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社会的不同人群不约而同地认定一种观念的主导地位，并几乎忘记了其他可能性，甚至自觉排斥其他可能的时候，这种观念就占据了安东尼·葛兰西所定义的文化霸权的地位。在我们的话语中，科学无疑拥有这样的特权。“科学”二字不仅仅指称一种知识体系，还夹带了价值评判的功能：当人们说一个事物是科学的，意味着它是正确的、好的、值得追求的;反之，当人们说一个事物是不科学的，则意味着它是错误的、坏的，其存在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
科学在中国享有如此荣光，已经有100多年了。1923年，胡适在为著名的“科玄论战”做总结的时候就写道：“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不唯科学如此，高举科学大旗的人也感染了轻慢的态度，“科玄论战”中科学支持者的代表人物丁文江就把他的对手蔑称为“玄学鬼”。
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科学(science)源于西方，这两个字也是一个经由日本转手进来的外来词。探究其本义，有广义的科学和狭义的科学之分。从中世纪到启蒙时代，任何一种系统化的知识体系都可以称为科学;如今，科学仅指基于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科学方法包括若干基本准则，如：通过观察、假设、实验、再观察进行研究的经验原则；依赖精确测量的数量原则；将事物的因果关系抽象化，并使之可以重复验证的机械性原则等。根据研究方法的界定，现代科学便有了明确的边界，不使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知识构成了“非科学”(nonscience)范畴，如通常被归入人文学科的知识就是非科学的。
有些科学的支持者不甘于坚守边界，他们认为万事万物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加以认识，这种倾向被称作科学主义(scientism)。美籍华人学者郭颖颐认为，科学主义者并不都是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所以科学主义可以被看作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1960年代以来西方的科学哲学研究，开始着重反思科学的局限性和科学的失当，科学主义逐步演变为一个贬义词。
如今回头看20世纪初叶中国知识界的那场论争，我们不得不承认张君劢等人在科学与人生哲学之间划分界限的努力是正确的，而丁文江则可以被视为一个典型的科学主义者。但在“科玄论战”过去近一个世纪后，科学主义的轻慢态度和不容置疑的权威性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在某些知识分子的身上变本加厉地延续下来，他们挥舞带有科学标签的大棒，一切与现代科学不相兼容的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如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都可能遭到攻击和打压，被冠以“不科学”或“伪科学”之名。学者江晓原认为，称这些人为科学主义者是不准确的，把他们叫作“科学麦卡锡主义者”可能更恰当。
科学是靠其研究方法而获得认证的，只要稍微了解一点中医，便可知中医理解人体和治疗疾病所使用的并不是科学方法。经典中医的学习靠的不是在实验室里拿小白鼠做实验，而主要靠师徒间的口传心授和领悟；中医对人体的认识是不可实证的，如解剖学并不能证明经络和穴位的存在，但建立在这一理论之上的针灸却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效的，在中西方广受欢迎;中医处置更多基于对特定病人病情的整体把握，治疗方式故而是难以复制的。中医的精妙正是体现在对看似相同的病症的不同处置方法上，如1957年北京流行乙型脑炎，名医蒲辅周先生治好了167例，共使用98个不同的处方。
中医到底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当中医面临这样的挑衅时，且让我们回到现代科学的定义，必须说，中医不是科学，它是非科学，而不是“不科学的”，更不是什么“伪科学”。中医是独立于现代科学的一种认知体系，在它的面前，科学应该止步。
可惜的是，慑于科学理念的霸权地位，如今的中医支持者在面对“科学麦卡锡主义者”的大棒时缺乏自信，往往陷入了被迫证明中医是科学的境地，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科学霸权地位。很多中医支持者没有认识到，捍卫中医最好的方式不是将中医和科学扯上关系，而是在中医和科学之间划清界限。
真正的科学精神不但相信通过科学获得进步，而且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的边界。科学不能解答所有的问题，正如它不涉及终极关怀，不能赋予人生意义。在科学不能解释的领域面前，它应该停住脚步，而不是企图攻城掠寨。一个真正有科学精神的人必然反对将科学意识形态化，摒弃作为利器使用的“伪科学”的说法，用更加中立的“非科学”视角看待中医等传统文化的价值。(2007年)
原标题：李北方：重申科学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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