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在日本三重县伊势志摩地区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通过首脑宣言，决定在世界经济、反恐、国际难民等方面加强合作。分析人士认为，会议议题空泛、分歧明显、成果寥寥，而东道主日本在会议期间不断企图拉偏议题、“夹带私货”的做法，更是让这次峰会的意义大打折扣。这与会前国际舆论论调相差无几，即预计这次会议的结果很难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广泛回应。
G7已是“过去时”
5月24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巴里·波茨沃斯(Barry Bosworth)在该学会官网发表题为《没有太大期望：七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在衰退》(Not-so-great expectation: The G7’s waning role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的文章，表示“虽然G7可能就全球经济问题共同发声，但是他们却无法就任何关于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达成共识。每个成员都只把自己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优先考虑事项，因此，G7在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中的角色已经成为过去时。”
波茨沃斯说，G7是为了满足某些富裕国家而建立的组织严密的经济俱乐部，过去因为其掌控了世界上大部分财富和资源，才能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充当政策制定者的角色。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以及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G7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合计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经从1992年的68%下降至2015年的47%，其作用已经被涵盖成员范围更广、代表性更强的二十国集团(G20)取代。G20代表着世界上2/3的人口，其成员国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75%，GDP合计占全球经济比重的85%以上。因此，波茨沃斯表示，今年的G7峰会更像是“老男孩”聚会。
经济议题分歧严重
经济议题向来是G7峰会的最重要议题。此次峰会就正确认识世界经济面临风险的重要性达成一致。然而，因各国对世界经济形势认识不同，在应该采取何种经济对策上存在差异，宣言中的相关表述一度难产。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认为当前世界经济状况与2008年经济危机前状况相似，因此应强调“危机感”，却遭到了部分参会国首脑的反驳，他们认为“危机”一词言过其实。
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经济、战略、市场经济专业高级讲师加雷思·唐宁(Gareth Downing)对G7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也持消极态度。唐宁说，G7根本无法在任何一个领域达成共识，更不会采取实质性行动。虽然他们认为，当前的全球经济发展过于脆弱，在货币政策方面的选择有限，但对于各自政府是否扩大财政赤字存在严重分歧。例如，日本和欧盟已经在积极地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未来有可能面临负利率风险。与此同时，美联储却宣布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可能上调短期利率，不会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不仅如此，在整体财政赤字方面，G7内部看法也不一。近期，日本政府打算干预外汇市场，以达到防止日本经济进一步下滑的目的，但是该做法遭到了美国的反对，认为日本的做法只会起到短期效果，无法帮助世界经济恢复。
决议不具代表性
关于G7在全球治理中暴露出的问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教授马克·威廉姆斯(Marc Williams)对本报记者表示，首先，G7一直扮演国际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始终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全球利益进行分配和管理。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在新兴国家和各种全球性经济合作集团带领下，全球经济缓慢走出低谷，这些新兴国家和各种全球性经济合作集团希望更多地参与到全球治理当中，且他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因此，G7已经无法发挥其原有的作用。其次，G7治理机制缺乏弹性，还停留在旧的制度下，难以针对复杂多变的全球性问题给出快速的处理办法，无法适应新的治理模式。
威廉姆斯提到，G7的治理效果堪忧，成员内部矛盾重重，各自主张和推销对自己有利的全球经济政策和价值观，根本没有考虑到他国利益，也得不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支持，其决议根本不具有代表性。今年的峰会更加凸显了上述问题以及G7在处理全球问题上的乏力。未来G7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值得思考。威廉姆斯表示，如今全球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他更加期待G20在处理全球问题方面的能力，以及G20峰会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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