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带来了九一八的真相？ -

曾经的中国，为了向世界看到真相而拼尽全力，如今的中国，已有能力守护自己的真相。这次我们什么都不求，因为这一次的希望，在我们自己。

　　2021年9月，一组由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制作的群雕正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进行着最后的安装，群雕中，是九位或穿着大褂，或穿着西装的人。

　　▲群雕《九君子》

　　一眼可知，他们几乎全部都是上流人士，他们中有银行家、金融家、医学家、教育家，在当时文盲率超过80％的民国社会里，他们懂知识，懂技术，懂洋人，只要面对时局时稍微“圆滑世故”那么一点，便绝对是一群大有可为，未来前途无限光明的人。

　　然而，也就是这些人，赌上了性命，让世界首次直视了日军侵华的事实。

　　注意，不是什么“日中战争”，也不是狗屁的“日本自卫”，更不是什么“为东北带来民主”，就是侵略，而这一显而易见的定性，是这九个人拼死带来的。

　　1931年9月18日晚，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令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段，并以“中国人破坏铁路”为借口开始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在这显而易见的挑衅之下，蒋发挥了作为领袖惊人的领导气质，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英勇顽强的绝不抵抗战略，使北大营守军在全部军械存于库房的情况下，被数量不及十分之一的日军击溃。

　　不同于如今每年九一八，我们在听到警报声时的慷慨激昂，“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便是九一八当日，东北军接到的代表着蒋意志的全部命令。

　　300多名东北军就这样在北大营中满含屈辱的战死。试问，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外敌入侵，可抗击非法更为憋屈的事情呢？

　　北大营仅仅是个开始。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如果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游击战作战指导原则，那么“敌进我退，敌驻我退，敌疲我退，敌退我退”亦是蒋张在东北抗击外敌的实践中获取的宝贵战斗经验。

　　在大部队无止境的转进，战略撤退，秘密撤军，与“对和平孜孜不倦的追求”之下，1931年9月19日清晨，沈阳陷落，紧接着四平、营口、等17个城市相继陷落，9月20日，长春沦陷，9月21日，吉林沦陷，期间，东北各地不乏有爱国将领们奋起抗日，但在大部队的不抵抗政策与“抗日非法”之下，一时收效甚微。

　　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日本随后策划建立了伪满洲国政权，直至解放，东北3000万同胞做了14年亡国奴。

　　那么，以蒋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的不断示弱，避免冲突与求和，究竟有没有成功让日本人良心发现？

　　大概是没有的。

　　1931年10月8日，日本关东军出动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时，陆军大臣南次郎给日本首相的说法是“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

　　在公开声明中，日本人给出的对东北的扩大占领原因，是“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

　　想慷东北人之慨做个完美受害者，加害者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在“和平方针”下，民间不允许宣传中出现抗日字眼，一律用X代替

　　当然了，国民政府也不是完全的没有其他准备，在蒋的设想中，国际联盟会为自己主持正义，由列强修订的非战公约会还东北一个公道，自己只需要量南京政府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安心歼灭“共匪”，其他的，列强自然会双手奉上。

　　于是，在九一八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国驻国际联盟全权代表施肇基便向国联报告事件情况，提出申诉，同时照会美英等国政府，请求制止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但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全世界凭什么相信是日本侵略了中国东北，而不是“中国人在东北领土上欺侮了日本人，日本人奋起反抗”，甚至是“东北人求着日本人来主持的公道”呢？

　　别笑，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极端荒谬的，如今只要有网络与设备，人们动动手指头就能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各国苦难，优秀的道路网让调查记者们也能较为方便的前往事发地，除了个别地区，不太存在B国士兵在公认的A国的土地上被A国百姓欺侮无奈反击这种不要脸的事。

　　但这种一望而知的真相，代表着国联的列强们瞅都不想瞅一眼，任凭各国新闻界颠倒黑白，听取了日本“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的升级”，“日本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与“东北日中冲突的责任全在中方”的说法(注:当时的日本军方与日本政府已有裂痕)。

　　原因也很简单，列强把日本视为与自己亲善的亚洲警察，不仅将日本的侵略视为“民主力量的扩散”，更是想着如果日本能借着机会去打苏联就更好了，那个年代，不管是谁，只要你反共，你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各国都在玩命的打着自己的算盘，与其说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理想主义派国际关系学者们的提倡下建立的一系列以促进和平为目标的国际组织与框架的代表，倒不如说，在列强各自的心怀鬼胎下，它已然成为了披着促进和平的外衣，逼迫小国成全大国，完成没有硝烟的侵略的中介所。

　　真正的理想状态下的国际关系，根据理想主义学派的观点，各国应该摒弃国别利益，只维护国际利益，以谈判代战争，而根据现实主义派学者的观点，亦根据猜忌链，这一幻想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不太可能，其难度与对人性的考验无疑于劝资本家自杀，劝政客下台，现实中的列强一定在东亚会绥靖到最后一块土地。

　　一个谁都不信的东西，最后只有蒋信了。

　　对内他一再强调请国际社会主持正义是中国唯一的机会，对外，开始着手请求国联调停。

　　但这里有一个搞笑的事情是啥呢，这可是1931年呐，国际联盟时任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分别是英法德意日，其中三个都在日后作为法西斯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运输队长看人就是准)，而中日间的国际地位跟今天也完全是调过来的，在日方的一再阻挠之下，国联压根没有动力去与为了中国得罪日本。

　　9月19日，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报告了事件情况，同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方提出严重抗议。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递交声明书，揭露日军发动柳条湖事件的经过，要求国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危害国际和平之局势不致扩大。

　　在国民政府驻国联理事会的代表一再要求之下，次年1月21日，东北全面沦陷前夕，国联在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就东北事务的冷处理，与长达一个月的调查团建立之后，才终于组建了以英国李顿侯爵为首，成员来自英、美、法、德、意的国联调查团(亦称李顿调查团)。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向全世界揭发日本在东北进行的侵略与屠杀，逼迫列强承认发生在东北的事实，让东北不至于沦为一个后患无穷的“独立国家”，文章开头提到的九位终于出场了。

　　他们是著名银行家巩天民，金融家邵信普，医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教育家张韵泠，在未来一片光明大好时，他们押上全部身家性命秘密组成“国联外交爱国小组”，开始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收集证据。

　　躲藏，拍照，收集，记录，欺瞒，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哪搞过这个，全凭一腔热血，而且当时的相机还很不方便，快门声音特别大，为了给日本伪财政厅通告拍个照，巩天民爬到了对面建筑屋顶一等就是一整天，直到借助汽车发动机声音的掩护才按下快门。

　　为了采集到日军张贴的告示，他们趁着半夜拎着一瓶子水把纸张湿润后揭下，为了接触到一手的绝密资料，他们以所处的精英阶级的身份为便，进行了大量伪满政府内部人员的说服工作。

　　每天出门之前，巩天民都会告诉自己的妻子，“如果我没有回来，不要去找我。”

　　当地一座教堂的阁楼是他们整理证据的地方，每当特务进门，夫人们便奏响教堂中的风琴，以提醒楼上忙活的众人。

　　▲夫人们用过的风琴，现藏于沈阳九一八博物馆

　　同时期日本人也不闲着，知道调查组要来，他们忙着粉饰九一八造成的废墟，统一官民口径，销赃灭迹，甚至编订了一套“想定问答集”，所有可能被问到的问题上面都有“标准答案”，期间，如若向日本人告发私自向调查团递交材料的“爱国分子”还能获得高额奖励。

　　就这样，经过了四十多天的卧薪尝胆，九君子及他们的家人，朋友，线人，共收集了几百份珍贵材料，并用自己的知识将其整理成了一份400多页的英汉双语文件，从日军四处屠杀百姓、到肆意侵犯中国主权、乃至违背东北人民意志建立伪满洲国等证据应有尽有。

　　不论多久，日本人终会因这份文件而得到审判，然而除了日本人，沈阳九君子也注定为这份文件付出无止境的代价。

　　因为根据当初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的人必须在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否则文件将没有法律效益，这是九君子一开始便知道，在实行中也没有半点犹豫的事情。

　　这是一份生死簿。

　　最终，医学教授张查理的夫人宫菱波为这份载着希望的本子赶做了一个蓝缎子外皮，并以红丝线绣上了“TRUTH”的字样。

　　吾等定当竭尽全力，诉世界以真相。

　　吾以吾之未来，换取中华民族之未来。

　　▲“真相”复制本，现藏于沈阳九一八博物馆

　　为了递交这份宝贵的证据，在东北已经生活了三十余年的爱尔兰传教士弗雷德里克·奥尼尔决定作为中间人，冒死向调查团提供证据，在接到文件时他说，“如果我死了，我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的。”

　　一切皆已准备就绪，可调查团什么时候来呢？

　　与九君子的救国热情，以及东北的国际主义人士针锋相对的，是国联调查团一路上的游山玩水。

　　如上文所说，1月21日，负责调查九一八事变的李顿调查团正式成立，然而一行人的首要目的地却不是东北，而是去英法等国询问列强的态度，亦或是说，“借询问列强态度的缘由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

　　一行人，算上中日方的代表顾维钧与吉田伊三郎，秘书长哈斯和一众翻译人员先是从法国勒阿弗尔港出发去了伦敦，然后一路向西来到美国华盛顿，游花了十几天到达日本，又在东京玩了十天，见了天皇见首相，甚至参拜了靖国神社，晃晃悠悠直至3月14日才到达了中国上海。

　　黄花菜都变成石油了。

　　到了中国还没完，一行人周游了上海、南京、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宜昌、济南、天津等地，才终于在4月21日抵达了辽宁沈阳。

　　蒋介石政府1931年9月19日诉诸国联，1932年4月21日，东三省全境沦陷近三个月，国联终于来了。

　　再不来TMD布包都掉色了。

　　一路上，哪怕是在日方的严防死守甚至清场之下，来自东三省的爱国将领、社会人士、24个东北民众团体和学术团体、东北抗日义勇军、全国各地的学生、市民等，都在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

　　九君子也辗转再三，终于送达了“Truth”，赌上性命的心血没有白费，而是成为了日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关键性证据。

　　1932年9月4日，长达14万字的调查报告书完成，并于10月2日发表，报告书中不承认日本所谓的伪满洲国，肯定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报告书决议，宣布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代表当场退席。

　　1935年10月，经历两年的秘密侦查，日本当局逮捕了九君子，碍于其中一人社会声望过高，日本人对其余八人施加了长达数十天的酷刑，无人向侵略者低头。

　　有没有觉得上面这几段文字有些眼熟呢？嗯，以上这个结局，是去年九一八当天官媒的文章《这一天，不敢忘！》中的结局。

　　如果大家比较关注各地官媒的推送，那么大概率是会看到这一篇的，文中，国联大会的谴责是有效的，沈阳九君子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日本人是被羞辱了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但这里还有另一版结局。

　　现实中的日本确实当场退席了国联大会，但原因是拒不承认报告书内容，日本更是于3月28日以抗议为由直接宣布退出国联，并悍然纵兵入关，开始了全面侵华的道路。

　　以李顿为首的国联代表团所出具的报告书中，也确实表示东北系中国的一部分，但其也表示“位于中国东北的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与苏联的共产主义传播”。

　　国联确实谴责了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径，且认为东北所谓的满洲国不应继续存在，但国联并不认为东北应回归到侵略前状态，而是应该督促“中日双方军队均从东北撤出”，由西方列强共同管理中国东北，换句话说，日本人不能独占东北，列强都应该分一杯羹。

　　和官媒不同，这版结局中，没有什么公平正义，甚至连迟到的正义都没有，除了中国人，几乎没人在乎裁决结果以及究竟何为真相，只有列强始终如一的利益与瓜分。

　　蒋政府所期待的对日经济制裁因西方在对日贸易中赚取的大量财富而未被实行，国联军队调停地区矛盾也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代价巨大的幻梦。

　　《真相》就在那里，但没人在乎。

　　甚至连蒋本人在乎与否都要画个问号，毕竟其于4月10日还在南昌宣布：抗日必先剿匪，匪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的处罚。

　　那么难道九君子的努力真的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么？

　　当然不是。

　　如果没有中国各界爱国人士所尽的最大的努力，如果没有蒋介石乞怜政策的破产，也许中国将很难从此走上全面抗战与至今长达七十余年的独立自主的道路。

　　与九一八博物馆、媒体文章中的记载有所不同的是，九君子们最大的贡献，也许并不是让世界认清了发生在东北的“Truth”，而是他们用发生在自己身上一系列的曲折故事，让中国人从此认清了以前不愿承认，如今却不得不承认的“Truth”——盲目依靠外力的公平与调停不可能带给中国人复兴的希望，中国人的未来，只能靠中国人自己。

　　他们努力拍下来的每一张照片，记述的每一页材料，乃至抽在身上的日本法西斯的每一下鞭子，都在穿越着时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独立自主，为什么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为什么要永远将守护完整的主权放在第一位。

　　别将底牌寄希望于他人。

　　这是他们留下来的，远比国联的态度更加宝贵的东西。

　　这么多年了，中国经历了那么那么多的事，犯下罪行的日本战犯仍在被不断包庇，篡改历史的行为仍在日本本土进行，从1949年西方组建巴黎统筹委员会管制对中贸易，到2018年跨境逮捕孟晚舟，新列强一次次对新中国关紧大门，然而我们身边依旧有那么多人，认为是中国在跟“全世界”对着干，认为是中国“要”跟美国打贸易战，认为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友好”，认为我们应该相信“国际组织”的力量等等。

　　可是论友好，谁又能友好得过常凯申呢。

　　中国人曾经是最相信理想主义的，直到发现世界拒绝自己，拒绝了无数像自己这样的人，才被迫走上了一条孤独、艰难的道路，甚至习惯了这种被拒绝的滋味，在先人的遭遇中收获了坦然，在物资的丰沛中重拾了自信。

　　一无是处的蒋，这辈子留给新中国最大的遗产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希望只能自己给自己”。

　　没有理想主义指导的现实主义毫无用处，但没有现实主义辅佐的理想主义屁都不是。

　　九十一年前，前英属孟买省长、代理印度总督李顿侯爵，前菲律宾总督美国麦考益将军，前法属西非军司令法国亨利将军，前德属东非总督德国恩利克博士，前南美公使意大利马柯迪伯爵，与前沈阳总领事吉田伊三郎一起，前往九一八事变事发地，他们代表着各自殖民地的利益，讲述了一个名为公正，但密密麻麻的都写着吃人的故事。

　　九十一年后，九一八纪念馆就在那里，在沈阳柳条湖桥边，在距离我家四公里的地方，讲述着一个中国被拒绝、被瓜分、被漠视、被抹去的故事。

　　名为《真相》的小本子，至今仍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