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飚|《毛泽东时代研究》第四册第十一章党的十大与批林批孔运动 -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线取得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同志为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线取得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同志为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经过广泛发扬民主，反复酝酿协商代表候选人，征求代表候选人所在地区或单位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最后选出了一千二百四十九名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前，全体代表认真地讨论了大会的全部文件的草稿和草案。全中国人民欢欣鼓舞，纷纷以实际行动迎接十大的召开。

　　第一节召开党的十大及其确立的政治路线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

　　隆重举行。毛泽东持了这次大会。大会选举了由一百四十八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并一致通过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主席团副主席，张春桥为主席团秘书长。大会代表之中，有的是产业工人党员代表，有的是贫下中农党员代表，有的是来自边疆、警惕地守卫在国防前哨的人民解放军党员代表，还有的是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党员代表。工农兵党员代表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妇女党员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以上。汉族以外各兄弟民族党员代表，也占有一定比例。台湾省在全国各地的党员所选出的代表，是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八月二十八日，大会经过认真、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和王洪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几个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内外大好形势，充分肯定了在九大路线指引下各条战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总结了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

　　大会经过反复酝酿、讨论，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大会愤怒地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体代表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委员会对林彪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和所采取的全部措施。

　　周恩来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国内外敌人都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由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主、资本家亲自出马要好得多，特别是地主、资本家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就是将来阶级消灭了，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何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不正确，即使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地方的领导权、军队的领导权，也要垮台。路线正确，没有一个兵也会有兵，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都是如此。林彪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关键决定于路线。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参见《毛泽东全集》第 51卷 184页）

　　同时，周恩来进一步强调，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且为各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具体路线和政策。我们在工作中，不

　　但要重视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而且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是我们党取得更大胜利的基本保证。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全集》第 51卷222 页）为我们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指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牢记这三项原则，坚持这三项原则，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 ”的右倾机会主义，掩盖着“一切斗争，否认联合 ”的王明“左 ”倾机会主义。纠正王明的“左 ”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掩盖着林彪的修正主义。这种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种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个别人顶住的事，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而当一种错误倾向像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毛泽东全集》第 51卷 84 页）毛主席就是在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中敢于反潮流，敢于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应当向毛主席好好学习，坚持这个原则。

　　王洪文在受党中央委托所做的党的章程的修改报告中指出：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这也是各地送来的修改稿的共同特点。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十次大的路线斗争的胜利，积累了战胜右的和“左 ”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全党是十分宝贵的。毛主席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我们全党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线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实现。

　　在这个方面，修改草案增写了哪些内容呢？第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整党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对国际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这次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重大意义，并且明确写上了：“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国内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国际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对我们进行侵略和颠覆，也必然会到我们党内来找代理人。一九六六年，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阶级斗争的现实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主席揭示的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深入进行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还要进行多次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第二，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 ”的原则，最基本的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一定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搞修正主义，专为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效劳，就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帝、修、反采用打进来或拉出去的手法，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这类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尽管表现有所不同，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头子，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是千真万确的。修改草案根据各地的建议，把“三要三不要 ”写进了总纲。在党员必须做到的第一条、基层党组织任务的第一条中，还吸收了北京市修改党章座谈会上工农兵同志的意见和有些省、市的建议，增写了“批判修正主义 ”的内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我们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长期任务。

　　第三，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做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当然，对错误潮流，不仅有个敢不敢的问题，还有个能不能识别的问题。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当一种倾向被另一种倾向掩盖着的时候，许多同志往往不予注意，而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又故意制造假象，更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困难。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认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可知的。“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只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斗争实践，努力改造世界观，就能够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区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正确观点与错误观点。在开展斗争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坚定的原则性，而且实行正确的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团结大多数，遵守党的纪律。

　　第四，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说：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里所说的要培养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百万。这样的任务，只有全党重视才能完成。在讨论修改党章过程中，许多老同志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求进一步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许多年轻同志也热烈地表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有丰富的经验，要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干部都表示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草案在总纲部分加了要培养接班人的内容，条文部分加了各级领导机关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还要注意培养妇女和少数民族干部。

　　第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扬党的传统作风。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必须领导一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修改草案吸收了各单位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议，在条文部分规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 ”。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组织上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第二，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党历来的规矩，必须坚持下去。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用几个方面的“联席会议 ”来代替党委会的领导，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方面、各级组织的作用。党委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要搞“五湖四海 ”，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群言堂 ”，不要搞 “一言堂 ”。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各级党委都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修正草案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写进了总纲。毛主席倡导的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熟知的，但也有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发扬的问题；许多新入党的同志，更有一个学习、继承和发扬的问题。毛主席经常拿党在艰苦斗争年代的事例来教育我们，要与广大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袭击，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特殊化，认真纠正“走后门 ”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这里，着重讲一下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有权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这个观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党是加强了。但是，目前仍有少数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个别的还相当严重。对人民内部问题，采取“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 ”的错误做法，是党的纪律绝对不允许的。修改草案在条文部分增加了一句话：“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 ”。我们应当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同这类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要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运用“ 四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

　　第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这次修改草案，又写上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我们永远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当前，特别要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务必做好一切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防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毛主席说：“ 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我们一定要使国家富强起来，也完全能够富强起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不称霸 ”的原则，不做超级大国。全党同志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百年也不要骄傲，二十一世纪以后也不能翘尾巴。同时在国内，也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进一步增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完成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大会号召：我们要继续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要继续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斗、批、改，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按照十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通过的新党章，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节理论普及与批林批孔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忧虑并担心共产党的干部群体将会与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一样，背弃多数人利益，进而推动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判

　　断这一问题无法在官场上通过体制内制度设计去解决，因此，必须把批判的武器交给普通民众，让工农兵都“政治化 ”，一句话：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中间存在着普遍的复辟倾向，缺乏专业知识和信息的外行——普通民众为此必须政治化，“精英阶层的变修和复辟问题 ”是当时的主要问题关切，相应地群众就必须政治化，凡属于与这个问题关切不对路的思想学说，诸如主张精英阶层垄断权力或者反对群众参与政治的，都需要进行对照批判。恰好孔夫子说过 “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孟子说过 “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这就有必要拉到历史的审判台上去示众和批判，批判刘少奇、林彪和批判孔夫子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确立群众政治化和精英阶层不可绝对相信的政治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间确立新的观念，输入新的问题关切。当时有篇文章曾经进行过这样的提炼和类比：“孔子有抹杀阶级矛盾和否认阶级斗争的‘ 忠恕之道 ’，刘少奇就有‘ 阶级斗争熄灭论 ’和‘党内和平论 ’；孔子有 ‘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的愚民政策的主张，刘少奇就有 ‘驯服工具论 ’和‘群众落后论 ’；孔子有‘学而优则仕 ’的谬论，刘少奇就有‘入党做官论 ’和‘公私溶化论 ’”。

　　正因为如此，一九七三年三月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谈到批林时，提出要批孔，林彪事件对党和国家影响很大，特别是对主席震惊很大，这个最忠实的战友（新中国成立前就打下很好的基础）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叛逃的结果。在之前的暗杀行动和造反预谋，又是为了什么？不仅仅是夺权这样单纯。毛主席要向党、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作出解释。林彪的错误在哪里？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什么？毛主席最终认为林彪的右倾与林彪私下推崇孔孟之道有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住在苏州的林彪题写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的条幅赠送给叶群。三天后，叶群又题写了同样内容的条幅赠送给林彪）。想借助“批林批孔 ”来统一全党的认识。一九七三年五月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出“批孔丘 ”，“批尊孔反法 ”。同年七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的。老人家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意图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一九七三年夏，毛泽东曾作诗批评郭沫若尊孔骂秦始皇。据毛远新回忆，那年毛主席写给郭沫若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十批不是好文章。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学名高实枇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年谱》第 6卷 490 页）毛远新说，郭老的十批书里边有一篇是批秦始皇的，骂秦焚书坑儒。他的书是五十年代发行的，所以主席把柳宗元肯定秦始皇的《封建论》给了我。当人们要起来造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需要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席说到现在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给他梳妆打扮，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用鲁迅的话说，后边讲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经过梳妆打扮过的孔夫子，他们就是以这套思想来束缚统治人。为什么主席提出要批孔，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毛泽东还说，你看看历代，革命的时候都是从批孔开始，等到他掌权的时候，都要把他请回来，干什么呢？把他作为对人民统治的思想专制的工具。毛泽东说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同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一样，都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作为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用来驯化老百姓的思想时，就落入了历史的这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毛泽东想的是，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应该以这个思想来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虽然话都很好听，拿出哪一句话你也不能说它错，但不能解决现实问题。

　　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相关的历史专家学者为主体成立了大批判组，计有三十多人、十几个笔名，诸如：梁效、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施钧、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一九七三年九月四日，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署名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大批判组成员除了可以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优先发表文章外，还直接组织编辑《北京大学学报》以及《历史研究》等杂志。九月八日至十一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中山大学杨荣

　　国教授在会上作了《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的报告。九月十七日，杨荣国又在《南方日报》发表了《林彪贩卖孔孟哲学“天才论 ”的反动实质》一文，随即又先后发表《桑弘羊的哲学思想》《林彪、孔丘都是开倒车的反动派》《先秦儒法两家思想是根本对立的》等文章。九月十五日，上海市委写作组（正式成立于一九七一年七月）创办了《学习与批判》杂志，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尊儒反法》一文，并以罗思鼎、康立、石仑等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接着，有梁效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罗思鼎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论吕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论李斯》《论西汉初期政治与黄老之学》《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唐晓文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等。这些先后在主流媒体发表的文章，无疑是在为追溯林彪错误思想的根源发声造势，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推波助澜。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王洪文、江青送阅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在相关通知中说：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的帮助 ”。（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6卷 518 页）自此“批林批孔 ”运动在全国正式开展起来。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起的一次旨在批判林彪和孔子两个人为主题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之所以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了防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防止出现“复辟倒退 ”。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补充通知》，提出在传达、学习、讨论《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时，增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以及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等文件和材料。（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6卷 519页）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江青等人分别

　　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 ”动员大会。谢静宜、迟群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将批林批孔与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林彪集团相关的人和事以及批判走后门等结合起来。在大会前后江青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派人到某部防化连送材料。（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6卷 519页）

　　为了防止批林批孔运动大方向可能出现的偏差，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的主要内容是：“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 ”。“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如果对他们有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 ”。“要欢迎群众联系本地区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实际所提出的批评。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甚至采取恶劣手段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完全错误的 ”。“中央希望各级党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批林批孔进一步开展起来。”（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6卷 529页）

　　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以培养理论队伍为由，提出要学习历史，要读一点法家的著作，要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社论说：“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对林彪、孔老二的批判如何深入，如何普及，如何持久，如何系统化，以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社论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培养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各级党委要把加强理论队伍作为深入批林批孔的重要措施 ”。为了培养理论队伍。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除了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外。“还要学历史，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读一点法家的著作 ”。社论提出：“刘少奇、林彪都是尊儒反法的，苏修也是尊儒反法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我们要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坚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反对倒退，坚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复辟资本主义。”这篇社论实际上是开展大规模儒法斗争史研究的

　　动员令。此后，开展儒法斗争史的研究，进行评法批儒，成为“批林批孔 ”运动的主要内容。

　　国务院科教组机关刊物《教育革命通讯》一九七四年第六期发表通讯《高等学校在理论战线上的战斗任务》。其相关评论提出，高等学校要抓紧注释法家著作，改革教材，从理论上总结教育革命经验，组织理论工作的骨干班子，培养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参加战斗等。根据江青提出的研究“儒法斗争史 ”的主张，高等学校的“批林批孔 ”运动也转入搞“评法批儒 ” 和 “儒法斗争史 ”，注释法家著作，用 “儒法斗争史 ”改造文史哲各科教材体系等。在理工农医科开展了研究儒法斗争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等。《教育革命通讯》从第六期起，开辟了“教育史上的儒法斗争 ”专栏，发表评介教育史上儒法斗争的文章。七月十二日，江青对《北京日报》内部刊物上登载的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孙武成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一封信批示道：“中学，甚至小学的批林批孔都应抓紧些。要抓典型，以点带面。如不及时抓紧，对青少年、儿童不利。《三字经》之类的东西，就是针对少年、儿童编的。我们对这个问题不重视，不能使一个人从儿童、少年就粗知一点马克思主义，敢于批孔老二，值得深思。” 国务院科教组于二十日将江青的批示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江青的指示在《教育革命通讯》第八期上发表评论《夺取中小学批林批孔的新胜利》。八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北京、天津、辽宁、河北等四省、市中小学批林批孔汇报会，会议听取了一些地方和学校开展“批林批孔 ”运动情况的汇报，组织代表参观学习天津站和小靳庄大队以及京津两地五所中小学的“批林批孔 ”经验。会议强调发挥中小学生在“批林批孔 ”运动中的作用，研究了如何使中小学 “批林批孔 ”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 ”的问题。会后，科教组转发了 “批林批孔 ”的经验材料，以推进中小学的“批林批孔 ”运动。

　　研究儒法斗争史作为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不仅理论工、史学工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连党政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都被卷入其中。当时的报刊上经常可以见到有关党政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法家著作，研究儒法斗争史的报道。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天津站工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宣讲儒法斗争史》，对天津站工人研究和宣讲儒法斗争史的情况进行了报

　　道。十二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凡是搞分裂倒退的都没有好下场——陕西省汉中县建国大队贫下中农围绕“斩韩信 ”史实研究西汉初期的儒法斗争》。这篇报道说，陕西省汉中县汉水公社建国大队的贫下中农，在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的 “拜将台 ”遗址前。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围绕刘邦“斩韩信 ”这一历史事实，研究了西汉初期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从这些报道来看，研究儒法斗争史成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的一项政治任务。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的那样：“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全集》第 45卷422页）如今，老人家期待历史从历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广大群众自觉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动力，进而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第三节召开四届人大与批判三项指示为纲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邓小平在座。毛泽东说：“ 中国现在还不行，不够好。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泽东年谱》第 6 卷 553 页）这一番话便缘自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阐述的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加以限制的东西，而资产阶级法权表现的形式是等级制度，而由等级滋生的特权，也正是在党内滋生和形成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当然，这一段话并不完全是说给丹麦首相听的，毛泽东在此也是给将要继周恩来执政的邓小平的叮嘱和希望。

　　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与王洪文乘专机到长沙，毛泽东从二十三日到二十七日连续四天听取周恩来与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人事问题的汇报。期间尤为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自己八十一岁生日的当晚，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与革命前途的忧虑，单独同周恩来主要就学习理论问题谈到二十七日凌晨三点。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主要有以下内容：“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次提

　　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成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一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泽东全集》第 51卷 500页）

　　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周恩来将这个经毛主席审阅的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送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传阅。此后整理列宁有关资产阶级法权语录的工作，由张春桥下达给上海市委写作组整理编辑，后删选成列宁的二十条语录，在二十九日直接报送毛主席。经毛泽东批示 “ 同意印发 ”。二月三日，毛主席圈阅姚文元二月二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论稿公布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中的一段话：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社论指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生产的条件。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社论。二月十八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通知》。（参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三十三条，之所以增加到三十三条，是因为增加了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的语录）

　　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就是毛泽东的政治遗言。周恩来是毛主席这份政治遗言的执笔者，他整理成文稿后，毛主席审定签字，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整个过程就证明，这就是他给自己缔造、建设的党的政治遗言。遗言认为，我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还不是彻底消灭了剥削、消灭了阶级，人民完全当家做主的完善、成熟的社会主义。首先，它还是阶级专政的社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列宁的这一基本理论、实践观点，来源于马克思

　　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职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21页）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得很明确，社会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阶级的无阶级社会：没有剥削、阶级，国家将自行消亡。毛泽东继承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与国家的学说，他在《矛盾论》第五部分里写道：“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毛泽东选集》第 1卷 329页）其次，它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理解这句话，前部分是举例子，不能就事论事的理解，重点在后部分的结论。还是工资制分配，还是政党执政，还是国家政体，确实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样的社会，显然不是彻底消灭了剥削、阶级的崭新社会主义，只能是雏形的很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6卷 572页）再次，严重存在资本主义倾向势力。“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而完善的、成熟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就没有资本主义倾向势力。《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6卷 572页）

　　毛泽东对这种“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的新体制中的旧的元素，并不是简单的否定它，舍弃它，而是“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在最终建成无剥削、无阶级，人民完全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还必须要它；没有它，就到不了“两无 ”、人民完全当家做主的社会，就到不了人们期盼了几千年的“ 大同 ” 社会。从资本主义变革到“两无 ”社会，还必须有这种经济、政治体制，用这种体制来过渡，这种体制就是变革过程中过渡性的体制。这里的限制，就是限制这种体制里的旧社会的东西，如做官当老爷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社会等级制度；如利润挂帅；如官尊民贱的观念等等。决不能字面理解为，限制八级工资制，按劳分

　　配，货币交换，商品制度等。毛泽东要求大家，“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认真读懂马列主义，从中找出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答案。毛泽东对成熟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一是没有也不会再出现剥削，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核心；二是没有也不会再分裂为阶级，因为已经消灭了剥削、消灭了阶级；三是国家基本自行消亡；四是政党基本自行消亡；五是社会荡涤了污泥浊水，基本没有丑恶现象；六是劳动者管理国家、企业、文化教育等。

　　早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组织理论学习小组集体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时就说过，“一百一十五页上讲到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总权利，这是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就没有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 ”。“总之，人民必须有权利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是由部分人管理，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最大的总权利，就是最根本的权利。同时，毛泽东要求大家 “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要求大家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找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切入点，找到怎样保证劳动者管理社会与经济发展权利的答案。只有这样，才能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结构与基本内容。首先必须有生产所有权的劳动者，才能理直气壮的当家管理企业、社会。其次，必须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劳动者，才有响当当的生产所有权。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在于：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以社会所有为主；其次是集体所有制；继续存在的个体所有制。二是生产方式：生产归生产者所有的生产方式。三是生产关系：自由人平等联合生产关系。四是分配方式：按劳分配方式的分配。五是企业管理体制：职工平等、民主管理企业体制。初级社会主义，可能要经过上百年时间的过渡，才可以成为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参见《毛泽东年谱》第4卷 266 页）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成功，光有生产资料的变更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并不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取决于政治，要看政权是否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要看执政党执行什么样的路线，路线决定一切。由此看来，马克思曾经提出的“ 与私有制决

　　裂、与传统观念决裂 ” 的“两个决裂 ” 的思想，还远远没有达到毛泽东的认识深度与广度。

　　在毛泽东提出进一步加强全党乃至全国人民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学习的要求之前，老人家还曾先后发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 的指示。（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6 卷 567 页）于是，就有了 “ 三项指示 ” 之说，它实际上也是毛泽东贯穿于对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要求，并成为老人家把握中国大局的三条不可动摇的政治底线。破坏者，必然遭到毛泽东的唾弃与追究。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两千八百八十五位代表出席。他们当中有产业工人、农民、其他劳动人民、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归国华侨的代表。工农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妇女占百分之二十二以上；五十四个少数民族都有代表参加；参加大会的还有十二名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许多代表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充分体现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反映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兴旺气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再次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 的号召。会议还听取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决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决定不再设国家主席。会议根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选举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等二十二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十二人为副总理，并任命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这次会议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到底的共同愿望，必将极大地激发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在我国的历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大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执行和勇敢捍卫新的宪法，努力实现大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

　　政，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大会指出，全国人民要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建立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设。要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争取提前完成国民经济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大会指出，当前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各国人民对于世界大战必须有所准备。大会强调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团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决支持第三世界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负的斗争。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二月一日，周恩来正式宣布“退居二线 ”。虽说他名义上还是总理，但国务院的事情，已经不再过问了。二月二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正式提出他退居二线后的国务院人事安排。由邓小平担任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始终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防止某些人利用全面开展整顿工作，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思想上所做的安排，就是在全国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的运动。毛泽东搞这个运动，是试图让全国人民理解，他搞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什么。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就多次讲过他的初衷和目的，但当时人们的兴趣在“打倒 ”和 “夺权 ”上，对于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个思想理论问题，反而没有人关注。因此，这次毛泽东向全国人民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他认为只要全国人民充分理解了他搞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和意义，那么就可以自觉地抵制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企图。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九七五年五号文件《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通知》，该《通知》说：现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 ”的重要指示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的署名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文中写道：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 “ 红色专家 ”。但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 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可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有时候“顺 ”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 ”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

　　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 ”像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 ”吗？“你们要刮‘共产 ’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来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 ”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 ”风。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 ”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做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造谣要刮“共产 ”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 ”这些“产 ”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而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 ” 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九七五年三月，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更直白地说了一些问题。张春桥说，主席对这次学习理论问题抓得很紧，语录中特别选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老人家说，“中国的资产阶级难于造反，就是因为我们强大的军队。”主席还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现在有的人把那股劲，用在打扑克和跳舞上了。我们主席这样高龄，《参考资料》两大本，天天都要读，文件批得很多。主席又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但他是跟着刘少奇的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

　　奖金，等等。”（参见《毛泽东全集》第 50卷 432页）这是主席在一九六九年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问题，但有一阵又恢复了。主席的话讲了，没有作用。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都有。不要以为主席说过了，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它有它的基础，到处都有。如果理论上不搞清楚，以为这些都是好的，分不清楚，他就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主席说：“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思想上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因为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这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首先谈到了既要反对经验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要安定，要团结。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 ”，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接着，毛泽东明确提出并一再着重强调了党内斗争的“三要三不要 ”原则，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6卷 582 页）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也是老人家对我们全党的告诫。这些话非常精辟，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我们党的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党的生命线，是国家大局稳定的关键所在。要搞马列主义，就是要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不能迷失方向，不能背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要团结，不要分裂，就是不要在党内搞派别性的非组织活动。要光明正大，就是办事要光明磊落，什么事都要放在桌面上大家讨论，公开透明，不搞阳奉阴违，不能对同志搞突然袭击，要遵守党纪国法，要遵守工作程序。只要能坚持做到“三要三不要 ”原则，那么即使我们在具体工作上出现

　　一些差错，它不会影响大局，也有改正的机会，决不会犯颠覆性的不可挽回的错误。毛泽东还说，这“三要三不要 ”原则（原出自毛泽东与林彪集团斗争时的南行讲话）是大家当时都同意的，是必须遵循的党的工作底线。谈话中还说，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老九（指知识分子）不能走。最后，毛泽东讲起三国时吴王孙权迁都的故事，并让叶剑英念了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表达了要老同志好好培养年轻人的意愿。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用心良苦的这番讲话是老人家给全党留下的政治遗嘱，是值得我们全党永远记取的宝贵遗训。

　　一九七五年七月，晚年毛泽东患眼疾开刀后未愈，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为其读古典文学名著。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与芦荻谈话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芦荻曾谈到，在这里毛泽东关注的是“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壁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不论怎么说，在毛泽东的解读里，《水浒传》已从革命的教科书变为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也由农民革命的领袖被打成了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毛泽东全集》第 52卷 36 页）当天，姚文元闻风而动，在起草的《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报告》中称：“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的真面目 ”，这对 “ 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毛泽东批示“ 同意 ”，表明正是他决策从 “ 思想路线教育 ”高度，发动全民评《水浒》运动的。就小说而言，毛泽东的评《水浒》运动，其锋芒所向，一是宋江 “ 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 ”，即架空晁盖，这属于组织路线层面；二是宋江 “ 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即招安投降，这属于政治路线层面。毛泽东大力倡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并要人们注意《水浒》中宋江的投降招安，导致梁山农民起义的彻底失败的这一反面教材，这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当时的思想逻辑的。毛泽东在这

　　里把《水浒》作为反面教材，其本意主要还是要人们从宋江招安投降导致革命失败的这一特定的历史事实中吸取教训，从而能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前进。

　　毛泽东把《水浒》作为反面教材来读，可能还有一个特殊的心理背景。我们知道，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接受招安，不是在当时客观形势对他们极为不利毫无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接受招安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辉煌的大好形势下自愿主动接受招安的。小说的这种描写，与毛泽东在六十年代以后一直思考和忧虑的课题，是很为一致的。毛泽东认为，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和官僚主义的社会结构。而这一切，在当时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滋生了不少欺压迫害百姓的大大小小的官僚，严重地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毛泽东还联系到我国农民革命的历史，注意到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在获得胜利以后，原来的革命者的革命热情往往就逐渐消退，革命意志往往就逐渐丧失，图安逸，求享受，直至最后完全违背原来革命的真正的目标，以失败而告终。这样的历代革命的悲剧，会不会在我们共产党人领导的经过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的大地上重演？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把《水浒》后面的宋江招安投降的描写作为反面教材来读。这大概也是毛泽东晚年爱读《水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毛泽东阅读《水浒》，如同阅读《红楼梦》等其他的古典小说一样，善于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视角不同，对事物的看法、人物的分析、问题的研究等着眼点和结果就可能不同。由于阅读的视角不同，理解不同，收效不同，所以，常读常新，百读不厌。

　　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读《水浒》眼光如炬，心细如发。未经金圣叹腰斩的《水浒传》确有两个主题，一是前半部的造反主题，二是后半部的招安主题，而架空晁盖正是两大主题暗转的关键性伏线。有人以晁盖死后好多日子才有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理由，认为“一百零八是日后的总人数，说的全部是健在的人物，早已当了神位者又怎能算在其中？故本来就谈不上屏与不屏 ”。这是过于拘泥小说的逻辑而未能参透毛泽东的心结。实际上，毛泽东晚年十分关注的就是自己身后的盖棺论定。后来，老人家与身边的同志有过谈话：“人生七十古来稀 ”，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 “ 盖棺论定 ”，我虽未 “ 盖棺 ”也快了，总可以定论

　　吧！他回顾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 ”，一是创立新政权，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越到弥留之际，后者在其心目中分量越重，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他的“盖棺论定 ”。毛泽东说：这事（指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 ”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 ”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参见《毛泽东全集》第 52卷 150 页）结合这段话就能明白，毛泽东之所以在宋江“架空晁盖 ”上大做文章，有两层考虑。一是遗产交接的考虑，尤其不能在文化大革命这一遗产上，让宋江修正了他的路线；二是盖棺论定的考虑，他最担忧的就是“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 ”的结局。在他看来，晁盖即便归了神位，也应是梁山泊的“不祧之祖 ”，这才是毛泽东“架空晁盖 ”论的内心纠结。

　　八月十五日凌晨，姚文元向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徐光霄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立即布置落实出版任务。接着，举国上下立即掀起了“评《水浒》、批宋江 ”运动。八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为竺方明的文章《评水浒》，文章在一开头就推翻了过去对《水浒传》的评价：《水浒传》是一部“歌颂农民革命斗争 ”的小说吗？否。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水浒传》是一部 “ 革命教科书 ” 吗？否。它是一部反面教材。文章将宋江定性为“古代投降派 ”，并借用鲁迅的评语：“一部《水浒传》，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 ’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除此之外，文章从虚拟人物联系到了现实，“宋江，是古代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一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6卷 603页）

　　与此同时，邓小平一上任，就“巧妙 ”地从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底到一九七五年初的一些讲话中，抽取出其中的“三项指示 ”，号召全党全国的工作，要以毛泽东的这三项指示为准绳，即所谓“三项指示为纲 ”。邓小平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后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邓力群等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

　　神，撰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写道：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邓小平这里说的毛泽东的第一条指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 ”，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运动。邓小平名义上借用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办的是他想要办的事情，在各个领域普遍搞符合他的意愿的所谓“整顿 ”。一九七五年十月，邓小平又开始把教育部门也列入整顿的行列，他的一些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要求邓小平牵头，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遭到邓小平的婉言相拒。毛泽东立即决定停止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让他专管外事。

　　从表面上看，“三项指示为纲 ”似乎在落实毛泽东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实际上它是在实施偷梁换柱的“ 障眼法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梁效、任明的文章很有针对性地鲜明提出，“三项指示为纲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攻击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暗指邓小平），肆意歪曲和篡改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提出 “ 三项指示为纲 ” 的修正主义纲领，他们所否定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理。毛主席最近指出：“什么‘ 三项指示为纲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泽东全集》 52卷 67 页）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对“三项指示为纲 ”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力的批判，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它的修正主义实质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三项指示为纲 ”是以折中主义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修正主义黑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毛主席先后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作了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还深刻分析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

　　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特别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产生这种危险的社会根源是旧社会遗留的痕迹，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的指示规定了我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的重要政治任务。我们只有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放在首要地位，才能牢牢把握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第二，“三项指示为纲 ”是对毛主席二十多年来一贯教导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就是认为阶级斗争 “ 是历史的直接动力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卷第 189 页）。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社会矛盾。因此，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各条战线的工作，都必须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纲。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展，才能保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所谓“三项指示为纲 ”，把这也做纲，那也做纲。实际上，就是不要阶级斗争这个纲，就是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不承认党的基本路线，就是要用修正主义路线代替党的基本路线，也就是以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为纲。

　　第三，“三项指示为纲 ”是对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指示的蓄意歪曲。它把安定团结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以安定团结为幌子，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毛主席指示的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篡改为以安定团结“ 为纲 ”。“为好 ”和“为纲 ”，一字之差，却区分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安定团结，这是革命的需要，是我国亿万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我们说的安定团结，是建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安定团结。这种安定团结，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实现。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

　　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 434 页）毛主席最近的指示中也强调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离开了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定团结。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故意把毛主席关于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篡改成 “ 以安定团结为纲 ”，这就成了 “ 团结 ”就是一切，一切为了“ 团结 ”。这样，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等等，就统统都不要了。结果，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结的原则，就被偷换成林彪一类贩卖的 “ 和为贵 ”的孔孟之道和阶级调和、阶级投降的黑货。事实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边喊着“安定团结 ”，一边炮制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取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根本上破坏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实现革命团结的基础，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他是妄图借用安定团结的口号，来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

　　第四，“三项指示为纲 ”是对毛主席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的蓄意歪曲。它把经济和政治平列起来，贩卖唯生产力论，否定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但是，我们发展国民经济，是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供物质基础，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并在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把这样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搞上去，必然要遭到资产阶级的破坏和反抗，因此，也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办到。正如列宁所说：“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 442 页）离开党的基本路线，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经济建设就一定要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以发展国民经济为“ 纲 ” 的口号下，大肆鼓吹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煽动人们刮“经济台风 ”“业务台风 ”。他们的这一套，就是老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的翻版。他们关心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假，其真正目的，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引诱人们去搞生产挂帅、业务挂帅，忘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以便他们乘虚而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

　　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

　　综而言之，“三项指示为纲 ” 的要害就是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绝非偶然。……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一旦重新上台，掌握党和国家的一部分领导权，就要老调重弹，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搞反攻倒算，搞复辟倒退。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用折中主义的诡辩手法，把他们过去鼓吹过的早已破产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等破烂货色改头换面，拿来重新兜售，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正是在“三项指示为纲 ”的修正主义纲领下，教育界、科技界和其他方面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一个个跳出来，大肆散布奇谈怪论，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无产阶级发动全面的进攻。他们这也要“扭 ”，那也要“扭 ”，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一项一项否定掉，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个一个砍杀掉，把社会主义方向“扭 ”成资本主义方向。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公开说什么“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 ”。一语道破了真谛：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 “ 三项指示为纲 ” 的全部目的。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我们必须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有足够的认识，百倍地提高警惕。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教导，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彻底批判 ”三项指示为纲 “ 的修正主义纲领，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

　　第四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五年十月，毛泽东改用毛远新当联络员后，了解到一些以前被各级官员 “ 层层过滤 ”掉的真实情况。毛远新开始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后来，以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四号文件下发《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中的主要内容，就是毛远新所整理的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的指示。全文如下：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

　　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

　　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 ”。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点大，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画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

　　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做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 ”，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 白猫、黑猫 ”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 “永不翻案 ”，靠不住啊。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参见《毛泽东全集》第 52卷 66页）

　　毛泽东的这些指示，集中地体现了老人家的晚年思想，主要想要说明四个问题：

　　（一）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几点原因：（ 1）解放后我们建设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 ”，工资分等级，按劳分配，这些跟旧社会差不多。这是中国很容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基础。（2）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农民想继续革命，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一部分党员因为做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不想继续革命了，甚至反对革命了。（3）文

　　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是针对那些不想继续革命、只想保护自己利益的党员们的革命。搞阶级斗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已经重复说过多次，这次他再次重申：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他又指出 “走资派还在走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打倒“走资派 ”，而“走资派还在走 ”，这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走资派 ”并没有打倒，他们还在“走 ”。这是毛泽东间接地承认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他寄希望于他的接班人，把继续革命坚持下去。

　　（二）对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与错误，毛泽东做出以下分析：（ 1）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2）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 ”和 “全面内战 ”。（3）文化大革命可以总结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4）因为文化大革命革到一部分党员头上了，所以他们就要反对。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也就是要对文化大革命翻案。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承认：文化大革命有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 ” 的关系，而是有“ 三分错误 ”。三分错误是相当严重的错误了，毛泽东本人也一直在试图纠正这个错误。毛泽东看到，党内高官们对文化大革命是十分不满的，要对文化大革命“算账 ”的翻案势头很强烈。所谓翻案，就是彻底否认文化大革命，或者是“倒三七开 ”。因此，毛泽东试图在承认文化大革命有错的基础上，给这场革命下一个“三七开 ”的结论。不过，毛泽东自己下这个结论并没有意义，这个结论要由他的接班人来做，这样才是给毛泽东和他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盖棺定论 ”。因此，毛泽东曾试图让邓小平来给文化大革命做这样的结论，但被邓小平回绝。

　　（三）关于教育体制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工农兵大学生等新教育体制，遭到以教育部长周荣鑫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的指责和批评。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搞的教育体制改革“改糟了 ”，要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状态。为此毛泽东反驳了这些人对新教育体制的批评，他指出如下三点：（ 1）不要迷信大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毛泽东举例孔子、刘邦、朱元璋，还有高尔基、恩格斯、列宁等人，用来证明 “ 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 ”。（ 2）一些人上大学的目的，是

　　不想和工人画等号，想要做工人贵族。所以要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防止一些人试图通过上大学来“ 当工人贵族 ”。（3）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必要的，不改造有些人要变坏。

　　（四）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从五个方面批评了他：（ 1）批评邓小平不抓阶级斗争，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2）批评邓小平不管思想路线的实用主义“ 白猫、黑猫 ”论。（3）批评邓小平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并称邓小平说的“永不翻案 ”靠不住。（4）批评邓小平的工作作风，说邓小平不和别人谈心，人家不敢和他讲话，这种领导作风是大问题。（5）指出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自从重新启用邓小平以来，这是第一次用严厉的口吻批评他。促成毛泽东严厉批评邓小平，不仅是来自毛远新的汇报，还有其他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邓小平试图策反上海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结果失败。马天水把相关的事情汇报给了王洪文等，并提供有关材料抄送毛泽东，使毛泽东感到邓小平在下面做手脚，这是要挖的他“墙角 ”；第二件事是邓小平鼓动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告状毛泽东的“梁效 ”写作班子的负责人迟群和谢静宜，这又使毛泽东感到邓小平要拆他的“ 台 ”。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泽东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先看写告状信的动机。一般来说，写告状信都是一个人的个人行为，刘冰他们以为四个人联名写告状信，人多力量大，没想到这样反而露出他们 “动机不纯 ”的马脚。下级告状自己的顶头上司，除了被迫害，被逼无奈之外，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看到上司的地位不稳了，快倒台了，这时趁机告状，把上司扳倒，自己取而代之。刘冰等人的告状动机，应该是这第二种情况，看到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多次批评，所以趁机状告迟群和谢静宜，一举打倒这两个人。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看到，刘冰等人要打倒的不仅仅是一个迟群，而是像迟群那样，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台的一大批造反派干部，他们要把造反派干部全部打倒。所以毛泽东说： “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 ” 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 ”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化大革命，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的人来做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化大革命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 ”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然而邓小平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 ”之人，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 ” 由他来写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促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 ”。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也是他始终坚持的政治底线。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迟群鼓动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上书毛泽东，状告教育部长周荣鑫。毛泽东在该信上批示：“先做调查，然后讨论一次。”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二十六号文件，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该文件说：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年谱》第 6卷 629页）在教育界，尤其突出。教育部周荣鑫同志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并且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因此，清华大学这场斗争，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中共中央要求将《报告》下发到大、中、小学校的党支部。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就轰轰烈烈地正式开始了。

　　此前的十一月二十日，较大范围的“打招呼会 ”正式召开，参加者为全体在京政治局委员，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等。会上由邓小平宣读毛泽东审批的《打招呼会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主要内容如下：（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和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 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 ”“十大 ” 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政军各大单位负责人。（《毛泽东年谱》第 6卷 625页）

　　十二月二十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 “ 检讨 ”。邓小平这次的 “ 检讨 ”，只留下了一个会议记录。在检讨的开场白中，邓小平说：“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接着他说：“先谈谈我的思想状态。在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有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邓小平“检讨 ” 中说的是坦诚的心里话，他坦率地承认，他“犯错误 ”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八年被打倒没有工作，而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问题。会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并随信附上了他这次

　　“ 检讨 ” 的记录。毛泽东当时没有作任何批示。但是，对邓小平进行批判和 “ 帮助 ”的会，还要继续开。（《毛泽东年谱》第 6卷 625页）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第二次“检讨 ”。这一次邓小平做的是书面“检讨 ”。其内容与上次大同小异，只是根据别人提的意见，加上了一条：“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 ’这样重大问题，没请示主席，没提到政治局讨论。”作完这次“检讨 ”后，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再一次提出“ 面陈 ” 的要求，毛泽东没见邓小平。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两次“检讨 ”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讨论。”这个批示的意思已很明显，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检讨 ” 仍不满意，让大家继续进行 “ 讨论 ”。不言而喻，继续 “ 讨论 ”就是继续批判。（《毛泽东年谱》第 6卷 634页）“反击右倾翻案风 ”运动，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发起的一场群众运动，也是他最后的战斗。建国后，毛泽东发起的群众运动，大大小小有几十次，唯有“反击右倾翻案风 ”用了“反击 ”一词值得深思。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是保持了一份冷静。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当然一定就要批判谁。但是，他实在是年事已高，实在是不愿意把自己精心安排的意在“平衡 ”的政治格局再次打破。联想到疾病缠身的毛泽东于此前不久八十二岁生日时，写给身患癌症的周恩来的绝笔诗《江山靠谁守·诉衷情》“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毛泽东全集》第 51卷 508 页）老人家似乎已经预感到，革命将要发生曲折，他和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夙愿将要“付与东流 ”。他问自己，也问周总理，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究竟“靠谁守 ”？这首词，字数虽然不多，但情感真挚，读来难免心碎，令人潸然泪下。

　　第五节由悼念引发的“四五”群体性事件

　　自一九七六年三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举行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甚至在南京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对此，四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紧急研究对策。会后毛远新把会议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毛远新的报告写道，“主席：四月一日晚，政治局讨论了几件事：（一）当前全国各地流

　　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二）今年五一节的活动。讨论结果，五一节的活动今后可以改革，一年搞一次（国庆节）即可，但今年改变不利。当前国内外敌人都说我们乱了套，要钻空子。今年不搞影响太大，还是按去年的办法不变。建议邓小平同志不出席，其他政治局同志尽量都出席。（三）三月初《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传达到县团级，是否可以考虑下一步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上述意见当否，请主席指示。”毛泽东对毛远新的报告圈阅同意。

　　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该《通知》写道：毛主席已圈阅。（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但很快北京的相关形势发展就超过了南京。自从三月十九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恩来献了第一个花圈之后，送花圈的人越来越多。三月三十日，第二炮兵后勤部的二十四人联名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了第一个来自军人的花圈。三月三十一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圏已达百余个，诗词、悼文也迅速增加。四月二日，北京市各团体、机关、街道先后传达了中央文件《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北京市委也作出紧急通知：“南京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天安门也有反革命捣乱。清明节送花圈是旧习惯，应当破四旧。大家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不要送花圈。”北京市委的《通知》不但没有起到灭火作用，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四月二日以后，去天安门广场的人数骤增，活动也更加激烈了。四月四日清明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曾一度聚集了数十万群众。

　　据后来公布出来的毛远新笔记，记录了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会议的讨论情况，以及他写给毛泽东的报告。毛远新于会议期间的主要记录如下：华国锋：“今天晚

　　上研究一下。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很恶毒的，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煽动群众打架”。吴德：“在纪念碑前送花圈的两千零七十三个，单位一千四百多个单位次，有的不写单位，有的冒充某单位。花圈大的有六米直径。送花圈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送花圈比较多的单位，都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这次利用清明节跳出来搞，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要追查谣言，深入进行批判。”

　　毛远新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照实情写道：主席：四月四日晚，政治局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情况。几天来，向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送了两千多个花圈，大的有六米。去的人每天有几万人，四月三日达二十万人次。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 ”。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明，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现场，这几天已发生五十多起反动的案件，民兵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多人。这样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的。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 “批林批孔 ”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 ”就是揪总理（上海马天水的揭发）。邓小平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

　　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了，就抬出总理做文章，说“反击右倾翻案风 ”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这次敌人活动地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

　　当然，送花圈的人多数是受人挑拨煽动，出于对总理的怀念，有的工厂的工人可以把《总理遗嘱》背下来，边读边流泪，是上当受骗的。但在清明节（这也是孔老二的一套）这样大规模地集中搞，显然有人在策划。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不起。但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 ”，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在北京，第一，继续发动各级党组织作好群众的工作，揭穿谣言，教育群众不要上当。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节 ”前搞一次大的反击。第二，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目前已准备了五千人），向广大群众做宣传、教育，打击暴露的反革命活动。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破案，目前已抓了十几个在天安门搞反革命宣传的人。第三，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向干部战士讲清当前斗争的实质，防止敌人挑起更大事端。特别是八三四一部队，应向全体战士传达主席的重要指示，讲清当前天安门前是什么事，不能只看成是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而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否则一旦有事，战士可能同情闹事的人，甚至出现匈牙利事件那样，部队不愿意向反革命进攻。第四，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政治局决定，鉴于纪念碑前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狂，从今晚（四月四日）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估计会有人捣乱，已调了三千民兵在广场周围，卫戍区一个营在二线准备，尽量不用部队出面。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截至目前（四月五日晨五时），在五千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把周围保护那个反革命分子的一百多人集中起来，进行教育，肃清流毒。其中二十多人身上都有反革命的传单、材料。群众基本走散，现场正在清理，花圈都送到八宝山，进行得还顺利。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 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 ”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武斗。这样安排如有不当，请主席指示。毛泽东看了毛远新报告后，圈阅表示同意。

　　四月五日政治局继续开会，毛远新做了会议记录并于四月六日向毛泽东写了政

　　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汇报报告。该《报告》如下：主席：四月六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同志介绍情况的要点如下：今天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两百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四千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四月五日）他们早上六点就来了，提出（一）要花圈；（二）要战友。碰见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伤一百六十八人，重伤十五人，已送医院抢救。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楼（现场市委指挥部）。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战士、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三十八个人。前三天捉了三十九个，大部分都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刘传新同志说，这次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主席（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诵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轻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乎我们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他们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部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民兵、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民兵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卫戍司令吴忠同志说：现已准备了三万民兵，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有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

　　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下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被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人全烧死。楼上有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从后门跳窗户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矛盾。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都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取胜。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 ”。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支。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动枪。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准备不足不行。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6卷 645页）毛泽东在毛远新的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四月七日上午八时五分至九时十五分。毛远新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四月六日北京市的情况，记录的谈话笔记如下：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现在性质变了，应还手了，并配备了木棍。主席：“谁人建议的？陈锡联？”毛远新：“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同志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主席：“好。”毛远新：“ 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就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

　　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主席：“嗯。”（点头）毛远新谈到政治局六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国锋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中央发个文件。主席：“公开发表。”毛远新：“登报？”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吴德讲演等。”毛远新：“市委报告不发了？”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毛远新：“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主席：“嗯！”（点头）毛远新：“ 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毛远新：“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主席：“是的（点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挥手）毛远新：“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主席： “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约苏振华，叶（叶剑英）不找。”毛远新： “ 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毛远新：“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主席：“对。”毛远新：“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主席：“快（挥手），谈完就来。”（《毛泽东全集》第 52卷 132页）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该《通告》指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该《通告》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关于政治局开会讨论处理天安门事件之事，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记述道：在这期间，毛泽东的病情更加沉重。据张玉凤回忆：“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支撑着他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或躺下休息，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张玉凤又说：“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也不见

　　人。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这时能常到毛泽东那里去的，就是毛远新。张玉凤说：“凡是毛远新每次要见他，主席总是很快就见。毛远新反映的问题，主席也喜欢听。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 四月五日凌晨五时，毛远新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的。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毛泽东当天圈阅了这个报告。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保留党籍 ”的意见，多少反映出他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的复杂心态。毛泽东还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遭受不测。（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6卷 647页）

　　关于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议，是毛主席不把权力交给“ 四人帮 ”的重要措施。那时，上海已经贴出大字标语“拥护张春桥同志当总理 ”，毛主席批评了这个问题，让上海赶快把这个标语拿掉。关于四月七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毛远新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朱老总、叶帅、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朱德、叶剑英、李先念也通知到会。苏振华前几次的会议都参加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出席四月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于是，政治局会议直等到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都到达后才开始。政治局通过决议后，由毛远新拿去请毛主席批示。很快，毛远新就回来了，说毛主席已经批准。虽然群众当时很难被说服，但毛主席还健在，他老人家的威信还很高，市委在机关、厂矿、学校又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北京市的社会秩序、状况才稍有平息。

　　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工农兵通讯员 ”的通讯《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报道了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该《通讯》写道：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

　　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水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中午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 ”。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好几个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的汽车，一共四辆。四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还狂妄地说：“现在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 ”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这伙反革命分子所谓反对“秦皇 ”，完全同林彪

　　反革命政变计划《五七一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 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 ”。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他们非常孤立，不得人心。晚上六时半，吴德同志的讲话广播后，广场上过路围观和受蒙骗的群众绝大部分都很快离开。但还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继续顽抗，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又贴出了一些反动诗词。

　　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气大振，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队，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有力的反击。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广大革命群众拍手称快，全市人民热烈拥护，一致赞扬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革命行动。

　　四月十三日，由毛远新将以北京市公安局名义搜集整理的所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送毛泽东一阅，老人家认为天安门事件已经解决，不想再扩大此事，因此写下“ 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参见《毛泽东全集》第 52卷 136页）

　　据毛远新后来回忆说：主席进入一九七六年后，除了“您好 ”之类的一些生活用语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他讲的确实谁都听不懂了。但主席的头脑还清楚，所以就用手写。关于主席常用手写，我讲几件事情：（一）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他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 ”，安心做副手。主席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对主席这句话中的“遵义会议 ”，我根本听不懂，这句话就是他用手写的。（二）关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

　　件的“性质 ”和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也都是主席用手写的。（三）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华国锋见主席时，主席对华国锋说的那几句话为什么用手写？还不是因为华国锋听不懂嘛。按理说，华国锋长期在湖南工作，还在湘潭工作过，他应该听懂主席的湖南话。正因为华国锋听不懂，主席才把这几句话极普通的话“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毛泽东全集》第 52卷 142 页）用手写出来。（四）一九七六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 因此 ”“所以 ” 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我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 “黄猫、黑猫 ” 中的“黄猫 ”，改成“ 白猫 ”。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 ”呢？因为我查了邓小平的原话是“黄猫 ”。我说的这些，在档案中应该都能查到，主席给我用手写的文字有一大摞。因此，我说主席进入一九七六年后，他虽头脑清楚，但他说的话，绝大部分谁都听不懂了，这确是历史事实。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等人，写下“ 国内问题要注意 ” 几个字。（《毛泽东年谱》第 6卷 649页）这是毛泽东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生前作出的最后一个指示。“ 国内问题 ”指的是什么呢？毛泽东没有具体说明，也没有体力和精力具体说明，只能让华国锋自己去体会。此后，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多数时间处于半昏迷状态，已经无力再作出任何指示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这对于中央高层来说，一点儿悬念也没有，当天就公布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宣布毛泽东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也早就准备好了。《告人民书》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

　　们党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经过曲折的道路，发展成为今天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同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三百七十五人组成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九月九日至十八日，全国各地下半旗志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九月十一日至十七日，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的吊唁仪式，中央领导人为毛泽东守灵。九月十八日下午，百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华国锋在悼词中说：“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做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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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飚|《毛泽东时代研究》第四册第十一章党的十大与批林批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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