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陈雪飞老师的《社会安全与美国保守派领导人的政治编织术》一文。2024年7月18日，为期4天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密尔沃基落下帷幕，会议期间，特朗普被正式提名为2024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特朗普也将踏上第三次竞逐白宫之路。事实上自2022年底美国中期选举以来，特朗普总统候选人的地位便不断巩固，展现出“聚旗效应”。但为什么中下层白人选民要投票给一个代表中上层阶级的政党？陈雪飞老师指出，特朗普娴熟地挑动起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三代“沉默的大多数”社会不安全感的神经，将自己打造成社会安全的最佳保护人，同时在文化层面通过未经雕琢的词句、感情用事的表达与精致的知识精英划清界限，精明地展现出与下层民众的共情。而美国保守派领导人既坚持维护财阀利益又借助社会安全绑定“沉默的大多数”的政治编织术同样也深刻影响着自由派，如拜登任期内的多项政策不仅展现了特朗普主义的泛在影响，也显示了社会安全问题对当代美国政治的巨大塑造力。
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落下帷幕之后，特朗普正式宣布第三次角逐总统大位，为2024年大选蓄势待发。尽管此次中期选举没有出现预期的“红色浪潮”，共和党仅以微弱优势拿下众议院，且没有扳回参议院的颓势，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也多有折翼，但特朗普背书的254位候选人，胜出率高达85%。在特朗普的支持下，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的，年仅38岁、毫无政治经验的詹姆斯·万斯（James Vance）当选俄亥俄州参议员，成为特朗普打白人中产牌、抓住“沉默的大多数”的闪亮名片；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在艰难获选众议院议长后对特朗普的致谢感言，也彰显了“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对美国政坛的持续影响；而中期选举后，特朗普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地位持续获得巩固。
这一系列“聚旗效应”表明，特朗普俨然已经从当初的“政治素人”成功转型为一个“政治操盘手”，这不能仅仅归因于总统职位的政治优势，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特朗普颇具政治头脑。用著名政治心理学家玛格丽特·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的领导人特质评估（Leadership Trait Assessment）工具针对特朗普的公开演讲进行分析，会发现特朗普算得上是一位具有战略头脑的领导人。[1]这类领导人善于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确定可以实现的目标及其方式，决策比较灵活。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他以“政治素人”之身出人意料地战胜了精明老到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尽管在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败北，他却是历届总统竞选中获得最多选民票的共和党候选人；尽管目前他官司缠身，他却依然是2024年美国大选共和党内最具竞争力的候选人。这是用“特朗普冲动善变，缺乏政治经验，故而责任心低，决策混乱”[2]无法解释的，当然，也不能用“偶然”“机遇”“幸运”之类的说法简单概括。
事实上，特朗普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突破“保守派困境”的能力，他“既能要来富人的钱，又能拿来穷人的票”。尽管他并不致力于像英国新保守派代表人物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那样努力通过建立深入基层社区的强大网络，打造囊括上、中、下三层的樱草联盟[3]，但他颇为娴熟地挑动起“沉默的大多数”社会不安全感的神经，将自己打造成社会安全的最佳保护人，借此增加民众支持，塑造出持久的政治遗产。[4]不过，这种建基于“沉默的大多数”所遭遇的社会安全问题的政治编织术，倒不是特朗普的发明创造，而是美国保守派领导人的惯用策略，但特朗普的确是集大成者。
一、美国保守主义的复兴与“沉默的大多数”
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当选美国第37任总统，美国的政治周期从（新政）自由主义转入保守主义，让尼克松胜选的，是堪称特朗普右翼平民主义先声的“南方战略”。南方战略借助美国白人对民权运动引发社会变革的恐慌不安，在社会政策上追求“白人至上”，吸引白人选票，推动了美国的政治重组。不过，南方战略并非尼克松首创。1964年，被称为“保守派先生”的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代表共和党参加总统竞选，尽管他鲜明的种族主义立场最终令其一败涂地，但他史无前例地将民主党铁票区——南方五州转变为共和党的大票仓，由此成为南方战略的舵手。在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看来，南方战略的成功，不只是对1964年《民权法修正案》的应激反应，还是美国保守派对1930年代以来的新政自由主义的反击。[5]而南方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对“沉默的大多数”的识别、挖掘和整合。
莉莲·B.露宾（Lillian B. Rubin）的同名访谈录[6]让“沉默的大多数”变成了认识美国社会的“时髦”词汇，但其所指并非固定的某一类人，而是因时而变的。1970年代，“沉默的大多数”主要是指六七十年代经历过战后辉煌又感受到衰落的美国蓝领工人阶级，1990年代，这一名词开始涵盖专业技术人员和低层次的白领工，[7]2010年代，该词则指代地位不稳定的白人中产阶级。这些人群最大的共同点是，在种族问题上受制于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不会公开表态，但会用手中的选票证明自己的存在，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被视为美国保守派胜选的“中流砥柱”。1960年代末，尼克松发现，“白人工人阶级”深受经济不安全感和社会疏离感困扰，觉得自己身处被政府和社会遗忘的角落，更容易将其经济和社会挫败感转化成种族偏见，他们就是尼克松的战略顾问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所说的“正在崛起的大多数”，也就是露宾所指的“沉默的大多数”。于是，尼克松通过“仇恨情绪”与“安抚政策”两手并用，将这些民主党的拥趸成功发展成为共和党的忠实“粉丝”，成为自己1972年竞选的铁票。[8]尼克松之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gan）、布什父子和特朗普也都是这种旨在抓住“沉默的大多数”的南方战略的受益者。
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共和党的思想立场往往被标定为：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决策偏好也是对富人阶层的长期利好。那么，希望在经济和社会上有所改善的 “沉默的大多数”，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支持一个站在富人立场的政党？换句话说，共和党如何能协调对权贵阶层的忠诚与获取白人工人阶级选票之间的张力？
大量研究指出，共和党应该为美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恶化承担更大责任。[9]在《美国的政治经济》一书中，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道格拉斯·希布斯（Douglas Hibbs）通过比较两党宏观经济政策指出，收入差距在民主党执政时期缩小，在共和党时期扩大；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可能追求扩张，更可能冒通胀风险，共和党则更倾向于利用紧缩政策解决通胀问题。[10]其结果就是，民主党时期能够创造更多就业，给穷人带来更多好处，而共和党的抑制通胀政策对高收入阶层有益，对低收入者几乎没有帮助。[11]政治学者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和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在合著的《推特治国》中也反复申明，正是共和党拥抱财阀的政策令美国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峻。
追溯来看，尼克松还活在新政的尾声之中，起码还是个“红色托利”式人物，尽管运用“狗哨式”的种族主义主张，但算是个支持新政所承诺的“福利国家”政策的保守党。里根带着里根主义席卷而来，他因对共产主义的猛烈攻势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一笔浓墨，而作为保守的乡村中产阶级和东海岸之外商业利益的代表，他是新政自由主义的真正掘墓人。里根信奉“供给学派哲学”，认为给中产阶级和穷人减税只能非常有限地刺激消费，给富人减税却能促使其在储蓄和投资中发挥更为重要的角色。[12]在这一哲学观念的指挥下，里根将很大一笔联邦税负从大企业和高收入阶级那里转移给中产和低收入群体，他逆转了联邦政府新政以来对穷人资助的持续增长趋势。[13]继任的老布什作为温和的保守派一度想要呼应尼克松的举措，却打击了新兴的财阀统治。老布什没有成功连任，也许他的确是被抛弃的，因为共和党很快迎来了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革命军”。1994年，金里奇当选众议院议长，这是共和党自1955年以来首获众议院议长一职，他将共和党重整为向着财阀狂奔的列车，引领共和党贯彻“美利坚契约”，保护“创造就业机会”的富裕阶层。这也让小布什意识到“总统”并非财阀们贯彻自身意志的充分必要条件，所以他要回报自己的根基，将注意力集中在富豪们最痛恨的税种上，尽管他曾经尝试转向拉丁战略并初获成功，却终因不可能退出财阀联盟而失去拉丁阵营。[14]至于特朗普，他本人就是一个财阀，将里根奉为偶像，他对经济精英的接纳远胜小布什。
这样一个“财阀”政党如何获得“劳苦大众”的选票？学者们常常聚焦于共和党的文化政策，这的确有章可循。曾供职于里根政府的李·阿特沃特（Lee Atwater）表示，共和党人要在南方赢得选举，必须赢得高达70%的白人选票，这些人是“平民主义者”，他们在经济议题上是自由派，但在堕胎、平等权利等社会问题上多是保守派，共和党只要运作这些议题就有机会成功，关键是找到能引发低收入白人选民共鸣的语言，来解释有利于高收入白人的政策，比如让选民意识到减税令黑人所受之苦甚于白人。[15]这似乎正是共和党的竞选策略，利用种族主义激起白人工人阶级的怨恨，这种简单粗暴的种族主义虽非大张旗鼓，但却隐秘而持久。“福利”流向懒人，谁是懒人？阿特沃特的答案很清晰。总之，种族化和怨恨有利于保持白人选民的忠诚，即便财阀统治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共和党人将日益公开的种族主义诉求与不平等的经济政策结合在一起，将低收入白人和高收入精英整合在一起，强调种族化的群体身份有助于抑制选民对再分配政策的新需求，而精英对政党经济议程的把控则助长了不平等的趋势。[16]只是，种族主义是个政治不正确的议题，为此，美国保守派领导者为其穿上了“社会安全”的外衣，并借此牢牢抓住了“沉默的大多数”。
二、“沉默的大多数”的社会安全问题
露宾揭示了1960—1970年代美国工人阶级所经历的因为贫穷而失去安全感的种种痛苦，他们的家庭被贬低，他们的文化被轻视，一些人尽力维持不稳定的“安居生活”，努力做个“体面的穷人”，另一些人则以酗酒、暴力、自暴自弃来逃避困窘。这像极了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中所描绘的他外公和外婆的生活。万斯的外公和外婆是193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是“热心公益的一代”，或曰“公民一代”（即1910—1940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经历了战后美国的繁荣，并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但自1960—1970年代始，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些人的生活开始变得满目疮痍。万斯的外公不能接受这种落差，用酒精和暴力麻醉自己，但万斯的外婆坚忍地维持着最后的尊严，成为万斯的精神动力。[17]从1970年代起，露宾初访“沉默的大多数”；到20年后，1990年代她再访“沉默的大多数”；再过20年，到2010年代，万斯自传中的“乡下人”。其范围涉及从蓝领工人到低层白领再到破产的中产，三代“沉默的大多数”有着相似的“悲歌”。
要解决这一问题，显然经济是最终的根源，当代美国却往往落脚在文化上。露宾提到过文化的思路；万斯直接把文化视为重要的解题路径；帕特南在分析美国自1960—1970年代开始的 “下沉时代”时，也提到了文化的重要影响。[18]这多少能看到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影子。波兰尼用“嵌入式”概念反思经济理论，强调了经济问题事实上深嵌在社会关系之中。他指出社会灾难首先是文化而非经济现象，[19]正如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观点，“人们为之工作和奋斗的目标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不是机体对诸如单纯食物的匮乏这样一种外在的、未经文化决定的情境的反应”[20]。那么，此处又该如何理解“文化”的意义呢？对于三代“沉默的大多数”而言，首要的当然是经济地位的下滑，但令人们困窘的似乎不单纯是没法挣更多钱，更重要的是无法拥有稳定的生活、可预期的未来以及有尊严地活着。尊严包括自尊，也包括来自他人的承认、来自社会的需要感，这些东西共同构成一种安全的体验。就像波兰尼所说的，阶级的利益首先是社会性的，直接指向身份、地位、等级和安全。[21]本文用“社会安全”这一概念统摄波兰尼的观点，其主要包括身份认同能获得承认、社会地位能得到尊重、社会等级能向上流动、人身安全能获得保障等方面，它们共同构筑了社会安全问题领域。也正是上述社会安全问题领域令共和党针对白人选民的文化政策变得似乎顺理成章了。
“社会安全”问题的兴起，引发了广泛讨论。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安全与现代性带来的不稳定性息息相关，只有控制社会风险方可实现；[22]国际政治学者认为，社会安全是一种集体的认同安全，是与保持传统语言、文化、宗教认同、种族认同和习俗存续相关的体验；[23]有多学科背景的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探讨了心理学维度上的“不安全感”，将其归因于剧烈的社会变迁，人们因此不再认同传统的权威或价值，从而丧失了归属感，产生了普遍焦虑；[24]等等。简而言之，社会安全是人们基于稳定的社会生活而获得承认的主观体验，包含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反之，社会不安全则是因为不稳定的社会生活而经历“丧失”的主观体验。这种丧失包括经济上的，但更多是社会性的，比如身份、等级、地位的丧失。从美国的历史发展来看，白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一直在经历“丧失”；而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则不断在“获得”。通常而言，受到社会安全威胁的群体难免会经历文化贬损的过程，他们谋生的手段荒废了，生存的社会、政治条件被破坏了，他们要么在厌倦中死去，要么在放任中浪费生命和财物，他们的文化再也无法为之提供值得努力和牺牲的目标。无论对一个民族还是对一个阶级而言，后果都是自尊和道德水准的丧失。这些社会性的利益在一个国家内部纵横交错，一旦受到威胁，不同阶层的人就会不自觉地形成合力来应对。[25]保守派领导人正是借此稀释了经济问题的重要性，通过运作社会安全议题谋取“沉默的大多数”的支持。经济变化固然重要，但精英们成功地将其束之高阁，不能获得尊重的社会不安全感成为平民主义的触发器。[26]当然，矗立在三代“沉默的大多数”面前的，是一整个社会安全问题领域。对此，美国的保守派领导人形成了他们的一套社会安全策略，社会安全问题也因此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政策框架。
三、保守派领导人的“社会安全”策略
政治理论家科瑞·罗宾（Corey Robin）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生产、再生产并利用恐惧是美国政治经济统治的长期工具。[27]恐惧往往来自不安全的情感体验，一旦不安全源被定义为影响相当多人的集体问题，就很容易进入政策议程。政治领导人通常能在塑造集体威胁上发挥重要作用，[28]社会不安全感因此带有很强的建构性。在默里·爱德曼（Murray Edelman）看来，这是符号政治的框架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括定义事件的性质和解释事发的原因，它有助于塑造大众对事实的看法，以及对即将发生之事的期望。因为人们往往难以容忍模糊和复杂的情形，更易对极度简化和扭曲的符号做出反应，换句话说，更易受刻板印象的影响，因此政治领导人就可以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借助框架过程塑造大众认知进而影响大众行为，这尤其可能发生在人们无法适应现实而产生不安全感的情况下。[29]那么，美国当代保守派领导人是如何界定社会安全，如何解释不安全感的肇因，从而塑造“沉默的大多数”对解困方案的预期的呢？
很多学者将1960年代视为美国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正如帕特南所言，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美国多个方面的发展趋势都是一条倒U形曲线，从进步时代开始不断向上攀升，直到1960年代“伟大社会”的巅峰，在那之后，美国走向了下坡路，经济愈加不平等、政治愈加两极化、社会愈加原子化、文化愈加个人化。[30]而就在1960年代末，繁华盛景已现凋敝之势，美国的经济在衰退、城市在衰落、失业率激增、暴力冲突不断，整个社会安全状况极为糟糕，每年被逮捕人数持续增长，有犯罪倾向的未成年人不断增加。[31]这个转折是政治选择、经济政策、文化取向、社会意识等诸多因素交织互联造成的结果，但白人保守主义者更愿意将之归咎于民权运动。
作为南方战略的重要步骤，戈德华特将民权运动与街头犯罪混为一谈，意图激发白人保守派潜意识中对犯罪和黑人的恐惧，进而用“法律与秩序”重述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尽管他几乎失去所有黑人的选票，却为保守派的“社会安全”策略奠定了基础。“法律与秩序”也顺理成章地成为1968年尼克松的竞选口号，助其赢得了大选。当时，失业的青年男性黑人成为社会治安最不稳定的因素，尼克松在第一任期想以此为突破口避免社会失序，[32]所以曾决定采取有助于提升黑人就业率的“费城计划”——也就是“补偿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初步实施方案。不过，他还是从个人主动性出发，强调黑人得靠自己努力提升社会地位，主张不宜过于关注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的利益，[33]所以他对《民权法案》这一“冒进手段”颇为消极，认为这种强推种族平等之法必然以伤害白人积极性为代价，这将导致社会更不稳定。这种观点与白人群体在1960年代后半期积攒起来的失望情绪相互助推，[34]从而合法化了白人的恐惧心理——黑人获得的太多、太快、太容易，而这些进步正是以牺牲白人利益为代价的，其结果是民权运动并非改善而是恶化了美国的种族关系。当时，对民权运动最强烈的抵制，来自南部边缘地带的保守主义势力，这也正是尼克松所倚重的政治根基。因此，在种族问题上，尼克松小心翼翼地将经济议题与社会政治议题拉开距离，对种族隔离进行“法律”和“事实”区分，最终在1972年总统选举前放弃支持民权运动，并于1973年终止了“费城计划”。[35]尽管生活在新政的尾声里，尼克松还是擎起了保守主义的大旗，成为聚拢起第一代“沉默的大多数”之希望的人。
1980—1990年代，美国非洲裔移民大量增加，部分地区少数族裔人口的集聚导致白人比例明显下降，从而引发白人对补偿行动有越来越大的疑惧。因此，自1980年代开始，里根与老布什在种族问题上变得更加保守，这特别体现在对“补偿行动”的压制上，他们都坚持政府不养懒人。里根在竞选时就宣称，不能将机会平等歪曲成根据种族、民族或性别实施配额制，就业或教育领域的标准只能是能力和资格。[36]他在任上直接干预民权委员会的人事改革，促使其通过决议认定：配额制度否定多数族裔的平等权利，把白人群体变成了“新的受害阶级”。总之，补偿行动就是对白人的逆向歧视。[37]里根在各种公开场合反对补偿行动，制造舆论引导公众。老布什则通过否决新的民权法案等举措，来延续里根的这一政策。1980—199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有组织的反补偿行动的思潮，白人民众对这一行动满怀敌意，使之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38]到了1990年代中期，加利福尼亚州的209法案，更是吹响了各地“反补偿行动”的号角。里根和老布什聚拢起两代“沉默的大多数”。
进入21世纪以来，补偿行动越来越成为民权运动的纪念碑。小布什复刻了前几任共和党总统的态度，在公开场合表示不反对补偿行动，但不接受配额制，因为配额是在不公平地歧视其他族裔，特别是歧视白人群体，这必然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政府应该提供能让个体自助自立的政策。不过小布什一度想转向“拉丁战略”，打算实施惠及墨西哥人的“客工计划”，意图争取墨西哥裔的选票，但他也非常清楚，对于美国白人而言，拉丁裔正是他们在21世纪所面临的新威胁。根据2007年7月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数据，拉丁裔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客工计划”可能带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势必加剧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状况，这将是美国工薪阶层的梦魇。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正如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汤姆·坦克雷多（Tom Tancredo）所言：“无论合法还是非法移民，在就业、学校、医保、环境、国家安全上，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比所有这些问题加在一起还要严重的是：对文化的威胁。我相信我们正处于文明的冲突之中，总有一天，移民文化会在某些方面取代美国文化。”[39]上述疑惧以及来自党内反移民改革派的压力，最终让小布什将拉丁战略视为弃子，且在其任内签署了在美墨边界地区修筑隔离墙的法案，即《安全围墙法》。签署法案时小布什强调，该法案旨在控制非法移民的数量，有助于保护美国人民，让美国边界更安全。著名的保守派分析人士肖恩·特伦德（Sean Trende）指出，即使没有拉丁裔选民的强力支持，只要能动员起“失踪的白人选民”，共和党也能赢得大选。[40]这听上去很像是对小布什“拉丁战略”的批评。从尼克松的“费城计划”到小布什的“拉丁战略”，尽管双双折翼，却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对于共和党而言赢得“沉默的大多数”的重要性。
前文提到的坦克雷多的观点代表了美国保守派的长期忧虑，这正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对《我们是谁？》（2004年）的诘问。亨廷顿将美国和美国人的核心文化界定为盎格鲁-新教价值观。他认为，大多数美国人，无论其亚文化如何，都共享这一价值观。他在书中写道：“这是最早来北美的定居者带来的文化，在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核心文化，成为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的核心组成部分。”[41]一如本杰明·施瓦茨（Benjamin Schwarz）所言，美国的国家特性和团结来自盎格鲁精英把自己的形象印刻到来自各个国家的移民者身上的能力和意愿。这群精英所持有的宗教信仰、善恶标准、政治及道德原则，三百年来一直都是美国的特色。尽管今天人们标榜美国的多样性，但这一特色从未改变。[42]总之，美国人民的身份和国家特性是由最初的定居者所创立，且为世世代代从世界各地来美国的移民所吸收。这一文化的精髓就是新教精神，美国的信念也由此而生。这一盎格鲁-新教价值观在保守主义者那里是有共鸣的，包括特朗普。特朗普认同万斯的叙事。在帕特南看来，万斯的外婆所代表的公民一代，是20世纪美国最有参与意识、最具互助精神的一代，他们塑造了美国社会的“光荣与梦想”。[43]这一代人也最具盎格鲁-新教精神，文化上颇为保守，但他们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全球化、世界主义给美国带来过光荣，也带走了美国白人中下阶层的梦想。这些人以白人基督教男性为主，他们曾经身处美国社会的较高等级，现在却陷入种族地位丧失和世界地位丧失的多重威胁之中，特朗普因此在立足南方战略的同时，将移民问题作为自己竞选的核心议题。
参加过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就共和党的长期运营而言，无法制造足够数量的愤怒的白人选民是个大问题。[44]特朗普显然深谙这个行当的运营逻辑。他在黑白问题上，甚至不再用“福利”作为委婉的说辞，而是直接回归戈德华特，意图在人们大脑中勾勒出一个威胁白人安全的庞大黑人犯罪团伙，在“黑命贵”运动中，特朗普的推文“抢劫开始之际，就是开枪之时！”正是其理念最浅白的呈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共和党与美国步枪协会之间的紧密关联。而移民的威胁正迫在眉睫，最直接的威胁当然是就业，但更重要的是对白人社会安全的挑战，毕竟按照当下的人口发展趋势，到21世纪中叶，白人将成为美国的少数群体，所以特朗普很热衷于将小布什时期的筑墙计划付诸实施。特朗普的胜选表面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但他成功的关键是抓住了美国三代“沉默的大多数”。在正在经历衰落的地区，特别是因制造业岗位流失、自杀、过量用药等因素正在经历“绝望之死”，[45]且中年白人死亡数量急剧增加的地区，[46]特朗普获得了广泛支持。
同时，特朗普精明地展现出与下层民众的共情，当然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文化上的。他那些未经雕琢的词句、感情用事的表达，甚至错词错句，都是与精致的知识精英划清的界限。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在美国，“爱国的公众”和强调世界主义的“非国籍化的精英”明显不同，精英日益脱离民众，政府依赖精英，民众对政府日益失望。[47]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的特朗普，用“粗鄙”的粉底修饰自己，这很难说没有经过精心算计。英国伯明翰大学语言学家苏珊·亢斯顿（Susan Hunston）对特朗普语言风格的研究也表明，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擅长使用小词汇量、非正规语法结构和口无遮拦的言说策略，来展现自己与“普通美国人”的共同性。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平均每句话不到10个单词的特朗普击败了平均每句话接近20个单词的希拉里·克林顿。特朗普借助树立“反智主义”形象，将从美国左派精英话语中消失的“阶级”意象拿回来，赢得了低教育程度选民的支持，[48]同时借助贸易战，把自己塑造成代表中心地带的工薪阶层与美国的外敌开战的斗士。一如《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杰·科恩（Roger Cohen）所描述的，特朗普抓住了美国人收复失地的心态（irredentism），把自己打造成带领普通人提高收入水平、重拾信心、夺回曾经失去的权力的领导者。[49]
四、结语
这正是美国保守派领导人政治编织术的关键所在，既坚持维护财阀利益的财税政策，又借助社会安全的政策框架绑定“沉默的大多数”，“既要富人的钱，又要穷人的票”。当然，保守派的困境同样也是自由派的困境，保守派基于社会安全的政治编织术同样也深刻影响着自由派，只是后者所倚重的是毫无边界的身份政治。归根结底，两者都是选票至上。
放眼世界，西方保守主义普遍遭遇了类似困境：制造业转向虚拟金融业；各行各业中，不仅人与人在竞争，而且人可能被智能机器淘汰；愈加开放的全球经济导致劳动者的生产生活更缺乏收入保障；福利制度在经济下行影响下所提供的社会政策捉襟见肘；人员、财富、资源更自由地跨越国界流动，一切都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确定性。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描述的：当“本土”这架航班开足马力向“全球化”进发，中途却发现根本无法抵达目的地，想要返航又发现出发地也已不复存在。[50]总之，人们弥散在一个“缺乏安全”的社会心理氛围之内，深陷于身份、等级、地位、尊严等社会安全危机之中。
因此，美国的保守派领导人希望推动制造业回流、收紧移民政策、强化边境安全、回归主权国家和反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尽管对“沉默的大多数”而言很大程度上只是望梅止渴，但美国的自由派领导人，如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在任期内同样力推“美国制造”，同样坚持所谓大国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这既展现了特朗普主义的泛在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社会安全问题对当代美国政治议程的巨大塑造力。
注释：
[1]赫尔曼依据三个维度—领导人倾向于尊重还是挑战环境中的政治约束，领导人对外来信息倾向于依照固有态度有选择地接受还是持开放态度，以及领导人的行为动机是解决问题、完成任务还是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将领导人划分为“十字军战士”“有战略头脑者”“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特朗普是个更倾向于挑战约束，不以固定态度认知外界事物，会在完成任务与建立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的人。赫尔曼将这类人划归为有战略头脑的一类人。参见Margaret Hermann, “Assessing Leadership Style: A TraitAnalysis”, in J. M. Post (ed.),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With Profiles of Saddam Hussein and Bill Clinton, Ann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pp.178 — 215。
[2]Alessandro Nai, Ferran Martínez i Coma, and Jürgen Maier,“ Donald Trump, Polulism, and the Age of Extremes: Comparing th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Campaigning Styles of Trump and Other Leaders Worldwide”,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2019, Vol.49, No.3, pp.1 — 34.
[3]参见陈雪飞：《无远弗届：国际政治学的视野》，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 年版，第211—223 页。
[4]Daniel Béland“, Insecurity and Politics: A Framework” ,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7, Vol.32, No.3, p.332.
[5]Robert D. Putnam, The Upswing: How America Came Together a Century Ago and How We Can Do It Again, NY: Simon and Schuster, 2020.
[6]［美］莉莲·B.露宾：《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汪泽青、张卫红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年版。
[7]［美］莉莲·B.露宾：“重访沉默的大多数：1972 至1992 年”，载［美］莉莲·B.露宾：《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第1—29 页。
[8]［美］雅各布·哈克、［美］保罗·皮尔森：《推特治国：美国的财阀统治与极端不平等》，法意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 年版，第45—48 页。
[9]例如：Douglas A. Hibb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Macroeconomics and Electoral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Sheldon Danzier and Peter Gottscalk, America Unequal,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Larry M. Bartels,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Jacob S. Hacker and Paul Pierson, Let Them Eat Tweets: How the Right Rules in an Age of Extreme Inequality, NY: Liveright Publishing Co., 2020。
[10]Douglas A. Hibb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p.218.
[11]［美］拉里·M.巴特尔斯：《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50 页。
[12]Thomas Karier, Great Experiments in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From Kennedy to Reagan,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1997,p.76.
[13]Sheldon Danzier and Peter Gottscalk, America Unequal, p.29.
[14]［美］雅各布·哈克、［美］保罗·皮尔森：《推特治国》，第53—57、79、154 页。
[15] Richard G. Darman, Files Folder Title: Politics 1984[Lee Atwater Reports, 1983],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Digital Library Collectionsreaganlibrary.gov/public/digitallibrary/smof/cos/darman/box-007/40-130-7241420-007-016-2016.pdf, retrieved November 10,2023.
[16] 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 and Margaret Weir, Who Gets What? The New Politics of Insecurity,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p.15.
[17]参见［美］J.D.万斯：《乡下人的悲歌》，刘晓同、庄逸抒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年版。
[18]帕特南的分析可参见Robert Putnam, The Upswing, NY: Simon and Schuster, 2020。
[19]［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 年版，第164—166 页。
[20]转引自［英］卡尔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166 页。
[21]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161 页。
[22]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 年版。
[23]［英］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闫健、李剑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5 页。
[24]［美］哈罗德·拉斯韦尔：《世界政治与个体不安全感》，王菲易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年版，第4 页。
[25]［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162、165 页。
[26]Noam Gidron and Peter A. Hall,“ The Politics of Social Status: Economic and Cultural Roots of the Populist Right” ,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7, Vol.68, No.S1, S57 — S84.
[27]参见Corey Robin, Fear: The History of a Political Idea,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8]Daniel Béland“, Insecurity and Politics: A Framework” ,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7, Vol.32, No.3, pp.319 — 320.
[29]Murray Edelman, Politics as Symbolic Action: Mass Arousal and Quiescence, Chicago: Markham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p.7; Murray Edelman“, Symbols and Political Quiesc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0, Vol.54, No.3, p.699.
[30]参见Robert Putnam, The Upswing, 2020。
[31]Kenneth C. Laudon, Dossier Society: Value Choices in the Design of 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2 — 69.
[32]Samuel Leiter and William Leiter,“ Affirmative Action and the Presidential Role in Modern Civil Rights Reform: A Sampler of Books of the 1990s” ,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1999, Vol.29, No.1, pp.175 — 194.
[33]［美］马克·C.卡恩斯、［美］约翰·A.加勒迪：《美国通史》（第12版），吴金平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年版，第684 页。
[34]白人群体在1960 年代后半期的失望情绪，可参见陈雪飞：《百年历史的钟摆运动》，《读书》2023 年第6 期，第45 页。
[35]金海：《尼克松的民权思想及政策实践》，《世界历史》2002 年第6 期。
[36]Hugh Davis Graham, Collision Course the Strange Convergence of Affirmative Action and Immigration Policy in America,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91.
[37]Terry H. Anderson,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A History of Affirmative Action,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76 — 177.
[38]胡锦山：《肯定行动与美国公众的态度》，载刘钊等主编：《厦大史学》第2 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97 页。
[39]Rosa Brooks, “How Immigrants Improve the Curve” , Los Angeles Times, June 29, 2007, A35.
[40]Sean Trende,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White Voters” , RealClear Politics, November 8, 2012.
[41]［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 年版，第51 页。
[42]Benjamin Schwarz“, The Diversity Myth” , Atlantic Monthly, May 1995, No. 275, p.62.
[43]参见Robert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Y: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Robert Putnam, The Upswing, 2020。
[44]Nancy LeToruneau“, Republicans Can’t Generate Enough Angry White Guys” , Washington Monthly, December 11, 2018.
[45]对绝望之死的描述，参见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 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46]［美］雅各布·哈克、［美］保罗·皮尔森：《推特治国》，第149、177—178 页。
[47]［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89 页。
[48]Susan Hunston, Corpora in Applied Linguistics, 2nd ed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转引自程巍：《读写能力与“乡巴佬的悲歌”》，载《中华读书报》2022 年8 月10 日，第13 版。
[49]Roger Cohen“, Trump’s Il Duce Routine” ,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9, 2016.
[50]Bruno Latour, Down to Earth: Politics in the New Climate Change,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London: Polity Pres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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