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系4月14日“从雾霾到沙尘暴 中国环境问题与舆论战”一文的一点补充，实事表明，消费品“外包”所带来的过量碳排放己成为中国落实“碳达峰”与“碳中和”承诺一大障碍。所以，环境保护税征收对象决不能仅局限于化工、钢铁、水泥等传统的（高污梁、高能耗、高排放）“三高”产品，对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应进行调整与扩大，今后对所有出口消费品应一律视为“三高”产品并征收一定的环境保护税。中国应对西方“外包”污染问题，完全可用环境保护税来巧妙应对与处理。
看了4月14日“从雾霾到沙尘暴 中国环境问题与舆论战”，笔者想谈点看法，算是对该文的补充。
一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的“外包”与过量出口所带来的过量碳排放不容忽视
既然习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了2030年“碳达峰”与2060“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中国就必需说到做到，这也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压力与挑战。如每逢国际性气候磋商谈判，中国总是被刻意关照的对象，承受很大压力。中国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2021年中国碳排放总量超过103亿吨，在世界碳排放总量的占比大约是27%，大约相当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加起来的碳排放量总和。尽管中方已做出“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但西方国家与西媒却“得寸进尺”，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温室气体的减排责任与数量。笔者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西方国家与西媒总是有意忽视了西方“外包”给中国所带来的污染与过多碳排放。
2014年初，有关中国的空气污染飘过太平洋，抵达美国西海岸的消息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一些人批评中国造成污染之际，但也有人在反思，美国的消费主义在污染问题上有无过错。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14年年初刊登来自中国、美国和英国的9名科学家发表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分析了中国国际贸易相关的经济活动对区域大气污染和全球污染传输的影响。该研究计算了2000年至2009年间与中国的国际贸易相关的经济活动(产品生产、交通运输、电力生产等)导致的污染物排放，从消费角度分析“世界工厂”的身份给中国式污染带来怎样的影响。通过国际贸易，一个国家消费的产品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由此与生产相关的污染从消费国转移到出口国，改变了全球污染物排放的空间分布，该研究认为美国“外包”给中国的工业污染最多。“出口美国的排放约占中国出口相关的污染物总排放量的21%。中国22%的一氧化物和17%的黑碳颗粒物排放与出口商品的制造有关。并且，中国出口的相关排放量是中国进口引起的相关排放量的4-6倍。”
法新社2014年1月20日称，美国的消费者应该对来自中国的一些空气污染负责任。据报道，在部分天气情况下，美国加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等地近1/4的空气污染物最初是在中国被吹上天空的。而中国污染物的排放很多来源于制造用于出口的电视机、玩具、手机和其他产品的工厂。美国加州大学史蒂夫·戴维斯教授说。“我们已经外包了我们的制造业，也外包了很多我们的污染，但其中一些污染被吹回来，跨过太平洋，困扰我们自己。”
无独有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也得出类似结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越来越多地把碳排放外包给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 报告称，本世纪头1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以两倍于此前30年的速度增长。排放量的增长来自燃煤发电，而这些发电量大部分输送给为欧美消费者制造产品的工厂。自2000年来，新兴经济体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一倍以上，达每年140亿吨，其中约20亿吨是由于生产出口产品造成的。分析人士称，温室气体排放的“外包”使目前基于国别统计的温室气体排放失准。
以上研究结论给我们启示是，过去我们认为只有化工、钢铁、水泥等才算高污梁、高能耗、高排放的“三高”产品，但这项研究表明，中国过量出口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也应列入“三高”产品。有句老话是“中国要出口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最多能载550人的空客A380是世界上最大客机，但其体积再大也是一架，而一件衬衫体积很小，但八亿件衬衫总体积就堆积如山，其总体积不知比一架空客380大多少倍。中国为生产这如山般的八亿件衬衫所投入的能源、资源与产生的污染物、碳排放量可能比生产一架空客A380大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所以，单件超小体积的衬衫也许不算一件“三高”产品，但按生产总量计算，绝对算是“三高”产品。所以，中国污染物、碳排放最大来源之一应是“三高”性质消费品的过量出口，这也就不难理解，环境意识极强的西方国家只愿小批量生产奢侈品，而超大批量廉价消费品尽可能“外包”给中国生产。
中国之所以是“世界工厂”，是因为不仅是衬衫，中国有数百种消费品的产量与出口都名列世界第一，其总量就非常庞大，中国就得投入世界第一的能源与资源，承受世界第一的污染物（如雾霾）与碳排放。美国等西方国家享受中国制造的“清洁产品”与本国的蓝天碧水是以中国的严重污染为代价的，他们却毫不领情，不停指责攻击中国倾销、污染与碳排放过量。虽说由于美国施压、成本上涨等因素，越来越多劳动密集消费品被转移到东南亚乃至非洲生产，但由于中国产业链完整、工人效率高的因素，消费品向外转移份额有限，大头仍由中国制造。
二应把出口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也列入环境保护税征收对象
从经济回报上看，广州中山大学毛燕华教授说“廉价的塑料玩具，反正只能给区域经济提供极小的贡献。”。根据他的计算，一个在中国出厂价仅1美元芭比娃娃在美国超市里卖10美元。其中，中国工人只能领到35美分的薪水，最后的赢家显然是美泰公司。西方企业赢得的利润是中国工厂的17倍。
与之类似一款中高档女式手提包在福建一家工厂出厂价大概是60元人民币，不到10美元。到达美国零售市场的时候，售价依地区不同在40至70美元不等。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从中国进口价值1元人民币消费品，在美国零售商场卖1美元乃至更高是很正常的。大头利润被美国进口商、批发商、零售商、物流商等中间商拿走。这种价值链的利益分配说明一个问题，出口消费类产品必须进入国外千家万户，可我们又不掌握流通渠道，就得把很大一部份利润分给流通渠道的中间商，实际是为国外进口商、批发商、零售商等中间商打工，遭受中间商的层层盘剥。中国厂商自然获利很少。
中国以严重污染与过量碳排放为代价，换来西方的蓝天碧水，所得的回报却很有限，这样的出口是得不偿失。所以应把消费品也作为“三高”产品，应限制其过量生产与出口。如以环境保护税来遏制“三高”产品过量出口将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因为环境保护税适用所有种类的“三高”产品，既适用于钢铁、水泥等传统的“三高”产品，也适用于消费品这新“三高”产品。所以，环境保护税征收对象决不能仅局限于化工、钢铁、水泥等传统的“三高”产品，对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应进行调整与扩大，今后对所有出口消费品应一律视为“三高”产品并征收一定环境保护税，
今后一旦对出口消费品征收环境保护税，中国消费品出口价格将因此提高，西方媒体将会利用其话语权指责中国牟取暴利，中方回应是，中国产品过去的廉价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将环境与生态成本计算在内，这印证了西方经济学一句名言：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西方要享受蓝天碧水，就必须向中国支付由此产生的环境生态成本，按中国说法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西方国家不是倡导“制造业回流”吗，既然你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出口消费品大幅涨价是牟取暴利，中国愿意让利，支持西方“外包”中国的“三高”消费品“回流西方”。而西方环保意识比中国强得多，让“外包”中国的所生的污染“回流西方”，西方根本无法承受，所谓“制造业回流”也只是说多做少。也就是说，中国对出口消费品征收一定环境保护税，对出口影响不会太大，收益却明显增加，还可反制西方，何乐而不为！2022年，全国征收环境保护税仅211亿元，金额偏小，对出口消费品征收环境保护税，有助增加税收。
(刘云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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