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破土沙龙“三个故事：现代国家与现代文化漫谈”昨天在清华大学凯风人文社科图书馆凯风公益基金会会议室举行，在场的50多名听众在场感受了三个多小时的文化盛宴。主讲人清华大学的李彬教授，对谈嘉宾北京大学的吴靖教授，《南风窗》主笔李北方老师以及特来出席的凤凰传媒的玛雅老师侃侃而谈，将中国数十年的文化发展浓缩在了三小时中。各位观众还纷纷发言提问交流，久久不愿散去。
破土沙龙又跟大家见面了，4月10日下午，清华大学凯风图书馆凯风基金会会议室，主题为“三个故事——现代国家与现代文化”的沙龙如期而至。
“‘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于是一曲现代国家与现代文化的交响曲缓缓奏响。”
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沙垚老师，作为本场活动的主持人，借用梁启超先生的呼喊，引出了讲座的中心命题------百年中国，文而化之：文化自觉召唤者政治自觉，政治革命融汇于文化革命。
话音一落，新闻传播学界的泰斗、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老师便用“白鹿原上的白嘉轩”，“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王蒙与《这边风景》”三个故事，阐明了一以贯之的三个时期的三个文化命题。串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文化革命，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文化运动。
叙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
从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政治解放和文化解放、政治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看，现代中国政治革命离不开文化革命。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文学、音乐和新闻学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例如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李达《社会学大纲》、艾思奇《大众哲学》等)。
与辛亥革命没有唤起民众的政治自觉相比，革命时期的新文化改造运动正是以创造通俗的、接地气的工人农民文化为目标，通过创造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左翼文化(包括左翼政党、左联和座谈会)，对抗封建文化和买办文化。
叙事二：新中国的文化运动
新中国建国以后，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文艺作品。以1958年创作的《梁祝》为例，作品表达的自由恋爱等现代平等观念反映了新中国的平等政治和尊严政治文化。这些具有中国革命现代性的进步作品将中国文化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中解放出来。
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如音乐作品《黄河》、周恩来导演的《东方红》、柳青《创业史》、浩然《艳阳天》等)都阐释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即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正如哈佛大学中国学学者裴宜理所说，这些革命年代的文艺作品“把人的尊严带给底层”。
叙事三：改革开放后的文化运动
近年来，党中央习近平发表8·19讲话、文艺座谈会讲话等重要指示，重申了文化自觉的重要性。这一时期出现了《这边风景》等回忆性的文艺作品。然而，随着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文化领导权发生了转移，出现了新时代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小资”文化。
这些新的文化生态在丰富社会文化的同时，却出现了“只谈风月，不谈风云”、历史虚无主义的否定性叙事的倾向，试图以反思历史为标榜，扭曲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向，消解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意义。因此，左翼知识分子应当重新改造成为有机知识分子，走进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融入工人农民阶级，从而夺回“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领导权，再次创造出进步的社会主义文化。
李彬老师认为，现代国家的建立离不开文化的启蒙，文化和政治革命互为彼此，是五四时期的潮流和实践。辛亥革命没能解决基层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地唤起民众，政权、神权、族权、夫权依然压迫着广大的劳动群众。政治革命是离不开文化革命的，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文化，让艺术走进了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唤醒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并帮助他们唤醒了创造历史的自信心。
而近年来，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侵入和各种思潮的兴起，李彬老师对当今社会的文化现象表示出了深深的忧虑。他指出，现在的现实情况是，自然的领土是我们的，人心却早成了别人的专属之地，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乐衷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人民群众只能作为历史苍白的观众，不再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因而在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文化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应该怎样建设”?——“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这是李彬老师给出的回答。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吴靖作为本场沙龙的嘉宾，以一句“历史如此辉煌，当下却如此凄凉”，开始了对李彬老师讲座的回应。
“都说文化要接地气，可如今为什么不接地气了呢”?吴老师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第一，媒介技术的变迁，抬高了技术壁垒;第二，专业化学院化的过程，造成了人的群众主体性的丧失;第三，市场化，资本化和垄断，把人当成数字，把格式化类型化的东西强加给人，大众看不到多样的文化;第四，当下的群体已然不同于革命年代，更为复杂，简单批判某类文化是否有效，是否可以在文化代表性上从新进行考量。
著名媒体人，《南风窗》主笔李北方先生作为嘉宾，给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看法—— “思考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就会往什么方向走，改革开放之后摧垮社会主义的枪声，就响起在思想文化领域”。
他尖锐地批判了当下意识形态领域“说”和“做”分离的两张皮状态，“在前两年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下面的作家、文艺工有几个是左翼知识分子呢?这样的形式下怎能创造出新的文化呢?一方面要推进一批人当老板占便宜，另外又在鼓励另一批人学雷锋被占便宜。鼓励别人学雷锋，自己又不学雷锋，这是一种耍流氓行为。”他指出，没有革命者的创造的新文化，去创造一种革命的话，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提出只有民间社会形成组织化合力，才是出路和方向。
“根本的问题还在人本身，真理赢得青年，青年赢得未来，有了新青年手里的新文化，才能构建新中国的大厦”。讲座最后，这是李彬老师对未来的展望和对青年们殷切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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