人同意，南街村决定再把土地和工厂联合起来归集体所有，并发誓永远走集体致富的道路。经过波折，人心更齐了，党支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并率先示范，带头苦干，带着闯市场，以集体的力量去闯市场，经济形势迅速好转，通过“两蛋一星”(两蛋指玩泥蛋，即坯烧砖和玩面蛋，即生产方便面，再有就是十星级文明户评选)起家，农业实现了规模化、机械化、设施化、集约化，工业上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办企业，围绕现有企业上配套，主要是以食品工业为龙头，发展出26家企业。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在南街显示出了威力，集体的生产力迅猛发展，而集体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又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创造了物质条件。南街村在班长王宏斌的带领下，大力开展“斗私”教育，发扬二百五精神(王宏斌及村班子成员工资一律250元)，村民生活消费品大部分是集体供给，包括住粮食、副食品、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免费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等，为群众创造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
洪林村的发展也得益于好带头人叶昌保。在1970年前，洪林村还是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种田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穷村。1970年初，叶昌保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义无顾地承担起改变洪林村贫困面貌的重任。首先他找到了洪林村的“穷根”，土地分散，且处于湖荡，抗御灾害能力差，完全靠天收。于是在上任的第一年，以身作则带领村民大搞农田基本水利建设，开挖沟渠，改造低产田，还像“梁生宝”一样四处寻找高产稻种，请来农业专家指导科学种田，这样一下子就获得了粮食丰收、增收。解决了村民的“肚子”问题后，群众手中还不富，于是洪林村又发展起捕捞、养鸭、办草帽厂、办油厂等工副事业，初步壮大了集体经济。正当洪林村大走稳农兴工，以工促农的发展新路时，单干风刮来了，是“统”还是“分”摆在了洪林人面前。叶昌保冒着背负“政治包袱”的风险，顺应乡亲们的呼声，在获得群众的支持拥护下，实行了了“统为主，分为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实际上巧妙地抵制了分田单干，坚持了集体发展方向。大方向一确实，在强有力的集体经济支撑下，仅仅在80年代的十年间，洪林村就开办了棉织厂、砖瓦厂、麻球厂、服装厂等10多家企业，全村逐步实现了向工业型的转变。进入90年代，洪林村克服市场化浪潮带来的暂时困难，抓住机遇民，转变观念，举办了一批新的企业，实现了产业升级换代，使全村企业由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向以技术密集型为主转变。洪林村始终坚持“壮大集体经济，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不让一个村民掉队，村里既没有百万富翁，又没有生活无着的贫困户。每个村民享受教育免费、医疗免费、水电半价、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等十多项福利，成为周边农民羡慕的对象。
记述以上三个村的发展历程，一定意义上讲，又何尝不是体现了三部各具特色而又有着共同点的农村创业史!当然除了上述这三个村庄外，还有其它一些，据说全国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有7000多个，相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可能只算得上沧海的一滴水，然而，即便是一滴水也能照见历史、现实和未来。
谁说梁生宝式的人物仅仅只是理念的产物，而且还遭到某些人质疑他的真实存在?吴仁宝同志说：“我们华西提倡“一村两制”，村民既可以搞集体，也可从事个体;但不允许干部搞“一家两制”。我认为，不怕公有、私有，就怕公也没有，私也没能，要公私双富有。”、“我们做干部，要“三不倒”，再大的困难难不倒，再多的表扬夸不倒，再强的威吓吓不倒。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官没有终身制，为人民服务有终身制，所以，我生命不息，服务不止。”他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坚持“三不”，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拿全村最高奖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对于名利金钱，他淡然处之，“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熬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
王宏斌同志说：“我们认为，共产党的理论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信念就是为事业奋斗终身。”、“我们认为南街村只有为国家、为集体、为大家干，才是社会主义方向，为自己干就不是社会主义方向。所以说我们要让南街人都把握住这个方向去干。”、“南街人要听党的话、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听党的话可以一生平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以终身幸福。”“我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通过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和教育，我们少犯了多少错误，少吃了多少苦，少受了多少罪，少走了多少弯路。”、“实践证明，谁离开集体谁是要吃苦果的，我想大家都应该吸取这个教训，举一反三。总之，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私心是自杀的钢刀，希望大家今后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前有所述，以王宏斌为班长的南街村一班人多年来坚持拿250元的最低工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做二百五，发扬傻子精神，体现了先进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优良品格。
叶昌保同志说：“34年来，我扎根洪林，视人民如父母，一心一意为他们谋福，为他们办好事，办实事，并从各个方面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我们党员干部都要做到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时时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坎上。”、“我们就是这样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教育我们的干部和村民，可以说我们洪林有今天，艰苦奋斗的传家宝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现今的洪林村家大业大了，但叶昌保同志始终保持艰苦朴素作风，按规矩办事，即便参加全国党代会也只是住在极普通的旅店，以至引起派出所的误会。34年来，每一个节假日，特别是过年，他都要亲自给乡亲们拜年道喜。即便是自己的儿子因车祸不幸去世，他都强忍悲痛，继续手头工作，让群众安心生产。
透过这些新时代“梁生宝”们的一言一行，我们还能说柳青塑造的“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仅仅只是理念的产物吗?不具有典型意义吗?也许柳青创作这部小说的当时，限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梁生宝”的形象还不够丰满结实，也不够清晰鲜明，那么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走到今天的梁生宝们，则用他们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和奋斗，将“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得到修补和升华。从而也就重新肯定了冯牧的评价，更论证了柳青对于严家炎的反驳是多么准确而深刻。
柳青壮志未酬，伴随未完成的“创业史”憾然离世，但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梁生宝却走下了文学艺术的世界，回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之中，通过他们的奋斗，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完成了柳青的遗愿。
历史的发展确实具有诡秘之处，当年的柳青拿起艺术之笔，热情呼唤“梁生宝”式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新人”的诞生，并寄予了厚望。然而在柳青的身后不久，就发生了沧桑巨变，直到今天，时代的主旋律已经不再是歌颂这样的“新人”，隐到幕后成了“旧人”，而当年的“旧人”，蛤蟆滩的三大能人却改头换面成了“新人”，而且这些“新人”还在“向前”进化，变成了“新乡贤”，这样岂非不仅柳青的《创业史》过时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过时了。难怪高满堂的电视剧《老农民》一时热播，也难怪陈忠实的《白鹿原》也获得大奖，《老农民》里的“牛大胆”不就是蛤蟆滩的三大能人吗?《白鹿原》里面的“白嘉轩”不就是现在正提倡的所谓“新乡贤”吗?
然而，“梁生宝”的灵魂不死，他继续在当下的中国里倔强地活着，活在这一部大历史史的夹缝里，闪耀着一个时代特有的光芒。2016年的春天也如期而至了，田野里杨柳依依，蛙鼓缠绵，这正是：
春风处处说柳青，山河故国总关情。
千年苦农翻身日，改天换地一时新。
沧海轮回风物换，余韵绵绵叹昔今。
谁言尧舜皆虚话，创业艰难青史铭。
20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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