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平日默默无闻的西北小城嘉峪关市，突然跃居风尖浪口之上。倒不是因为啥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而是因为一位W大选调生的“小作文”。文章流传开后，不少人开始附和，同意文章对嘉峪关市“闭塞”“落后”的评价，并开始赛博共情，对所遭受的“苦难”深表敬意和理解。在他们眼中，这位有高学历、爱好文艺的文章，仅仅因为一肚子“委屈”，就成了“为民请命”的圣徒与苦行僧，着实令人感到困惑。
不过，在小作文引起热议的同时，这段时间也有一部《我的阿勒泰》热映。两者同样以西北为题材，热度同样不相上下，其中的价值旨趣，却堪称天壤之别。阿勒泰被塑造为天堂、流淌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而嘉峪关却被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批判成“监狱”“牢笼”。更可怕的是，同一批人，前脚对西北的阿勒泰心驰神往，后脚就开始对同属大西北的嘉峪关吹毛求疵、群起而攻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违反常识的割裂与矛盾。我们不得不问出这么一个问题，这种“精神分裂”是怎么来的？
这在城市小资当中，其实并不罕见。他们有两个故乡，一在现实莺莺燕燕的生活中，一在由滤镜和调色构成的“远方”中。在如同坐牢的日常生活里，虽有下班后的娱乐活动作为调剂，但根本上无从缓解被“压迫”的痛苦。他们的工作很多不是在为人民服务，也不是体力劳动，因此体会不到，那种将生命融入历史长河的宽阔，将个人意志运用于改变世界的豪迈。
因此，挑选“精神原乡”就变得有超越平庸的意义了。原乡越是偏远，越是罕有人知，便越可以被随意想象，寄托生活中的哀思和不甘，显示出小资的卓尔不群和非凡格调。
这在近年来的文艺作品中已早有端倪，中国早就被想象的无孔不入。东北是没落的贵族，同时负责幽默和土俗。东南、华南是一等一的富贵风流之地，盛产霸总、浊世翩翩佳公子和哭哭啼啼的美少女。中部几省分得苦难与内卷，以及坑蒙拐骗的边缘人形象。西南的川渝则以美食、地貌闻名于世，还以幽默而风趣的地方方言，自带“黑色幽默”的 buff 。
这二十年来有影响力的文艺作品，本质上，无非就是这几大投机取巧的“流派”轮番上阵的结果。影视工不停地在各种媒介中娴熟地制造代表地区的文化/消费符号，生产出本地人其实并不认可的“精神故乡”，进而成为集体层面已然为“真理”的标志。而新一代则照单全收，进一步强化集体认识，成为区域内维系凝聚力的工具。
上海有讲食利阶层发家史的《繁花》，东北自然有反映一代人历史伤痛的《漫长的季节》，重庆独特的城市景观和市民文化必定会催生出《疯狂的石头》，河南也会有直面民族苦难的的《1942》。旁及其他的艺术形式，石家庄摇滚，东北二人转，等等等等，这个名单可以列很长。
中国广阔的自然地理和多样的风土人情是天然的艺术宝库，也就有琳琅满目的文艺创作母题和样式。观众们从中体会、领略异域风情，想象他者，在此之中完成对国家的建构。一年又一年，由想象变成“真实”，由影像走入世界。
但是，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西北缺位了。这也就方便他的形象被人随意下定论。
作为地理大区的西北，虽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地貌和景观，也有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历史上也不乏文化上的代表人物。但是，随着新世纪以来第五代导演作品风格的改弦易辙，八九十年代之后西北文学的没落，近二十年里，这片土地再也没有诞生出有影响力，能反映区域风貌的文艺作品。
当然，这有西北地域极为广阔，文化风貌极为多样的原因。受此影响，文艺创们很难能提炼出一个可以代表“西北”的艺术形象，甚至要提炼一个省份都很难。生产文化工业品也就无从谈起。也就更不能巩固“西北”在文化舆论场中的话语权了，更不用谈西北地域民族、经济方面的原因了。就算是旅游大热门地新疆，北疆和南疆在宣传影响上也有显著差别。
因此，西北就成了可以被随意想象的弱势方，因而有了复杂的面貌。在他们对西北的印象中，经济上的贫瘠和地理的辽阔同并驾齐驱，厚重的历史和落后的现代并行不悖。这两组价值取向，如同跑马灯一般在他们的脑海中驰骋。精神上有何种需要，就将其塑造成什么样。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生活，那里就有什么样的生活。
同样，美好的想象也需要对应着，不太美好的厌恶及排斥，两者都有，这种爱恨才显得完美。我们用一句不太礼貌的概括这种心理，与其提升自己，不如指责他人。
我们都见过不少这样的人。部分小资产阶级那边的朋友，整天忙着“人前显贵”，想着在朋友圈、小红书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又不可避免的必须“人后受罪”，过着有些在他们看来极为庸俗的打工生活。想要逃离“现代生活”，看到《我的阿勒泰》便会对北疆的阿勒泰心驰神往。哪怕本人并没有过过游牧生活，却对蓝天白云、骑马赶场情有独钟，以此下饭就酒，想象有一个可以接纳、安慰自己的子宫。而对路程过于遥远、甚少有人踏足的南疆，有关朋友们，只能视为“鸡肋”，开始生产刻板印象，给他们打上“贫瘠”“落后”的烙印。
对于甘肃，他们也是如此一番精神分裂的操作。与新疆相比，甘肃省不够边缘，去那则没有异域风情可言，也就没有如同西藏、青海那般展现自己“青眼有加”的空间。甘肃而不够遥远，也就没有了知识分子被“放逐”之后，表达自身“有钱有闲”的空间。而甘肃又不够“发达”，经济发展水平与东南沿海的发达城市、中部的省会城市相去甚远，他们从中无法获得优渥的待遇。这样，他们就既不能浅薄的想象，也无法过上想要的生活，分裂就来了。
想象归想象，一旦体验真实的生活之后，就开始了二极管一样的排挤和痛恨。这种走马观花般的“精神游客”的真实面貌，也就展现了出来。方才那位写小作文的朋友，身为兰州人，在武汉上学。却又极为欣赏广埠屯、街道口的奢华生活，在她看来，武汉的tony老师身上都有些魔力。哪怕有了个市直单位选调生的身份，一旦过不上“大漠孤烟”“策马奔腾”的侠客生活，马上原形毕露，开始怒骂什么错都没有的嘉峪关市，以极为低俗的词汇指责生活欺骗了他，甚至突破了人类的底线，连着自己一块侮辱。
顺着在小作文里，将自己的浅薄强加给全国的人民群众。自身无法接受自身，只能是转移话题，用攻击他人的方式缓解焦虑，释放痛苦，来塑造自己“为民请命”的正义形象。这和小资的精神画像无比的贴合，爱和恨都极为热烈，也无比的分裂和尴尬。
不仅如此，他们还特别擅长旁征博引，生活中忙着“格调”和“内涵”，文字里也必须谈一些优雅和从容，来掩饰这种因为不着实际而产生的分裂。我们本以为会援引何方大神的言论，来佐证自己的正确与理性，或者是指出嘉峪关市何种对不起自己的举动，但是，一句也没有。相反的，是如何论证的“远方”的呢？她反复列举网络歌手的歌词，堆砌一些矫揉造作的词汇，既证明生活的荒谬绝伦，也反映远方的美好和高贵。既不成系统和体系，也无从论价值和意义。
最为可笑的是，我们的萨特也无故躺枪。这位上过天安门的法国哲学家，居然被这位作为结尾，用来卒章显志了。这也是文青们的通病了，不仅选择性描述中国，甚至连外国人都不放过，拿着一起指指点点。
萨特身为欧洲真正的左翼知识分子，法共的同路人，偏偏只被人看上了他战后在花神咖啡馆、巴黎社交圈里的优雅生活，他奋笔疾书奋战一生的高尚情操，反而被有意忽略了。同样，要他们真正理解西方现代哲学的生产背景，过来给人民群众上上课，却又没那个本事，话都说不清楚。这都说明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及思考方法，无不是肤浅的、片面的，一切都为了将自己与他人隔开。他们的价值不是通过踏实的工作获得，而是拼了命找一些符号打扮自己，无异于画饼充饥、东施效颦了。
这要是城市中产的自娱自乐，倒也没啥太大的问题。但是这种处处可可见荒谬与无聊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扩大化之后，就不太妙了。学生不思在学校里培养生活的基本技能，整天想着美酒与佳人，诗和远方；公务员不思如何替被牺牲的西部人民努力工作，给人家要个尊严和权益，反过来借着一个在发达地区上过学的身份，批判社会对自己无中生有的“不公”。这必然会培养出对真正的社会议题毫无兴趣的纸片人，他们虽有个光鲜亮丽的身份，但身段轻柔，形象淡薄而空虚。
我们的社会里，有为数众多的人受到了他们的影响，生活只是为了一堆可有可无的消费品和空虚的意境，不惜背债、卖身，甚至上演“人格分裂”的戏码。这不，这位估计是从学生时代就“小资”化了的同学，一旦过不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立马怒火攻心，愤而割席。虽说个人决定，咱们不太好横加指责。但是考虑到她的身份，以及做出这个决定的方式，不免令人对小资文化感到担忧。
他们爱人民嘛，当然不是。他们爱学术嘛，可能也不是。小布尔乔亚一无生产资料，二无社会地位，最擅长的就是一套堆砌符号的恶臭技巧。人前拼命展露对生活的热爱，人性的追求，对“自在”的心的渴望。热衷于一边过着极端个人主义的高端生活，一边替被“压迫”的人民高声疾呼。可一旦要到了自食其力、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就开始上演“叶公好龙”的荒诞戏剧。被戳破了伪装，自然恼羞成怒，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为了达到“完美”“无奈”的艺术效果，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导师、家人，也把他们写成了“与民为敌”的形象。这一套话术下来，可谓是无所不为。还好本人主动离了职，展现了一堆令人厌恶的恶臭话术，戳破了小资那层虚无缥缈的画皮，否则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继续倾慕这类“优哉游哉”的生活。
我们向往或轻柔曼妙的审美意境，或开阔壮丽的人生画卷。我们也深知，种种美丽而深邃的生命情感，应该建立于个人的脚踏实地与辛勤付出之上，不应该带有贬损、嘲讽的个人价值偏向。某些同志，明明是受益于城乡二元对立、东西部发展差异这两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不仅贪天之功，反过来还怒骂那些啥错也没有犯的土地和人民。
这让无数扎根边疆的教师、公务员如何想，这让无数背井离乡讨生活的人民群众如何想。此中的虚伪和恶心，也不必我们多说，好在她已经离开了，我们唯有送上一句祝福了：
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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