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之后，互联网行业又被舆论普遍认为进入了寒冬期，降薪与裁员相关话题频繁出现。虽然很多人试图把互联网这轮寒冬期归因于“防疫”上，但中国互联网行业长期观察者们不难认识到，随着到目前为止最后一次让全行业疯狂参与内卷的社区团购成为一地鸡毛后，可真正盈利的新商业模式的产出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难，中国互联网行业到了必须要告别坐吃庞大市场红利，转而拼内功（参与人工智能等高端竞争），拼海外影响力的时候。
当然，强力反垄断的开启节点确实也与疫情有关，如果不是因为头两年防疫工作的成果，互联网反垄断和行业整顿的步伐可能还会延缓一些时间，但市场红利的结束节点确实必须赶在这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几年里。
自从08年中国拯救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就加速进入资本密集市场，使互联网行业成就了无数个商业上巨亏但个人可以暴富的财富神话，而随着近年来美元持续加息与中美对抗升级的步伐，外部性的资本密集或将成为过去，国内各大巨头们则要将人财物力集中到突破更为困难的领域，未来整个行业或者更加出现两极分化的局面，就如同当下的外贸业，有很多加工端外贸从业者诉苦外贸退潮，但另一方面中国一季度外贸顺差仍然大幅增长，汽车等中坚制造业成为增长主力一样。
十余年的互联网财富神话的两端，是一大批新兴富豪和世界级公司，与薪资普遍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互联网行业受益者，而在中间，则是造就了大量的互联网企业中高层，这一群体中虽然大部分在本质上仍然属于打工人的位置，但在当下日趋复杂的社会分层下，其不论是收入，所处圈层人脉资源还是自我精神层次与社会地位认知，对生活及社会资源的要求层级都普遍与城市普通工显著区隔开来。
这一群体在比例上虽然是处于社会收入塔尖位置，但绝对数量也已经无法忽视，比如阿里P7及以上（年入50万以上）的人员数量有几万人，全国互联网行业的中高层绝对数量已然是一个不小的群体，更关键的是，这个阶层在互联网上占据的话语声量可能要大过自身阶层数量的百倍，参与并主导了不少互联网场域公共议程的设置和走向 。
最近这一波大厂裁员潮据说与以前不同的地方在于主要对中高层下手。当然实际上各企业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也并非一概而论，比如之前网易曝出的有道硬件部门裁人，显然首先是因为网易自身并无打造畅销硬件的能力，而无法突破的游戏收入已经不能继续支持这类部门烧钱。像阿里的裁人可能综合了多种需求。但要知道，有马斯克称推特裁员至一千多人仍然正常运转的珠玉在前，在这轮不知持续至何时的全球互联网行业紧缩中，企业中层显然也不会比普通员工有多少特殊。
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尤其是互联网行业中高层从业者的社会身份认知问题可以说是当代社会阶层复杂分化的一个最好注脚。在舆论场上，中高层互联网人员，与互联网普通一线员工，与非互联网的其他行业从业者，在舆论场上很容易会因为加班，996，失业问题等共情，会共享打工人身份标识，然而这三者面临的实际处境与烦恼的问题却是天差地别。就比如上图中提到的P7高管抱怨找不到年薪百万工作无法供应房贷现象，普通人可以共情吗？
虽然按照阶级分析的经典观点，普通脑力劳动者也是无产阶级劳动者，但这个论断对当下复杂的社会阶层已经暂时不具备了太实际的描述功能，比如靠着脑力劳动成为管理者，虽然仍然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但通过工作实现在一线买房，阶层跃迁，无论你如何说其社会本质应该是如何，显然对于对方来说也没有实际意义。单就互联网从业群体来说，90后税前年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或者当上中层管理团队的都大有人在。只有在都面临裁员的时候，基层和中层们才会在某个瞬间找到一点共同语言。
实际上，脑力劳动者在社会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这涉及到一个社会中间阶层不断分裂衍化的问题。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到：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在马克思这里小资阶级和中间阶级概念是比较相似的。
而在斯梅尔等人对英国历史中的那些中间阶级的探讨中，一般而言，中间阶级，就指代指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以及律师、医生、牧师、政府职员等中间阶层群体。他们的特性在于至少不能主导生产资料（某些人可能会少许拥有一些），不最直接接触生产，中间阶级分工复杂但是从人情共同体和价值认同上具备极多的共性，对于现有秩序抱着“公正世界信念”的角色，认为现秩序无法改变，即使存在不合理,也认为在广义的竞争机制和分配机制上是公正的，或者即使认为不合理也不需要改变，对于运动式的反抗持极为恐惧的态度，认为运动者属于摆不清自己的位置。合理化现秩序的同时，也乐于与所谓“弱者”做出分割。
中间阶层必然要面临着分化。恩格斯对此有直接论述：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每一次接踵而来的商业危机必定比前一次更加普遍，因而也更加严重，必定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变穷，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以增大的比例增加，从而使待雇佣劳动者的人数显著地增加。”
“中间阶级必然越来越多地消失，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
《反杜林论》
“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
传统意义上，旧的中间阶级（很多时候在指代机器劳动者）被消灭，新的中间阶级被资本托起。中间阶级在不断地被资本重构和消灭的动态历史进程中。而最后登上过风口的中间阶级最终会回归到无产阶级的分化中。
无产阶级是资本国民经济学中天然的完成态结果。但是在历史上分析，这个转换阶段并不是完全同步的。最简单的是，科层制和工业大生产让工人直接政治失语和被剥削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是行业公会和个体户社团彻底被公司制和工厂生产给打破。但是某些行业被打破是很晚的，当时的的行业社团尚存并且具备用技术知识的暂时专断和资本家换取部分资本分利或者至少与资本达成合作的行业。在大革命前是印刷工人协会，这个协会甚至参与过党团参与过制宪，此时行业很火不可替代且人才匮乏，行业对资本有议价能力，而高资本回报使得资本暂时会对这个阶级合作。
这个阶级最终会回归到无产阶级的命运，但是当时并不是，他们是经济基础的中间阶级和政治意识的小资阶级，他们确实不能够自主占有生产资料，但是就那个阶段并不是无产阶级。这也是恩格斯国民经济学特别提到这个中间阶级的原因。
聊到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分析进一步延展到现在，延展到我们要讨论的互联网从业群体。处于风口上，生活方式和工作环境更接近于小资阶级，暂时由于技术人员的稀缺性，获得了和资本家一定的议价权，在同类型工作中，此行业的从业者不直接接触工业生产，同时具备较高的回报，甚至并不会直接接触一线生产，从而处在直接生产的上层分工或者技术管理层，处在了中间阶级的位置。但是随着中间阶级的不断被消灭，中间阶级终归要回到基本阶级的框架之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处于风口期，资本如何给中间阶层们以阶层归属感，如何让他们更好的挖掘自身的劳动产出。
比如广为互联网企业采用的手段之一就是生活和社会工作的模糊化。
把广义家庭纳入到“广义企业”中去。最直接的就是扁平化管理的企业倾向于建立更大的优质公共空间来填补员工的私人生活，或者说把私人生活融入到企业生活中去。
或者说，建立母婴室和专业团队来期望员工将孩子带到公司来，或者投资高性价比的员工宿舍来统合员工的私人生活。
这种以福利的方式加强员工的控制，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价值文化认同上，都是高收益的东西。比如，有人就分析过建立一个选择齐全的办公室茶水间和丰富的零食选择，实际支出并不是太高，然而能够增长不少员工的工作效用。（必须限制在扁平化或者环状管理企业，因为扁平化本身是个人效用提升空间大的企业适配的组织形式，垂直管理的全能型企业的单人员工效用提升空间可能有限，某些传统行业更是受限于必须依赖高密度的集体组织和现有技术边际）。
再比如，针对这些收入高，工作体面的中间新贵，资本主导的消费社会会针对性的推销一套符合这个层次人群的消费文化，用以区别于工资不高的普通劳动者群体。通过公共媒介编织一系列针对中间阶层的价值体系，并包装为生活方式和生存价值。这个群体中的人若不接受就成了“低价值”和“脱离潮流”，而你做出某种选择甚至会无意识地去接受这种价值参考，成了阶级生活一系列行为表演与身份符号。依据这个过程，商品社会创造一系列不是需求的“需求”来保证体系的运行。当然这个需求往往是工业化的文化产品。
马尔库塞对此有所总结：
“如今，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而作为技术就为扩展统治权力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同化了所有文化层次。在这个领域内，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它证明，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又不表现为政治性，而是表现为对扩大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的屈从。因此，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
回到主题，这一轮全球互联网寒冬，本质就是一轮互联网资本生产体系的修复过程。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很多的中间阶层被消灭，回到基本的阶级框架之中。当然，可能行情回暖之后 ，又会有很多互联网劳动者成为新的中间阶层。迷惑之处就在于此，因为我们总是想看到自己更好的样子。
当然客观来说,如果一个年薪达到几十万至百万的个体，如果没有在维持高阶圈层生活与阶层跃升上投入太多资金，拒绝背负让自身感受到足够压力的债务，并且有能力足够匹配收入，那么就算是失业，其能享有的生活仍然也会远好于普通人，并且仍然有很大机会获得虽然可能不如之前但是也远比普通人收入好的工作。
不过，这样的群体在这几年的社交平台主流话语中往往被定义不懂得把握阶层上升机会，挣点小钱就回家躺平的失败者，尤其在一线城市，可能并不是这个圈层的一种主流选择。而一但一个处于社会中层位置的人，想倾其所有来投入于在社会非高速发展期那更窄的上升通道中，那么可能就将面临不向上就向下的命运了。
不止互联网从业群体，后工业时代的大部分能够发出声音的无产阶级的人都无意识把自己摆在中间阶级和小资阶级，这造成了无产阶级意识和无产阶级身份本身的脱离，不掌握或极少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开始出现极度的分化而被剥离。
用波斯特的说法，就是后工业时代信息技术产生了基于语言经验生产的交互行动和身份认同，媒介主体主导社会身份的分配。波斯特把“印刷技术经验时期”和“媒介技术经验时期”分开，劳动者的自我被强行出场，取代的是媒介内容生产的那些语言构型中，不同的二阶命名，“程序员”，“工程师”，“产业工人”，“设计师”，互相之间的共同性被强行解构，甚至不出现在自己的语言体系里。
这使得本身处于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开始极度分化得互相不认同，“工程师”极力撇清和“产业工人”的关系，“自封改变世界程序员”撇清和“不上进的传统行业工”的关系，“代表人类文明构架师的科研人士”撇清和“无创新的业界人士”的关系，“代表文化发展的工业设计师和新媒介文化从业者”开始嘲笑前面的全屌丝。
这种分化，使得“无产阶级”这个称呼在当代不少人那看做是一个遥远的概念，甚至是是负面的概念。高端版的分化被剥削者的路数，和几世纪前的逻辑其实没有太多区别。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脑臀分离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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