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妹做副县级领导人很多年了。现在主管精准扶贫。
前面发了两篇文章，《师妹，你这是精准式坑人》和《师妹，你这是精准式折腾》。师妹很委屈，找导师我告状了。导师说：昌平，你失败教训多，给你师妹讲讲，也给点建设性意见，让你师妹少走弯路。但不准再欺负你师妹啊!
师妹，我把前几天在大方县讲课的内容整理了，供你参考。
首先，要区别精准扶贫和精准救济。病人看不起病、小孩读不起书，这个本来属于社会保障兜底的事情，但由于社会保障水平太低，故需要对其提供特别帮助。这叫精准式救济，将来靠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来解决，不属于精准式扶贫的范畴。
其次，要区别精准扶贫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进村的路没有，还有农业的水利设施一塌糊涂等等。这属于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是政府的责任，老百姓有权要求政府完善这类基本公共服务，这也不属于精准式扶贫的范畴。
做了上述排除之后，我们再来定义精准式扶贫。
什么是精准式扶贫呢?精准式扶贫就是帮助低收入者(家庭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提高收入。
农民的收入主要由生产性收入、劳务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政策性收入、经营性收入构成，如果要帮助农民低收入者提高收入，应该精准提高上述五大收入：
1，精准增加低收入者的生产性收入。在农民高度分散化的现实状况下，农产品供求平衡之后，再增产就会减收。以蔬菜水果为例，供求平衡之后，产量增加10%，价格下降30%以上。所以，靠政府出资扶持低收入者扩大生产能力以增加其生产性收入，一般会事倍功半，甚至越扶越贫。这个我在前面的文章中、特别是(关于精准式扶贫之八——《警惕精准式扶贫的挤出效益导致更多人返贫》)一文中多有分析，这里不重复了。是不是生产性收入就不可能增长了呢?也不是。1，短缺的农产品，扩大生产会增加收入，但这个几乎没有空间了;2，改善农产品品质，可以增加生产性收入。譬如，经过改良品质的土豆，可以抗病，如果生产这样的高品质的土豆是可以增加农民生产性收入，但这个空间也不大;3，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由农民组织为农户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农户按照农民组织的要求生产，农民组织统一销售，扩大农民对农产品的定价权，这样是可以增加农民的生产性收入的。在这个大前提下，也比较容易同步增加低收入者的生产性收入。现在阶段，组织农民很难。如果政府把组织农民作为一个战略任务去做，可能也不是很难。当代，组织农民有一个途径是有效的，即：通过村社内置合作互助金融，重新把农民组织进入村社共同体之中，形成社区型的综合性的农民组织——内置金融村社，再把多个内置金融村社联合起来形成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新农协。政府拿出巨额扶贫资金，一哄而上许许多多的生产性项目以帮助低收入者，如果没有强大的农民组织做后盾，不仅很难增加低收入者的生产性收入，还会产生挤出效应，可能会导致更多人返贫。因此，应该把这些扶贫资金用于内置金融村社的创建，在内置金融中设立扶贫优先股权——其收益精准扶持低收入者。
2，精准增加低收入者的劳务收入。劳务收入是稳定增长的，增加低收入者的劳务性收入相比增加低收入者生产性收入要容易很多。如何增加低收入者的劳务收入，办法如下：1，提高劳动者技能，做大量的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指导工作;2，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等，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增加就业、特别是增加非正式劳动力的劳务收入;3，政府、事业单位和农民村社共同体等为有生理和心里缺陷的人提供公益性岗位增加其劳务性收入。这一条非常重要。
3，精准增加低收入者财产性收入。城市人的工资性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如果农村人的财产性收入增长也高于生产性收入或劳务性收入的增长，或许农民收入会大幅提升。中央这些年一直都强调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但效果并不明显。很多人连农民财产性收入是什么都未必明白，这里要解释一下：农户一亩田租给别人种，租金600元，这600元就是农户一亩田的财产性收入。要想通过农业综合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把一亩田600元租金提高到1000元、甚至更多，是很难的。要提高农地等财产性收入，关键靠金融创新。假设一亩田的租金是600元，这说明一亩田的价值是20000元(20000元存入银行获得600元利息收入)。假如农户能够以一亩田抵押给某种金融机构获得20000元现金，并用这20000元投资理财，有可能会获得2000元收入，这样这个农民一亩田的财产性收入就是600+2000=2600元了。如果加杠杆，或许收入更高。当然，这是理想状况。这就是说，农民要想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必须有一种金融与农民的农地等财产权相匹配，以支撑其财产权金融化、证券化、资本化。东亚小农的农地财产权是不可能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抵押贷款的，只能在农民村社共同体内创建合作互助金融才可以支撑农户财产权的实现。因此，精准增加农民(包括低收入者)财产性收入，关键靠村社内置合作互助金融的发展和支撑。
除上述情况外，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还可以通过乡村旅游业、休闲养老等发展，使得大量闲置资产经营起来而获得收益。
4，精准增加低收入者的政策性收入。经济发展了，政府的钱越来越多了。农民的政策性收入一直是增长的，贫困者增长更快。虽然贫困者政策性收入增长快，但数量还是很有限的。尽管数量有限，但如果配合特殊的措施，是可以获得乘数效应的。譬如：本人2005年带10万元进我自己的村庄——监利县王垸村，我和村支部书记商量，村里匹配20万元，以这30万元作为种子资金，引导每个老人入股20000元，组建王垸村养老资金互助社，鼓励年轻人存款而获得贷款(如存1贷3)。这叫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十年来，不仅解决了村民的贷款难，还年年给老人分红，去年每个老人(共250多个老人)分配900元过年。假如政府的部分扶贫资金也学我帮助老人的方法和举措以帮助低收入者，低收入者的政策性收入增长也会有很大的提升。前不久我去贵州六盘水市金钟区考察学习，发现金钟区给每位低收入者无息贷款5万元，再用这5万元投资城市停车位建设，每位低收入者5万元投资每年收益数千元，投资回报率高且无风险、可持续。如果全国各地都像金钟区这样实施“低收入者的政策性收入倍增计划”，全国精准式扶贫效果会大不一样。
5，精准增加低收入者经营性性收入。譬如：通过新农村建设，促进村庄旅游业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家家户户从事服务业，农业成为服务业的一部分了，生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劳务性收入等都会同步增长，农户综合性收入就会获得巨大增长。中国乡建院所在的信阳郝堂村就是通过新农村建设，由农业村变成了旅游村，由贫困村变成了富裕村，很多低收入者也富裕了起来。当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适合搞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全国大概只有20-30%的村庄。 郝堂村由穷转富的核心经验是：通过村社内置合作互助金融，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让农民村社共同体变得有服务能力和治理能力，让农户变得有自主发展能力，不依靠开发商建设新农村——自主建设新农村，这样新农村建设后——“经营乡村”的增值收益全部归农民自己。
综上所述：所谓的精准式扶贫，就是精准增加低收入者上述五项收入，而不是别的。低收入者上述五项收入的增长，关键靠四条：一是再组织农民，组织模式创新，并不断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二是金融创新。主要是通过村社内置合作互助金融，支撑农民产权实现及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增强村民村社共同体服务农民、经营乡村和治理村庄的能力;三是在提高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大前提下，政府扶贫资源依托农民村社共同体精准扶持低收入者脱贫致富;四是不同的贫困者和不同的贫困村庄，应该在追求上述五大收入增长的时候有不同的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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