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作为航天大国的中国将迎来自己的首个全民航天节——国务院已于3月8日批复同意：自2016年起，将每年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60周年。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布成立。这一历史性的纪念日，标志着中国有了自己的导弹与航天事业。北京决定在2016年设立“航天日”，其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显而易见。
“中国航天日”最终确定为4月24日，则是因为在1970年这一天，“长征一号”火箭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拉开了中华民族进军太空的序幕。放眼世界，苏联/俄罗斯、德国等早就有自己的“航天日”(称谓略不同)，中国设立“航天日”即相当于是在国家层面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宣示：发展航天事业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
新一轮井喷
随着“航天日”正式设立，中国航天在2016年也将迎来新一轮井喷。其中最受瞩目的项目当属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和“长征七号”首飞，以及“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与“天舟一号”货运飞船首次对接。
“长征五号”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高达25吨，与美国“宇宙神”5、欧洲“阿里安”5，以及俄罗斯“质子”M属同一级别，是中国现阶段最强大的火箭。而“长征七号”13吨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只比现役最强的“长征三号乙”稍多，但性价比更高，未来将承担包括“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在内的中国大部分空间载荷的发射。
载人航天版块，“天宫二号”与“天舟一号”的对接将验证空间站在轨燃料补给技术。载人航天器大多在较低轨道运行，受地球引力影响，需要经常进行轨道保持，由微型发动机提供额外推力来对冲引力影响。但航天器本身自带的推进剂是有限的，载人空间站长期在轨，必须通过货运飞船补充推进剂才能始终保持在轨运行。
经过数十年积淀与发展，在强大综合国力与科技实力支撑下，中国航天正以让外界侧目的“火箭速度”跻身“航天超级大国”行列。从近年来的项目规划看，中国不仅可以集中力量重点完成某一项重大航天任务，其同时进行多个重大项目的多任务管理能力业已形成。除了美俄两国，在这个星球上，恐怕也只有中国具备在这个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内齐头并举、全面发力的底气与雄心。
马斯克革命
成绩固然喜人，但仍应清醒地看到，与美国相比，中国航天的差距仍然是全方位的。这里无意赘述双方具体的相关理论及科技水平。实际上自冷战结束后，美国人也明显放缓了探索太空的脚步，载人登月、登火星，下一代航天飞机、空间站等重量级项目要么一推再推，要么干脆取消。
然而，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一位出生在南非却已成就“美国梦”的“太空钢铁侠”(美国新兴航天企业SpaceX公司总裁埃隆·马斯克——编者注)，正以惊人的效率颠覆着宇宙拓荒的传统模式，从而向一度萎靡的美国航天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并有可能为宇宙探索带来划时代的重大突破。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宇航国家都必须正视的。
传统上，在航天领域，即便在“自由”的美国，各大私营航空航天企业也基本都是在给美国宇航局打工。政府主导了几乎所有航天发射与科研项目，企业以承包商身份赚取政府拨出的项目预算，按照政府提出的具体要求研发产品或提供服务。从这个角度上看，美国航天业的“国营性质”与俄罗斯和中国没什么不同，这是由航天业的超高风险、超高投入，以及几乎看不到任何商业回报的特点决定的。
2010年5月，Space X公司CEO埃隆·马斯克在公司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Space X费用内幕”的文章。文中提到，没有政府立项和预算拨款，由Space X自行研制的“猎鹰”9号火箭当时的标准发射费用为5400万美元，联合发射联盟(ULA)平均每次发射则需要高达4.35亿美元，即使是相对廉价的中国长城公司“长征三号乙”火箭，单次发射费用也在6000万美元以上。
不仅如此，马斯克认为Space X的发射价格还能进一步下降——已经成功完成陆上和海上回收试验的“猎鹰”火箭未来将可以重复使用。
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国宇航局对Space X的态度也从最初的怀疑转为支持，政府逐渐看到了民营资本开发宇宙的潜力——既保持了美国的航天竞争力，又节省了不少预算。在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宇航局已经开始利用Space X这样的私营公司将物资送入国际空间站，从而打破了俄罗斯飞船的垄断地位。
除了承包政府业务外，马斯克对普通民众的太空旅游也给予厚望。Space X的载人“龙”飞船可以搭载7名乘客，每张船票仅需2000万美元，比俄罗斯的“联盟”号船票低至少5000万美元。马斯克未来甚至还打算把普通人送上火星。
马斯克提出的登陆火星计划，比美国宇航局的类似计划在时间节点上激进得多，这至少表明了民间资本对太空探索的急迫欲望，其背后自然有现实利益驱动。同时，Space X敢于涉足登陆火星这样的超高投入与超高风险项目，也足以证明私营企业绝不仅仅只能参与近地轨道的中小型太空项目。
从运营模式来看，21世纪的新技术与新理念让普通人参与航天事业不再高不可攀。民营企业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开拓的航天业务显然更适应市场，也更符合商业规律。企业家精神在这里取代了捉摸不定的“国家意志”。他们有足够的动机尽全力开发价廉物美的产品与服务，这些产品与服务既可以卖给政府，也可以直接卖给有需求的民众或企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马斯克等人推动下，人类正在迎来航天事业“从国家主导向民间资本与公众生活全面渗透”的黎明。恐怕也只有这样，航天大发现才能改变原有的精英属性，成就整个人类文明的飞跃。
航天大发现
航天对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从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美苏两国在这项事业上投入的巨量资金和相关资源，似乎并未获得足以让人满意的经济回报。现实主义者批评政府为了虚无缥缈的尊严毫无节制耗费国家财富，更有学者指出苏联在航天竞赛中的严重透支正是导致其最终崩溃的原因之一。
短视者的逻辑往往极具迷惑性，其潜在危害也更大。对于中国这样的航天后发国家来说，如果信奉“航天烧钱无用论”更可能意味着错失民族崛起的新一轮机遇。
回望人类数千年文明史，探索未知一直是人类作为智慧生物的原始本能，甚至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源动力。正如第一位太空游客，美国富商丹尼斯·蒂托所说：“太空探索是人类的又一次地理大发现，这个过程同开发美国西部、澳大利亚以及海洋开拓是一样的。”
的确，15至16世纪的航海大发现不仅带来了文明的飞跃，率先参与这场勇敢者游戏的欧洲也迅速走出中世纪的愚昧与黑暗，不仅对东方文明实现反超，更是制定了延续至今的世界近现代文明标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麦哲伦还是哥伦布，他们并未给欧洲直接带来香料和黄金，其个人命运也堪称悲剧。但如果没有他们向未知大陆和海洋扬帆远航，人类文明又如何进化到今天这般繁荣，甚至过度成熟的状态。
从这个角度看，对宇宙的探索很可能为人类文明继航海大发现后注入新的活力，并带来新一轮飞跃。那些率先投入这项事业并在宇宙中领跑的国家和民族，不仅将占据未来太空商业开发、星际移民、宇宙资源攫取，以及防务安全等各领域制高点，更有机会在航天大发现时代拥有文明领导力和话语权。
同时，在国家地缘政治博弈及武装力量竞赛中，除了传统的陆权、海权、空权与电磁权外，制天权概念随着航天大发现的进展也迅速浮出水面，在大国之间的下一场战争中，缺乏制天权的国家几乎丧失了取胜的可能。
可以说，如果把“斯普特尼克”1号飞上太空作为航天大发现的起点，到今天埃隆·马斯克所开启的私人商业太空事业爆发，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已经走过了原始积累阶段，文明从地球时代迈入宇宙时代的曙光初现。
这恐怕才是中国设立“航天日”背后真正的战略远见。
（“宏亮瞻局”系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王宏亮为澎湃防务开设的个人专栏，力求在兼顾分析的深度和厚度的同时，在前瞻性、敏锐度上更上一层楼，每周一期，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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