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115个国际劳动妇女节的鲜花铺满社交媒体，女神的称呼又充斥各类媒体，我们更需要将目光投回女性劳动者的身份——她们是零工市场里被年龄门槛拦住的李姐，是建筑寒冬中等待裁员通知的玉工，是出版社里"二等身份"的秦组长，是产业转移浪潮下的单身母亲韩女士。这些40+女性的生存图鉴，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雇佣劳动制度下的性别剥削。在这个本应纪念女性团结抗争的日子里，她们的故事提醒我们："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豪言，正遭遇资本逻辑的残酷解构。
在一个名为《马驹桥零工市场招工会》的B站视频里，UP主现场采访了一位正在找工作的45岁单身女性。因为自认为没文化年龄大，这位女工友对工作不敢有太多奢望。和很多大龄工一样，仅仅是“有吃有住，我能干的，（雇主）要我干的，有四五千工资就行”。但即便这样，这点微小的要求也成了奢望。她春节前就出来找工作，但一直没找到相对稳定些的工作。很多长期工只要35岁以下，她这个岁数只能做零工或者考证做家政工。因为收入很不稳定，她甚至变卖过两次手机以换取生活费，可没有手机，找工作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这种“越穷越难找工作，越难找工作越穷”的恶性循环，本质是资本将中年女性劳动力视为“低价处理品”，通过年龄歧视和零工模式榨取剩余价值，甚而以此压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期待值。
玉是一位硕士毕业多年的41岁女性，在建筑行业工作。这些年建筑行业哀声一片，她的公司也经历了几轮降薪裁员，工资收入比以前少了快一半。目前她一边硬撑着等公司什么时候裁到她头上，一边在想以后还能做点什么。这个岁数，不是行业精英也没有过硬人脉，留在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回县城老家又怕影响孩子的教育，也不知道有什么工作可以做。每天一想这些就焦虑、失眠，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行业衰退下，导致玉这类“非精英”劳动者成为“结构性弃子”——留在大城市被高成本吸血，返乡则面临教育资源匮乏的困境。
秦是一位在出版社的42岁女性，勤勤恳恳工作十多年当上组长，一个算不上管理层的管理。尽管是国企，但除了高层领导有编制，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员工，不是长期合同工，就是派遣工。前两年从外单位调来一位领导，上任之后开始挥起裁员大刀。这领导裁员方式颇有个人风格且有手段：赶走几个年轻能干男生，留一批年轻漂亮的女生，把不入眼的老员工赶到20公里以外的地方上班，逼人自离。秦这种没背景又老实的中年妇女，并不讨领导喜欢，之所以会被留下，全凭一个顶俩的苦干能力。但在这种人手下工作，环境气氛更压抑了，工作也比以前更累了，但夫妻俩背着一线城市的房贷养着孩子，有怨言也只敢和老同事私下说说。
资本用临时工替代正式工，既规避社保成本，又利用中年女性养家压力迫使其接受超额劳动。
韩是一位单身妈妈，今年43岁，本科毕业后换过几次工作，在沿海一家医疗设备公司稳定下来，做了七八年的文员。去年老板为了节约成本，将产线转移到了内地。公司生产规模扩大了，工人工资减少了，免租免税省了不少钱。但是她和其他老员工工资一分没涨，还时刻担心着老板会把这边的事务全部转回内地。如果这边公司关闭，她不可能跟着老板走，到时只能再找工作。她这个岁数找文职工作限制非常大，身边还带着上学的孩子，不加班挣得少养不了家，加班就顾不了孩子，真是两难。
资本通过产业转移实现利润最大化，却将家庭责任与职业发展的矛盾全部转嫁给劳动者。
当四位女性的命运轨迹在资本坐标系中交汇，我们看清了一个被遮蔽的真相：流水线上35岁被迫“退休”的程序员，与零工市场45岁求岗不得的家政工，实质是同源异形的资本规训产物。国际劳动妇女节不应止于对“女神”的浪漫想象，更应成为唤醒劳动共同体的号角——流水线女工的计件工资与外卖骑手的超时配送，国企派遣工的身份焦虑与互联网大厂的年龄恐慌，都在诉说同一个剥削逻辑。
资本精心制造的性别分工幻象，实则掩盖了劳动价值评估体系的系统性扭曲。当建筑工程师玉的降薪与程序员丈夫的猝死同时发生，当出版编辑秦的编制困境与丈夫的996工作制互为镜像，劳动者命运的共震已然显现。破解中年女性生存困局的关键，在于识破“她困境”背后的“他危机”，在重构劳动权益的战场上，女性争取同工同酬的斗争与男性反对过劳死的抗争，本是硬币的两面。
在这个算法重新定义劳动价值的时代，我们更需要重拾劳动妇女节的原始精神——不是鲜花与口号的装饰性平等，而是织布女工与矿工丈夫挽手走上街头的坚实同盟。正如百年前克拉拉·蔡特金在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上疾呼：只有当所有劳动者意识到锁链的共性，性别压迫与阶级剥削的合谋才能真正被打破。
这或许才是当代中年女性生存突围给予我们的最深刻启示：在被折叠的芳华背后，藏着照亮全体劳动者前路的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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