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绿色革命在印度大为成功，让上千万人免遭饥荒，这或许是近五十年农业史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然而事实真的如此美好吗？眼下，野心勃勃的官员、专家们正准备在非洲大陆上续写 “神话”，掀起一场新的绿色革命风暴，此刻回顾旧革命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篇评论中，综合了五篇反思性资料，从绿色革命的历史动机出发，向读者介绍矮杆小麦在印度落地所遭遇的阻力，分析美国粮食援助、饥荒叙事如何影响印度的农政变迁，揭穿高产神话的创造过程和背后推手。
借助详实的资料和清晰的数据，本文有力的回击了狭隘的“种子中心论”和傲慢的“技术进步论”：1967-1968年冬季小麦的丰收能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博洛格的贡献？灌溉系统的发展和降水回归的贡献是怎样被遮盖的？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美丽传说在这一刻便不攻自破了。
通过此文，让我们一窥绿色革命的真实面貌。
| 格伦·戴维斯·斯通(Glenn Davis Stone)，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和环境研究教授，自2000年以来一直在印度、菲律宾和美国研究转基因农业问题。
翻译｜丁卯 Lancy
农民被孟山都坑了之后，还不起贷款，高利贷的上门要债 | 图片来源：纪录片《苦涩的种子》中的截图
一、引 言
要说起农业史上被讨论最多的篇章，绿色革命确实不遑多让。50年前，投入密集型、矮秆（“矮秆”或“半矮秆”）小麦和水稻品种在亚洲部分地区蔓延，很快就有数不清的书籍、文章、提案、演讲、专栏文章、纪录片和新闻稿引用了这一“传奇”。然而，该传奇故事之所以能够余音不绝，是因为它包含了：一位英雄（充满活力、言之凿凿、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育种家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一个“恶棍”（不可阻挡的人口增长），一个幸福的结局（据说拯救了“十亿人的生命”，让许多农民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以及一种乐观的道德观念，即科学创新可以解决世界问题。
围绕着绿色革命，特别是在印度展开的绿色革命，也出现了批判性的声音。多年来，尽管在学术严谨性上各有不同，很多都对社会公平以及资本主义渗透农民经济等问题有所关注。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有关绿色革命的新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些研究成果以档案为基础，有据可查。它们主要来自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科学历史学家。这篇评论综合了五本关于历史或科学/历史混合书籍/论文，它们共同提供了对印度绿色革命的有趣和颠覆性的新理解——包括：推动它的原因，它如何反映和影响农业的关键思想，它如何塑造粮食生产，以及科学创新到底有多重要。
2010年，历史学家尼克·卡拉瑟(Nick Cullather)的著作《饥饿的世界：美国在亚洲对贫困的冷战》带头开启了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接着是萨哈(Saha)（2012）的《1947-1975年印度基本粮食作物的国家政策、农业研究和农业转型》；苏勃拉曼尼亚(Subramanian)（2015）的《重温绿色革命：20世纪印度的灌溉系统与粮食生产》；西格尔(Siegel)（2018）的《饥饿的国家：食物、饥荒与现代印度的形成》（基于2014年的学位论文）；巴兰斯基(Baranski)（2015）的《绿色革命小麦的广泛适应性》。此外，虽然奥尔森(Olsson)（2017）的《三农的交叉路口：改革者们与美国和墨西哥乡村的重塑》（基于2013年的学位论文）没有特别关注印度，但同样值得一提。由于这群历史学家的见解与绿色革命的传奇故事截然不同，因此我们首先要审视过去的传奇及其起源。
二、制造传奇
直到1967年末，在印度北方部署的矮秆小麦品种还远未被送上神坛。这些品种此前已经在墨西哥种植了10年，却鲜少登上新闻头条。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墨西哥农业项目（MAP）研发出种子，帮助墨西哥成为了小麦出口国，还让商业农场主们的腰包鼓了起来(Cullather，2010, p. 68)。在印度，矮杆小麦却引发了巨大反响，好几股力量汇聚在一起，制造了这一传奇。
其中一股力量是发展迅速的现代环保运动，该运动在印度愈演愈烈, 并对印度的人口过剩问题高度关注。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的畅销书《人口炸弹》宣布，印度将无法避免“马尔萨斯陷阱”【译者注：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这个理论就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另一股力量来自博洛格，他在1970年的诺贝尔获奖感言中宣布，已经在“两种对立力量——粮食生产的科学力量和人类繁衍的生物力量”的持久战中取得了胜利(Borlaug，1970)。博洛格在他漫长的余生中，一直致力于打造某些人所谓的绿色革命品牌(Sumberg et al.)。此外，美国政府领导人也有理由大力宣传亚洲采用了美国支持的农业技术，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译者注：美国第36任总统】在菲律宾的一片矮稻田里大摆造型，宣称反饥饿战争是他唯一寻求升级的战争。当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威廉·高德创造了“绿色革命”这个名字时，他明确地将其与苏联的红色革命进行了对比。
1966年，林登·约翰逊访问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 | 图片来源：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
最近，对农业生物技术感兴趣的人热心地宣传绿色革命的传奇，以勾勒出一副蓝图，即转基因作物是养活全球南方国家的关键(Glover, 2010; Stone,2002)。孟山都的一位首席执行官讲述了他拜访年迈的博洛格的故事，博洛格还因只经历了绿色革命，却看不到“基因革命”可能拯救非洲的那一天而遗憾落泪。21世纪初，人们也呼吁进行一场新的“非洲绿色革命”(Schurman,2018)，其中不免宣扬绿色革命可以避免饥荒的种种“神迹”，并将饥饿描述为一个非政治性的纯技术问题(Cullather, 2010, pp. 264-265)。
所有这些都以种子为中心展开叙述，即博洛格培育出了创新的高产矮杆小麦，在他极力抗衡印度当权派中守旧的传统主义者并取得胜利后，这种矮杆小麦被广泛种植。自此，矮杆小麦与矮杆水稻一起，在化肥以及扩大灌溉的推动下，被认为彻底革新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避免了饥荒——尤其是在人口过剩的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只能靠成船的美国小麦维持生存。
如前所述，这种叙述一直遭到挑战和批评。矮杆小麦项目的目标是印度最大、最富裕的农场，这在早期就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切。萨哈(2012) 揭示了印度有影响力的国家计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的工作【译者注：印度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官方机构，是早年模仿苏联计划经济的产物。1950年3月设立，2015年1月，被莫迪政府撤销】，其成员并非传说中传统的卢德派【译者注：指拒绝技术进步的群体】。相反，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和恐怖的分裂之后，为避免成为一个“珍贵”的冷战附庸国，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功能齐全的国家，并掌握印度的农业命运。印度缺乏制造业投入，而农村劳动力和有机肥料却很充足，计划委员会明智地希望能利用这些资源。他们并不反对使用化肥，但认为这对国家和农民来说都成本极高。浓缩肥料的使用也会带来生态问题：他们引用的研究表明，化学制品应当与大量的有机肥料结合使用，以保持土壤肥沃——这是当今印度许多人希望遵循的立场(Anand, 2011)。
博洛格将这些观点视为创新和进步的障碍，随着绿色革命避免饥荒的传说逐渐建构完成，博洛格的反对者们基本上都被打入了农业史的垃圾堆。
社会经济影响的批评也很早就开始了，发展学者们记录了新种子一经传播，贫富农民之间的差距就会扩大的现象(Frankel, 1971; Glaeser, 1987; Ladejinsky, 1969; Pearse, 1980)。这个国家最富有的农民享受着国家补贴的意外之财（就像他们以前在墨西哥一样），而许多贫穷的农民却负担不起新种子的投入，这一不公平现象被绿色革命的流行叙述忽略了，但最终甚至洛克菲勒基金会自己都承认了这个问题的存在(Conway, 1997)。
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的《绿色革命的暴力》(1991)对新作物的农业生态进行了严肃的分析，并对绿色革命的潜在政治计划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尽管该书被广泛阅读，但许多科学家认为席瓦的攻击更多的是激进主义，而不是学术研究，甚至历史学家也与之保持距离(Siegel, 2018, p. 186)。约翰·珀金斯(John Perkins)的《地缘政治与绿色革命》(1997)因其对农业变革的政治基础的分析而获得了更多的学术关注。他将绿色革命重新塑造为一个政治冷战计划，这与博洛格关于农业科学与人口的去政治化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开辟了一个新的框架，鼓励了新的研究范式。
三、新的历史
虽然没有把重点放在印度，但奥尔森的书为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背景，也就是墨西哥农业项目是如何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为美国南部贫困棉花佃农提供的项目的启发。这些项目促进了小农从市场中独立出来，合理利用农场资源，并增加自给作物的产量，以使小农免于借贷。(Olsson, 2017, p. 106; Harwood, 2009)——对于一个将向富裕的印度商业农场主提供投入密集型种子的项目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开始。
但正如库拉瑟所指出的，墨西哥农业项目的焦点迅速从帮助墨西哥小农，转变为将墨西哥作为农业发展试验的实验室——特别是为亚洲实验，因为亚洲被认为遭受人口/粮食不均的影响(Cullather, 2010, p. 44)。墨西哥实际上不存在粮食/人口缺口；虽然农村贫困，但仍能出口牛、蔬菜、水果和咖啡(Cullather, 2010, pp. 43–44)。尽管如此，墨西哥农业项目仍然专注于提高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这是“在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Cullather, 2010, p. 45)。博洛格可能把他的工作视为世界饥饿和农业工业科学之间的原始冲突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在当时流行的发展理论驱动下，他成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和经济项目中的一个代理人。
许多本世纪中叶的思想家们认为，人口增长只不过是向农村增加了过剩的人手，超出了耕种、种植和收割的实际所需。将过剩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厂工作，在当时被认为可以提高农业产出。(Cullather, 2010, p. 147)。但是就在绿色革命作物被种植的时候，这些关于农业增长的理论被颠覆了。
1964年，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认为，农民虽然需要外部工业投入来提高产量，但是效率很高。1965年，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的《农业增长的条件》表明，农村社会通过以劳动力为基础的集约化，在不借助外部技术的情况下，让人们在拥挤的土地上工作，缩短休耕时间，增加施肥、耕作和除草的劳动力，以提升单位面积和单位时间的产量。
印度甚至也发生了一样的情况，事实上，这就是博塞拉普最初见解的来源(Boserup, 1999, p. 20)。绿色革命的狂热者通常忽略了这一研究，并驳斥了那些“浪漫化”小规模农场的人 (Borlaug & Dowswell, 1995, p. 123)，但博塞拉普关于集约化的严谨的实证研究并没有什么浪漫可言(e.g., Boserup, 1970; Netting, 1993; Stone, 2001; Turner &Ali, 1996)。
冷战时期，美国担心农村贫困会滋生共产主义叛乱，这种忧虑推动了基于本世纪中期理论的农业发展项目。这在印度尤其如此，因为它幅员辽阔，在殖民时代有过饥荒历史，以及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Saha, 2012)。但印度农村陷入困境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是尼赫鲁总理坚持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重工业。美国政府鼓励城市工业优先发展(Cullather, 2010, p. 230)，美国农业游说团体阻止任何试图“提高美国主要顺差进口国之一（印度）的农业产量的真正努力”(Siegel, 2018)。美国的PL‐480粮食援助计划成为印度粮食政策的核心，也是倾销美国剩余粮食的主要工具。和帕金斯一样，库拉瑟认为美国的粮食运输并没有解决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的粮食短缺问题，反而通过阻碍印度对粮食生产进行投资而造成了这一问题(Cullather, 2010, p. 144)。
1966年，林登·约翰逊与英迪拉·甘地（时任印度总理）在白宫 | 图片来源：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但是，印度的经济政策一边削弱小麦生产，一边又鼓励非粮食经济作物的种植。曾几何时，博洛格简单粗暴地以马尔萨斯主义来审视印度的粮食种植危机，但也正是在这里，以百万英亩计的土地已经由水稻种植转向黄麻种植。印度农业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现了出口繁荣，讽刺的是，大部分黄麻运往美国以后，被制成了拖拉机座椅和麻布袋，而这些拖拉机生产出来的过剩粮食又被装到这些麻袋里运回了印度(Cullather, 2010, p. 181)。
但是，正如西格尔所指出的，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印度已经准备好重新思考后殖民时代的经济安排：土地改革逐渐消失，控制市场参与者的努力停滞不前，尼赫鲁意识形态正在瓦解。然后，1965 年，命运以干旱的形式介入，引领库拉瑟开始深入研究饥荒和饥荒叙事的时机、意义和后果。他写道，“宣布紧急状态的能力赋予了巨大的权力，因此，国家、政客和各派系都在争夺预测、定义和解释饥荒的权力”，我们对绿色革命的历史记忆正是从这种斗争中产生的(Cullather, 2010，第206页)。
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当时正努力说服国会为加强粮食援助买单，他带头提出了饥荒的说法——印度农业部长对此感到惊讶，称这是在危言耸听(Cullather, 2010, p. 223)。1966年，美国新闻头条报道印度比哈尔邦发生饥荒，而更加了解印度的英国记者们对此态度则更加谨慎(Dunn, 1966)。但当干旱持续到第二年，马尔萨斯的警报(Malthusian alarms)响起，专家们警告说，印度人可能很快就会人吃人。但是“不巧的是，印度官员宣布饥荒是假的”，记者们寻找饥饿的农民结果徒劳无功(Cullather, 2010, p. 223)。甚至在比哈尔邦，后来的人口统计分析也很少发现过高死亡率的证据(Cullather,2010，第223页;《Maharatna》，1992，第353-354页)。
可以肯定的是，对比哈尔的穷人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甘地总理发现援引印度的“饥荒法典”（famine codes）是一种权宜之计——但问题并不在于人口增长超过粮食产量，而是黄麻和甘蔗等经济作物歉收，导致农活枯竭。但这些发生在1966年至1967年的事件，将一个被夸大的比哈尔邦饥饿故事，蜕变成一个关于印度已经越过马尔萨斯不归点的悲惨幻想。
这场旱灾提供了博洛格所说的 “天时地利”；它开始时，博洛格和他的印度合MS Swaminathan正开始在印度北部繁殖墨西哥种子，它结束时，正好是新种子第一个丰收年到来之前。然后，在充足的灌溉基础上，再加上良好的降雨，1967-1968年冬季小麦获得了丰收。墨西哥种子获得了广泛认可，但“几乎所有作物——棉花、茶叶、黄麻......的产量都创下了历史新高”，甚至在中国这样没有种植过绿色革命谷物的国家也是如此(Cullather, 2010，第233页)。
所有这些新的历史不仅深入地涉及了在试验田和农民的田地里发生了什么，而且还涉及了绿色革命如何改变了人们对农业研究和创新的思维。Baranski考察了作物改良的基本哲学是如何在育种界的政治中陷入困境的。她着重研究了“广泛适应性”（Wide adaptation-WA）的概念；也就是说，植物育种，据称能在各种生长条件下，而不是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下，最大化提高产单位面积产量。印度农业站的育种者吹捧这种特性是理想的，但大多数生态学家认为它是可疑的，就像许多印度农业科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所做的那样(Baranski, 2015a)。这种作物改良哲学的兴起与其说是一个关于“农业技术的胜利”（agronomic superiority）的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关于个性、政治和宣传的故事。
博洛格提出了“广泛适应性”（wide adaptation）的概念，通过“穿梭育种”（shuttle breeding）——冬天在墨西哥北部沙漠【编者注：主要是在Sonora的Yaqui Valley地区，这里的土壤肥力和灌溉条件要好得多】种植小麦，从中选种来在墨西哥中部山区（主要是在墨西哥城附近的Chapingo和Toluca地区，土壤肥力相对较差）种植——以此来选出具有“光周期不敏感”（photoperiod insensitivity）特性的种子。由于特定历史时刻的原因，具有“广泛适应性”的种子因为其肥料敏感性（fertiliser responsiveness）而被选择。在20世纪40年代，很少有粮食作物被大量施肥，育种者对密集化学施肥没有兴趣，但随着战时固氮军需工厂的激增，氮肥必然会越来越多(Baranski, 2015a，第12页)。博洛格开始为墨西哥日益壮大的资本主义农民阶级培育小麦，这些农民能够负担得起化肥，也能享受国家补贴的灌溉。这些种子的“广泛适应性”只是一种欺骗性的说法：它们可以在各种土壤和纬度上生长，但前提是要有充足的肥料和灌溉。
但印度不是墨西哥。它是一个大得多的国家，在农业经济和生态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被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业/城市、农业/农村以及不同地区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撕裂。为北方富裕的商业灌溉小麦种植者提供种子和有补贴的资源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Saha, 2012, pp. 98-99)。
因此，博洛格的团队声称，墨西哥的种子即使在低肥力和有限的灌溉条件下也能生长茂盛：它们“对灌溉和极重的施肥有反应，但并不一定需要”(Baranski,2015a，第104页)。他们还提出，在理想环境中生长的品种可以在相对恶劣环境（marginal environment）中表现良好，但反之则未必(Baranski, 2015a, p. 138)。Baranski表示，这种说法是虚构的（苏布拉曼尼亚也是如此，引用了不同的数据）：只有在每公顷施肥至少80公斤的情况下，博洛格的旗舰品种的产量才会超过当地的高杆小麦。(Baranski,2015a，第179页;2015b；苏勃拉曼尼亚，2015，第55页)。正因为此，即使印度育种家已经开发了他们自己的矮秆小麦品种，但他们迟迟没有推广。他们更倾向于改良当地品种，使其适应投入的实际可用性。
然而，在绿色革命宣布避免饥荒（averted famine） 之后，WA成为印度主要的育种策略。新的历史叙事针对避免饥荒的说法提出了令人不安的质疑。尤其是萨勃拉曼尼亚(Subramanian)，他不仅思考了小麦单位面积产量（yields）上升的原因，还思考了绿色革命期间粮食总产量是否有所上升。他的研究避开了通常的（欺骗性的）干旱年份（1966-1967）和1968年的比较，而是比较了干旱前、绿色革命和革命后的时期。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将自己的分析与隐藏在历史盲点中的生产数据结合起来（也许是因为它们与绿色革命的传说矛盾重重）。
在Sarma和Gandhi(1990，第17页)之后，萨勃拉曼尼亚(2015，第44页)发现印度粮食生产的真正突破开始于1950年左右，而60年代中期实际上标志着“15年粮食生产和谷物产量增长相对放缓的开始”(Subramanian, 2015,第9页)。1967年之后，小麦的产量确实增加了（表1），但小麦只是印度第三重要的作物，仅次于高粱，且远远落后于水稻。对于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水稻来说，在绿色革命期间，单位面积产量(yields)和种植面积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放缓了；因此，一直以3.5%的年增长率增长的水稻总产量，放缓至1.9%，下降了46%（表1）。粮食谷物类总产量，一直以2.8%的年增长率增长，在绿色革命期间放缓至1.9%，下降了32%。
表1：绿色革命前、中、后小麦、水稻和粮食谷物的调整年增长率 | 图片来源：Subramanian (2015, p. 45)，基于Sarma and Gandhi (1990)
此外，转向小麦的部分代价是由豆类支付的，豆类对人类饮食（由于其高蛋白）和农业生态（作为固氮剂）都至关重要(Saha，2013年，第300页)。豆类单位面积产量一直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但在绿色革命期间却下降了(Subramanian, 2015年，第43页)。（其他分析提出了不同但一致的观点；例如Byerlee[(1992)，第478页]将产量按十年进行集中，发现20世纪60年代，大米、粗粮和所有谷类的单位面积产量增长比之前或之后都要慢。）
由于这些数据明显地与印度绿色革命年代的传说相矛盾，让我们用印度食品生产的长期模式的图表分析来补充萨勃拉曼尼亚的周期性分解。图1显示了20世纪后半叶粮食产量增长的强烈线性趋势。特别要注意的是，在绿色革命前的两年干旱期间的产量下降之后，产量恢复到了早期的趋势，没有“革命”的迹象。
图1：20世纪后半叶印度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趋势 | 图片来源：印度农业与合作部http://agricoop.nic.in和http://eands.dacnet.nic.in/latest_20011.htm
但是，由于印度的绿色革命总是被框定在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框架下，我们必须考虑生产增长和人口的关系。图2显示，虽然墨西哥小麦的第一次收成与为期两年的干旱的结束相吻合，但它并没有显示出印度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人均粮食产量稳步线性增长的变化。
图2：印度粮食总产量除以人口趋势 | 图片来源：印度农业与合作部 http://agricoop.nic.in和http://eands.dacnet.nic.in/latest_20011.htm
萨勃拉曼尼亚甚至更进一步提出了，小麦繁荣的主要原因不是博洛格的种子，甚至不是受补贴的化肥，而是私人管井建设的大规模激增 (2015,pp. 9, 182-233)。事实再次证明，时机的把握至重要。就在1965年，世界银行的一个代表团说服印度推行基于私人管井的灌溉政策；其目标并不是生产更多的粮食——更多的水坝或公共管井灌溉可能会更好——而是促进“高投入、高产出农业”(Subramanian, 2015, 192页，210-211页)。在政府贷款、补贴和农村电气化（部分是为了运行管井泵）的推动下，到1969年，有近25万户私人管井在运行，国家在小型灌溉和农村电气化上花费了55 亿卢比(Subramanian, 2015, pp. 192-193)。农民是否采用新种子和增施肥料取决于他们是否有管井。
管井也是水稻生产的关键。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水稻农场的管井数量激增，水稻生产迅速发展。这些井不仅提供了更多的水，还将农民从季风周期中解放出来(Subramanian, 2015，第37页)。与小麦一样，矮秆水稻种子的作用被夸大了。萨勃拉曼尼亚惊叹于“绿色革命”的拥护者和批评者都认同“以种子为中心的叙事”，尽管他们对种子的影响持相反的立场(2015，第38页)。总的来说，他的分析否定了种子叙事论以及对农业科学创新的盲目崇拜：毕竟灌溉是一种古老的农业实践，管井的普及不是由于技术上的任何突破，而是由于国家政策的改变促成的(Subramanian, 2015，第12页)。
位于印度奥迪沙邦（Odisha）的管井
图片来源：wikimapia
四、启 示
印度绿色革命的“传奇”一直以来都不只是关于小麦进口和短秆谷物。它是关于马尔萨斯主义，假设战后的印度证明了人口增长超过粮食生产带来的危险。它还与新马尔萨斯主义信念有关，即技术创新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能够在条件成熟时拯救10亿人的生命。
学者们也许打破了这个“传奇”中的某些元素，社会活动家们也许完全蔑视它，但这个传说的受益者支持它，并使其在我们的历史想象中始终生机勃勃。这里讨论的新历史叙事提供了一个严肃的学术反思。这些作品的历史细节和详细记录，有时相互认同，有时相互补充，构成了一种连贯的重新解读，几乎摧毁了早期传说的所有支柱。小麦进口不是由马尔萨斯失衡造成的，而是由政策决策；小麦进口既是产量不足的原因，也是一种补救措施；麦田传奇般的胜利来自经济激励、灌溉和雨水的回归，而这些都是以牺牲更重要的粮食作物为代价的。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长期增长趋势没有改变，而绿色革命时期的增长实际却上是放缓的。
这个传说也是关于印度在作物育种方面的大胆新思维方式的觉醒，但新的研究表明，印度农业科学家已经在根据同样有意义的哲学来开发技术，而这些哲学在绿色革命期间被取代了。对上世纪60年代末发生在印度的事情的重新思考确实是及时的。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正在为非洲的绿色革命和农业技术奇迹的公共关系投入大量资金。正如库拉瑟在书末所指出的，新革命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引用新马尔萨斯式的传说，把旧革命说成是纯粹的技术胜利。人们不禁要问，新一轮的历史学术研究是否在今天会唤醒这些曾经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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