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鲁迅先生之所以伟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杂文中，经常寥寥几笔就能够勾画出生动传神的穿越时空的形象。今天的我们，读到这样的描绘，联想到在生活中或舆论场熟悉的一些人，仍然会会心一笑，觉得无比贴切。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一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杂文《华德焚书异同论》，勾画了“黄脸干儿”的嘴脸。
先生写到：
“希特拉先生一上台，烧书，打犹太人，不可一世，连这里的黄脸干儿们，也听得兴高彩烈，向被压迫者大加嘲笑，对讽刺文字放出讽刺的冷箭来──到底还明白的冷冷的讯问道：你们究竟要自由不要？不自由，无宁死。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去拚死呢？”
这里，希特拉，即希特勒，“黄脸干儿”，则是指当时中国国内那些为希特勒叫好助威的反动分子。
希特勒一九三三年上台后，在德国内外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无情镇压德国左翼民主力量，迅速建立起貌似强大的法西斯专政，这也令中国的反动分子兴奋莫名，觉得希特勒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同时“向被压迫者大加嘲笑”。
鲁迅先生用“黄脸干儿”为中国的反动分子命名，看似信手拈来，其实大有讲究。
我们知道，纳粹种族主义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荒诞不经的说辞基础之上的：即以金发、碧眼、白皮肤为外在特征的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种族，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他们创造的，因此，雅利安人应该统治世界，其他肤色的人则只配做他们的奴隶。
从中国人的角度出发，哪怕不用阶级分析的工具，仅仅从“黄脸”这一基本生物学特征出发，都应该持反纳粹立场，同情遭到纳粹镇压的左翼进步人士。
但中国的反动分子，明知自己不配，却还要硬上杆子与希特勒共情，活现出一副没有最贱只有更贱的模样，先生当年对他们也是哭笑不得，只能称他们为“黄脸干儿”，其中“干儿”两字最妙，意味着希特勒根本不认他们做儿子，但他们却硬要为希特勒做儿子，一来二去之下，也就只能做“干儿”了。
十四年之后的一九四九年，这些被鲁迅极度厌恶的“黄脸干儿”们，在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中基本被扫除净尽。
02
但历史前进的道路是复杂的，经常会出现反复。
一段时间以来，“黄脸干儿”们又出现了，还蹦哒得挺欢。
这一次，他们的“干爹”不再是希特拉，但干着和希特拉一模一样的勾当——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
逻辑还是相同或相似的：以色列在中东的统治，是西方十九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的殖民统治的延伸，也是最后一座显性堡垒。中国作为殖民主义的受害者，无论从历史、情感、乃至现实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立场出发，都应该对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采取同情与支持的态度。
然而，新一代“黄脸干儿”共情的对象，恰恰是以色列。他们欢呼以色列暗杀行动的“果决”，学着侵略者的口吻，指着抵抗者的尸体说，“这是恐怖分子”……
新一代的“黄脸干儿”与三十年代的“黄脸干儿”一样，也是没有最贱，只有更贱。
因为，今天的以色列，和当年的纳粹德国一样，同样是以种族主义为基石的，中东的战火之所以迟迟不能熄灭，就是因为锡安主义政权坚持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为此就必须要对原住民——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清洗，甚至种族灭绝。
并且，在他们心照不宣的语境中，他们才是“上帝的选民”，是最优秀种族，而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其他民族，都比他们低劣。
所以，在锡安主义分子眼里，这些人还不配做儿子，硬要做，也就只能是“干儿”——“黄脸干儿”。
“黄脸干儿”现象，是近代以来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历史在文化、心理层面的一种遗存，是做为一种社会存在的买办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种折射，是一种需要大力清扫的垃圾。
当代的“黄脸干儿”会比鲁迅时代的“黄脸干儿”下场要好吗？我不相信。
中华民族历来推崇浩然正气，扶危济困，坚持正义，最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更有毛泽东时代团结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传统，鲁迅时代的“黄脸干儿”曾被扫除干净，当代“黄脸干儿”的下场也将和他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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