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认识和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不断倒退，使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波折不断，乃至陷入恶性循环。无论如何，日本右翼势力要清醒地知道，现在的中国不是晚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日本惯用的外交游戏规则和历史编纂伎俩可以收场了。
2022年3月29日，日本文部省审定了新版高中教科书。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还关系日本国内政治博弈，更影响日本与战争受害国的外交关系，关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令人遗憾的是，此次审定的教科书，在中国、韩国等邻国极为关注的问题上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倒退。
惯用伎俩
20世纪80年代，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成为影响东亚国家间关系的重要问题。1982年，日本审定的教科书在涉及侵华战争、侵略朝鲜等敏感问题方面，出现了歪曲历史和美化侵略的表述。如将“侵略中国”表述为“进入中国”，将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为“日军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将朝鲜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三一运动”界定为“暴动”等。
此举立即引起中国和韩国政府的强烈抗议。起初，日本政府声称编写日本教科书纯粹是日本内政，别国无权“说三道四”。对此，中韩两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方严正交涉，同时社会各界情绪激昂，以各种形式揭露日本历史上的侵略罪行，批判军国主义“皇国史观”。日本国内亦有进步人士和爱好和平的民众呼吁政府正视历史，端正态度，尊重邻国感受。面对国际、国内压力，日本政府最终承诺修改业已审定的历史教科书中的不当叙述。
1982年日本教科书风波结束后，日本极右翼势力并未在历史问题上收手。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开始组织改写教科书运动，批判现行历史教科书奉行的是“玷污”日本近现代历史、“束缚”青少年的“自虐史观”。
2000年前后，极右翼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扶桑社出版）等，美化二战侵略历史，歪曲东亚各国关系，一些表述歪曲程度甚至超过1982年审定的教科书。这些公然挑衅举动引起中韩官方和民间的强烈愤慨，两国要求日本政府维护友好大局，修正不当表述。鉴于外交危机，日本文部省提出具体改进意见，并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日本政府最终还是于2001年4月3日审定通过包括《新历史教科书》在内的多种历史教科书。
这些审定通过的历史教科书，虽然在日本全国的使用率不到10%，但审定过程及其风波造成的轰动效应甚大。越来越多的人深切意识到，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是关乎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关键问题，也是战后出生的日本人特别是青少年正确认识日本侵略历史的重大现实问题。
最新表现
2022年日本审定的历史教科书中，“日本随军慰安妇”、“强征劳工”等敏感问题的表述比以往更加暧昧，仍以惯用的文字游戏伎俩逃避侵略罪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涉及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独岛（日本称“竹岛”）、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等问题上，却显示出强硬立场。并且此次历史教科书修订，是由政府层面主动诱导和蓄意操纵的，反映了近年来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及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强硬姿态和最新动向。
自20世纪60年代起，围绕教科书和近现代东亚历史认识的“家永教科书诉讼”、“河野谈话”、细川护熙的历史态度、“村山谈话”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日本右倾势力泛滥，文部省的教科书审定工作基本正常展开。即便是在极右翼势力影响历史教科书最猖狂的2001年前后，文部省依然敦促教科书尽量避免使用刺激邻国感情的言词，如要求扶桑社对其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中涉及“日清战争”、“韩国合并”、“南京事件”、“满州领有”、“大东亚战争”等方面的137个敏感之处进行修订。然而，2022年新定教科书比以往大有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日本文部省在2018年颁布的最新版《高中生学习指导要领》中，首次规定将“竹岛、尖阁诸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放入历史、地理综合课和公共课程。日本文部省特意强调，2022年日本新编历史教科书必须明确指出上述岛屿是日本领土，中国、韩国、俄罗斯是对日本领土的非法占有或无理争夺；还暗示如不按规定修订相关内容，就不予审定通过。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无论日本对钓鱼岛采取何种单方面举措，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日本政府在教科书问题上已然肆意妄为、毫无底线。
第二，2021年4月22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答辩书公然宣称：“随军慰安妇”提法不合适，只称“慰安妇”即可，大量朝鲜人去日本充当苦力不一定是日本强制掳征的。这一阁议向国际社会及日本文化界暗示了这些敏感问题的政府定性。2022年日本新编历史教科书在文部省的指意下，或根本不提及“随军慰安妇”，或将“随军慰安妇”中的“随军”去掉，表述为“以朝鲜人为主的许多女性作为慰安妇被送到战地”。这无异于将日军强掳、诱骗女性作为其性奴隶的罪行一笔勾销。更有甚者，这样的表述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慰安妇不是受日军强迫，而是“自愿”。
图为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展示的幸存慰安妇及其家人证人证言红色手掌印 人民视觉/ 供图
第三，此次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格外“关照”，事先向相关出版社提供编写指南，要求必须遵循，并主动提示编者应删掉或补充的内容，间接地注入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如文部省要求第一学习社修改《日本史探究》原稿“强征朝鲜人劳工”表述。二战时期，日本强征大量朝鲜劳工充当奴役性苦力，史称“强制连行”。韩国方面一直敦促日本政府承认这一历史事实，但日本政府辩称两国在邦交正常化时，已解决了相关历史遗留问题。此次新编历史教科书将“强征”二字改为“募集”或“动员”，同样意在造成大量朝鲜劳工并不是由日本强行征用的假象。
历史和现实根源
日本政府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的持续倒退，有其历史和现实根源。
首先，安倍内阁以来日本新冷战思维日益加强。安倍内阁成立以后，在对外关系上致力于将日本变成“正常国家”，企图修改限止其参与国际军事行动的宪法第九条，有计划地配合美国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菅义伟、岸田文雄出任首相后，仍延续安倍内阁时期的基本政策，其主要表现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极其强硬；不遗余力地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在南海及台湾问题上搞小动作；热衷于建立旨在围堵中国的“印太四国联盟”，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右倾化的历史教科书政策，毫不顾及邻国感受，试图以此使右倾思想在青少年中得以传承和生根；等等。种种迹象表明，现行历史教科书政策是日本“新冷战”思维的组成部分。
其次，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在田中角荣、细川护熙、村山富市、鸠山由纪夫执政时期，相对重视营造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友好氛围，在国家层面对二战时期日本的侵略罪行有了更多反省，推动了日本与中国、韩国关系的改善。然而，经过小泉、安倍内阁，日本政治日益保守化、右倾化、国家主义化，漠视被侵略国家人民对和平与道德的正义诉求。
再次，“明治史观”及编史传统影响至今。明治时期主流史观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存在普遍道德，侵略和殖民是近代文明的必然。这种逻辑产生了诸多错误认识：日本殖民朝鲜是合法的；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满铁是经营而不是侵略；南京大屠杀是“战争时期百姓的大量死伤，是难免的”；等等。“明治史观”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凸显日本文明的“先进”和东亚其他民族的“愚昧”、“落后”。近代以来，白鸟库吉、稻叶岩吉等歪曲历史，为日本殖民朝鲜、侵略中国提供理论依据。日本现代史学仍然充斥着帝国主义历史意识与战争观念。因此，部分当代日本学者不反求诸己，而是“忿忿不平”：战争期间类似“随军慰安妇”、“强制连行”之类的行为“无关痛痒”，英美帝国也曾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国际社会为什么唯独对日本如此苛刻？
最后，日本极右翼势力企图淡化历史罪责。在第二次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中，极右翼分子把进步的历史观讥讽为“自虐史观”，认为“没有一处能使我们作为日本人而痛感庆幸的地方”，反而“在他国的抨击之下硬将屈辱的东西写入历史教科书中，强迫后代接受此种教育”。现在的一些日本年轻人不想“世袭”这种“历史包袱”，因此常说，“又不是我们新生代犯下的战争罪行，凭什么总让我们背负祖上们犯下的罪责？”他们对和平教育反感，对历史事实视而不见，不想与持不同观点的人进行沟通和对话，即使遇到相关矛盾也尽量逃避。年青一代的上述心理和现状，正是错误史观长期泛滥所造成的。
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认识和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不断倒退，使日本与周边国家关系波折不断，乃至陷入恶性循环。无论如何，日本右翼势力要清醒地知道，现在的中国不是晚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日本惯用的外交游戏规则和历史编纂伎俩可以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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