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回“家”吃饭：
本地食物运动是答案还是新的问题？
《回家吃饭：当地食物的乐趣和政治》和《在这里吃：在全球超市里找回本土的快乐》等书籍代表了当前替代食物系统倡导者们的号召
提到“回家吃饭”，大多数人或是感到温馨、惬意，或是联想到美味的菜肴。而在欧美，这个词的含义更为复杂。
“回家吃饭”，也叫本地食物运动(local food movement)，是一个由许多社会活动家倡导的运动，旨在提倡大家吃当地的、买当地的、支持当地的农民生产的食物(eat local, buy local, support local)，以替代工业化的食物 。
该运动是由两个层面的因素推动的。在宏观方面，它是欧盟农业政策(CAP)倡导的新农村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欧盟农业政策近年从一种高度中心化的管理模式逐渐转变成去中心化的模式，本地化农业是实现增强地方自主性的重要部分。在中观层面，欧洲偶发的“食品恐慌”让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这种本地食物运动却并不如听上去的那么浪漫。相反，像之前的一些生态环境运动一样，这种地方主义甚至会产生一些消极后果。
在《我们是否应该回“家”吃饭》一文中，梅兰妮(Melanine)和古德曼(Goodman)详细论述了本地食物运动中的地方政治和潜在后果，使我们认识到地方化与全球化不是非黑即白的两方面。在当今的舆论中，本地食物运动已经成为了反全球化霸权的主要运动之一。“地方”被想象成一个纯洁的、没有利益冲突的、对抗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但是，“地方”到底是由谁定义的？哪些农民可以被归为“地方”农民？“地方”嵌入了什么样的社会？农民种的哪些蔬果满足了消费者的质量要求？又是由谁来定义“质量”？消费者对当地农民组织的信任又从何而来？谁来平衡不同“地方”的农民之间的竞争？
许多学者指出，“地方”作为一个概念注定会包括一些人，同时又会排除一些人。“地方”并不是一个既有的概念，但却被很多社会运动人士不加批判地使用。指出，“我们必须认清地方并不是全球化的反面，在地方中也会有地方霸权与利益冲突”。
首先，推崇“地方”不一定意味着更多的社会公平。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化可能会强化地方精英的权力。在美国和欧洲，一些政治活动家强调的是当地食物可持续性而不是社会公平。尤其在美国，城市白人中产阶级往往通过生态主义运动来干预农业政策。例如，白人中产阶级、卫生局和一些农民组织联合，依据他们自己的文化地域条件要求提高牛奶质量的标准，然而这些标准却伤害了少数族裔农民参与市场的能力。
其次，食物地方化也会导致区域间竞争，发展出地方结盟，更大的区域间竞争可能导致经济不平衡。
最后，地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与政府的权力逐渐下放，以至于让资本直接控制“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主义也并不是对全球化的对抗，反而很有可能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部分。
因此，单靠地方化运动并不能让农民从权力与资本中解放出来，如何在全球食物体系中保护地方权利是眼下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文章来源：
DuPuis, E. Melanie, and David Goodman. “Should We Go ‘Home’ to Eat?: Toward a Reflexive Politics of Localism.”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1, no. 3 (July 1, 2005): 359–71. 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05.05.011.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一种走向地方主义的反身政治，《撸串地理》，20221029
贰
农化企业在非洲赚的盆满钵满，
非洲开发银行还要再助一臂之力？
伊莎贝尔·奇尔瓦站在她的鸽子豌豆田里，其间种植着几种固氮灌木 | 摄影：卡门·贝兹纳·克尔
据弗雷德里克•穆索(Frederic Mousseaur)和安迪•库里(Andy Currier)的文章所说，2022年国际粮价飙升，被称为“史无前例的饥荒之年”，非洲有3.64亿人民经受着这场粮食危机。2022年5月，非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非开行”）启动了15亿美元的非洲紧急粮食生产机制，但实际上仍然在推行损害环境的生产模式，这只会使农化公司受益，而非非洲农民和百姓。
文章指出，非开行向来推行企业主导的农业“发展”战略，比如扩大单一作物为中心的工业化农业模式、增加对进口的依赖、扩大商业投入和投资市场等等。非开行此前提出要“改善非洲化肥的生产、贸易和利用”，并同先正达、雅拉、丹格特、出口贸易集团和奥姆尼亚化肥等投资巨头企业建立了共同投资伙伴关系。世界上有许多地区因为化肥使用率过高而受到了投资限制，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化肥平均使用量只有每公顷17千克（全球平均数135千克），因此非洲成为农化公司最新的扩张市场。
“化肥企业向来在饥荒时期蓬勃发展”，加拿大纽崔恩公司在2022上半年净利润就创了纪录，达到了50亿美元；挪威雅拉国际第一季度营业收入为10亿美元，去年同期是3.22亿美元；美国公司马赛克第一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每股盈利增长超过250%。种子和农药公司的腰包也鼓了，德国化学公司拜耳(Bayer)第一季度实现了“销售额和利润的显著增长，尤其是农业业务获得了巨大收益”。而如今非开行还用本就稀缺的公共资金来帮着扩大它们的业务实在令人发指。
非开行声称，“使用化肥和改良种子能提高农民的生产力，这将对产量有巨大影响，进而提升他们的收入”。但实际上使用化肥会让土地愈发贫瘠，每年都需要更多的化肥才能达到同规模产量，这是一个死循环。2022年，化肥价格几乎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且据预计还要保持几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政府预算已经十分紧张，再将大部分公共支出用于补贴化肥，政府预算必然枯竭。此外，化肥还加剧着气候危机，合成氮肥造成占全球2%的氮排放，氮肥、磷肥污染当地水源，导致藻类过度增殖，有专家把过量的氮排放称为“当今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污染威胁之一”。
因此，非洲的一些农民组织要求摆脱依赖化肥的大规模单一作物生产模式。去年，非洲食物主权联盟(AFSA)拒绝了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和其他促进利用商业种子、化肥和农药的绿色革命计划。在2022年9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中，非洲农民组织再次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支持转向可持续的、气候友好的粮食生产方式。西非农民和农业生产者联盟(ROPPA)拒绝像以往那样大量进口小麦，转而呼吁“大力投资农业生态转型、本地制肥、天然植物检疫产品和可持续的生物多样性管理”。这就首先需要恢复非洲本土作物，它们是非洲人民的饮食核心，也更适应当地的气候，更能抵御气候变化。
此外，非洲农民早已积累了诸多农业经验，也有诸多创造性生产方法。在肯尼亚，有一种通过发酵有机物制成的堆肥叫博卡什(Bokashi)，它能有效地让干旱贫瘠的土壤恢复肥力。马拉维农民种植的固氮植物“肥料树”能捕获大气中的氮和其他营养物质，而且它们抗旱力极强。还有固氮豆科植物、保护土壤的覆盖性作物，都能提升土壤肥力从而提升产量。这些植物和作物还能让农民拥有多种食物和收入来源，也就能灵活地应对气候危机。
尽管这些措施能实际解决饥饿问题，而且对于向环境可持续的粮食种植模式转型至关重要，但只要非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始终将企业利润作为优先级，它们就会依然被忽视。如今真的需要引导公共资金支持非洲农民的方案了，而不是继续在注定失败的路上越走越远。
文章来源：
Frederic Mousseau and Andy Currier. “Th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Must Work for Africans, Not Agrochemical Corporations”.The Oakland Institute,Sep 15, 2022.
https://www.oaklandinstitute.org/blog/african-development-bank-agrochemical-corporations?fbclid=IwAR0_DQ1-flRiZIEdMxFtjXd69YvlgTXJGjBzvHh5fQp88ozRiO03aRCT8Kk
叁
揭露：美国农业巨头持续
侵犯巴西原住民的土地与生命
巴西原住民社区上演路边抗议，横幅上写着“农业企业杀人”、“为土地和自由而战” | 图片来源：路透社
根据血色将至(There Will Be Blood)的报告，两家世界上最大的巴西大豆贸易商，美国农业综合企业巨头嘉吉(Cargill)和邦吉(Bunge)，都参与了巴西原住民权益的侵犯。嘉吉与邦吉也是主导国际农业流通的四家公司（由于首字母缩写被称为“ABCD”）的其中两家。
嘉吉与邦吉采购部分大豆的南巴西利亚农场(Brasília do Sul)长期参与对原住民的掠夺。这块农场位于南马托格罗索州(Mato Grosso do Sul)，其土地是瓜拉尼的凯奥瓦(Guarani Kaiowá)人的祖传财产。为维护自身利益，农场长期暴力镇压原住民群体，使得这一区域的原住民至今生活在动乱中。由于极度贫穷且被隔离在他们的土地以外，这些原住民被杀、自杀等情况处于全国首位，在过去三个月就有三名在与大豆农场农民的冲突中丧生。事实上，欧洲食物供应链中的大量企业，如肯德基、奥乐齐(Aldi)等英国一些最大的零售商，以及一些德国超级市场也曾被曝光与这家农场存在贸易往来。这使得大量消费者实际上都在为暴行买单。
嘉吉与邦吉的暴力也同样不止于此次事件。欧洲进口大豆的贸易自身就是造成全球森林砍伐的一大原因，而两家公司则是这宗商品的欧盟主要供应商。由于两家公司的贸易，巴西超15万公顷的森林面临砍伐风险。现代农业带来的亚马逊雨林砍伐也见《濒临窒息的“地球之肺”：被养牛业不断吞噬的亚马逊雨林》一文。
尽管两家公司都曾作出人权承诺，但面对此次事件，他们都没有采取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嘉吉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标准，这片土地尚未通过最终划界的正式程序，被划为原住民土地。事实上，巴西原住民事务机构(Funai)已经确认土地归属于原始原住民，而正式程序没有完成是因为相关人员的抵制造成的政治上的挫败。然而，官方的确认已经能使任何农业综合企业在这里的活动被认定为非法。嘉吉本可以切断与此处农场的联系，但却坚持错误的法律解释。
而邦吉的反应同样不令人满意。它只是简单地声称，其数据库中没有记录这一供应商，其实是因为该公司是通过邻近地区的加工厂间接收购农场的产品，而他们拒绝将产品追溯到源头。事实上，早在2012年，邦吉就曾因在这片土地采购甘蔗而受到国际生存组织的批评，并不得不在2015年终止正式的采购合同。
这一事件也助长了对巴西原住民权利的敌意。巴西原住民事务机构在2020年修改规定，重新允许在尚未完成划界的原住民土地注册私人财产，这违反了以往保护原住民土地的原则。由于这次的修订明显侵犯了宪法规定的原住民权利，巴西13个州法院的都已经将其推翻。然而，这并没有改变现状。根据公众机构(Agência Pública)的调研，该修订的发布引发了新一轮的土地掠夺狂潮。自那以后，在巴西各地注册的土著土地上，超过400个非法农场占据了近24万公顷的土地，其中南马托格罗索州是非法财产登记数量最多的州，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文章认为：当前，经过多年的努力，欧美消费市场正试图通过立法减少大型公司对全球森林的砍伐，但相关的人权保护也应当纳入议程中。目前在欧洲议会进入最后谈判阶段的无毁林产品(deforestation-free products)的立法提案就正在试图全面解决国际法规定的人权问题，然而英国议会去年通过的《英国环境法》和美国参众两院的《森林法案》都没能将人权问题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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