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产党员的十条政策建议
（李定凯，2010.7.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9周年的日子，我作为一个入党快45年的共产党员，有许多话想对党说。可是说什么和怎么说呢？我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下午接到一封电子邮件，邮件正文只写了一句话：“请各位多多批评 郑献霖”。邮件附了郑献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 “假左派对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妖魔化可以休矣”（见附录一）。郑文总的观点是肯定前苏联的瓦解和随后向俄罗斯目前社会状态的转型，并以此批评所谓的“假左派”。我也没有很多时间和精力作出郑献霖所要求的“批评”，只是匆匆写了一个简短的回信，其中提出了对目前中国社会的十条政策建议条目（见附录二，贴文时略有修改）。权将这十条建议条目当做我在党的生日对党要说的话，表达的方法只能是贴到网上去。
附录一：郑献霖的文章
假左派对俄罗斯民主政治的妖魔化可以休矣
郑献霖
苏联体制是被民众主动抛弃的
自从苏联瓦解以来，俄罗斯亡党亡国的教训就成了左派几乎每次讨论会都要涉及的主题，国家分裂、资本主义复辟、私有化、经济崩溃、寡头垄断、黑社会等等全是负面用语。的确，在俄罗斯体制转轨的早期这些问题确实一度很严重。但要由此得出苏联民众更愿意生活在旧体制下的结论就有点一厢情愿了，尤其在美国托派经济学家大卫·科滋的著作《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在中国出版以后，似乎更加重了人们这一印象。事实上，苏联体制的瓦解本身就是民众极端厌恶旧体制而在关键时刻支持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的结果。
1991年8月19日，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包括总理帕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组成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并在部分地区实施六个月的紧急状态，试图扭转民主派蒸蒸日上的政治势头。当时很多西方大国领导人都认为政变将在旧体制的强大惯性作用下取得成功。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政变仅持续了三天就彻底失败了，改变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民众的向背。时任俄联邦总统叶利钦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号召工人政治罢工，很快俄罗斯市民开始走上街头。负责戒严的军人受到民众情绪的感染后迅速倒向民主派，叶利钦登上塔曼师110号坦克发表演讲的照片传遍全世界。不管人们对叶利钦后来的改革怎样评价，此时的他几乎靠一人之力在对抗掌握实权的紧急状态委员会，民众的支持对他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成立于1989年的全苏社会意见调查中心所作的民意测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8月20日下午2时，该机构公布对远离首都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266名市民进行调查的结果：72％的人认为紧委会不合法，只有12％的人支持它。对于紧委会能否扭转国内局势77％的人持否定态度。8月20日下午5时，俄议会派人对1500名莫斯科市民进行调查，只有10％的人支持紧委会，79.4％的人反对该组织。8月21日下午5时50分，公布苏民意调查中心对1792名首都人士调查结果：73％的人认为紧委会是非法的，只有13％的人认为它是合法的。同时还公布了对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民意测验结果：支持紧委会的比例为23％和14％，反对紧委会的比例为72％和52％。
可以说，苏联体制从建立那天起就注定了将以悲剧结束的命运。苏联体制在政治权力上的集中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国历代王朝。秦始皇在取得天下后企图仍采用军事手段治理国家，很快二世而亡。当汉高祖刘邦曾傲慢地对陆贾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回答：“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此后的历代君主大都汲取了这一教训，在天下安定后很快在内部确立行政权、军权、监察权的制衡机制，虽不能保证万世长存，但唐、宋、明、清的实践表明，这种体制足以保持两百多年的稳定统治。苏联体制在经济上的控制能力更是空前绝后，封建王朝除盐、铁及少数手工业之外均由民间经营，法西斯体制下政治权力通过相互结合的方式取得了一部分垄断资本的经营管理权，但生产资料私有制并未被触动，而在苏联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使全社会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处于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在这种体制下成长壮大起来的官僚集团不仅在外部缺乏民众的监督制约，而且在内部权力运行上同样没有分权制衡机制。它虽然在早期促进工业化以及应对战争危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官僚集团革命激情的消退和外部环境的改善，政治权力成了小集团的私有物，民众重新处于奴役地位。于是上层由于腐化、下层由于心理不平衡，理想信念迅速消失了，体制的活力也就到头了。可悲的是，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苏联领导集团的认识能力还未达到陆贾的水平，到戈尔巴乔夫开始试图改革时，民众早已失去了耐心。
70年内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一旦找到突破口就会以暴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一段政治、经济、社会信仰上的混乱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假左派总是以此作为反对政治变革的理由。这就像丈夫经常殴打妻子，在不允许离婚的年代，女人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允许离婚后家庭也就破裂了。左派不去积极地反对家庭暴力，而是天天去责怪离婚法案。女人离婚后可能会被扫地出门，乃至流落街头，但以此认定她不该离婚甚至应该复婚就太离谱了。对于一个坚强的女人来说，自由会激发她的活力，很快振作起来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俄罗斯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度过叶利钦时代近十年的混乱期之后，很快就走上了经济复苏之路，更重要的是政治民主使得民众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中俄两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已初见分晓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2007年俄罗斯平均工资增长超过25％，扣除通货膨胀后，实际工资增长15.1％。2008年3月，莫斯科饭店服务员的月平均工资为1.7132万卢布（5041元人民币）；与中国黑龙江省接壤的滨海边疆区，2008年1月的平均月工资为14541.3卢布（4278元人民币）。当下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
另一方面，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福利体系。社会保障分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分别由专门的基金会负责。居民分为军人、公务员、教师、退休者、艰苦地区工、从事危险职业者、多子女家庭、残疾人、老战士、苏联英雄等200多类，共设医疗、教育、住房公共事业等补贴1000余种。俄罗斯儿童无论出生在何地，孩子从呱呱落地起就享受每月的固定津贴，还可领取牛奶、酸奶、饼干等儿童食品。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学生不用缴纳学费，中小学生可以享用一顿免费营养餐，大学生每月都有固定的助学金，可以免费住宿，甚至教科书都可以由学校图书馆提供长期借阅。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依据。莫斯科2006年第三季度的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5124卢布（折人民帀1700元，北京市2006年7月1日起，基本生活费确定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莫斯科的26％），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5795卢布，退休人员3533卢布，儿童是4381卢布。与中国东北接壤的滨海边疆区2006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费标准定为每月4362卢布（折人民帀1450元，与之接壤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行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是1997年制订的，市区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尚志市、木兰县和延寿县为117元），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费指数为4687卢布，退休人员3383卢布，儿童4202卢布。由于“贫困线”的标准特别高，全俄罗斯平均计算，相当于人均GDP的40％。相比中国，2009年GDP总量是335353万亿人民币，总人口约13.35亿，人均25120元。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即使按联合国每天一美元计算尚有1.5亿，而这一标准仅占人均GDP的10％，绝对数计算，全年总量不足俄罗斯两个月。
2008年3月28日，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公布一项民调结果，2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幸福”，55％的人认为自己“比较幸福”，也就是共有77％的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总体上感到幸福。这一数据，使俄罗斯人的幸福感，一举超过马尔他（74％）、丹麦（73％），全球第一。
作为对照，尽管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并没有惠及所有人。首先是国家财政，2002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8904亿元，到2007年已达到51304亿元，年平均增收速度超过30％，世界罕见，2010年更将超过8万亿。其次是超级富豪人数与财富的激增，美林和凯捷2008年联合发布的《亚太区财富报告》指出，在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000位富裕人士，较2006年增加20.3％，财富总值增加22.5％，平均资产达510万美元，不包括个人收藏及自住房地产，稳坐亚太区第二大富裕人士集中地。其中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超富裕人士共6038人，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亚太区内超富裕人士最多的国家，总资产超1万亿美元。但在另一极，世界银行2008年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从2001年至2003年中国收入最低的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竟然下降了2.4％。
这种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世界银行在2008年5月21日发布的《持续增长与包容性发展战略》报告显示，过去十五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因素。中国的基尼系数增长速度独占鳌头，从1990年的0.335到2004年的0.469，印度从1993年的0.3152增长到2004年的0.3678，比第二名要快得多。横向比较，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少的国家是日本和丹麦，基尼系数在0.25以下；其次是中欧和北欧诸国，基尼系数在0.25至0.29之间；中亚诸国、英法德、加拿大、越南等国的基尼系数在0.3至0.35之间；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基尼系数在0.35至0.39之间；美国、伊朗、柬埔寨等国的基尼系数在0.4至0.44之间；中国与拉美诸国、南部非洲诸国的基尼系数在0.45以上，属于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
政治民主程度是造成中俄两重天的根本原因
上世纪80年代中苏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政治、经济方面的全方位改革，政治领域的高度集权使官员的权力无从受限，腐败的滋生日益扩展，并都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经济方面，计划经济体制要发挥活力所必须的官民一心、理想主义高涨的外部条件已逐渐消逝，对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限制作用却日益明显。
但是他们比较选择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在中国，依然在政治上维持威权体制，在政府的强力控制下推进经济改革。在国有企业进行体制转换时，工人群体对自己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工厂却没有发言权，更遑论也有一份贡献的农民了。权力介入下的体制变革使少数人一夜暴富，人为加快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速度。而工人连基本的社会福利都无法保障，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已持续十年之久仍无法有效化解，前年爆发的通钢事件就是一例明证，近年来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也都可以看到这些工人的影子。在引进外资冲击现体制时，年轻的新一代工人由于没有组织化的力量，工资被压到了极限，固然对政府在短期内追求GDP的快速攀升是极大的利好，但带来的问题是严重地拉大贫富差距，于是中国只能在外向型经济的路上越走越远。一方面中国廉价劳工的血汗和宝贵的资源成了欧美日等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柱，而我们自己的民生问题却愈加严峻；另一方面，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日益缩水而无法变现。时至今日，外汇储备已高达两万多亿美元，这是一笔全国各阶层民众共同创造的巨额财富，但由于国外的限制使我们无法购买实物资产和高科技装备，只能大量用于购买国债和企业债券，美元的贬值和金融市场的波动使这笔财富面临巨大的风险。
苏联社会矛盾的积累远较中国更为深远，民众对各级官僚的特权和腐败已无法忍受，因此一旦开启改革旧体制被完全打碎。缺乏民主训练的民众对政治上新建立的多党竞争、议会民主体制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在九十年代的转换期内陷于政治混乱，官员腐败和黑社会曾一度非常严重；经济上采取休克疗法引起了更大的悲剧，通货膨胀使民众几十年的存款化为乌有，生活十分困难。在1998年，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曾对俄罗斯科学家提供每人每年500美元的生活费，当时俄罗斯人均收入低于200美元。俄罗斯民族付出的这些惨重代价使民主政治在这里逐步扎下了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权力有了程序化的保障，这是以后俄罗斯经济发展能够惠及普通民众最根本的原因。
中国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在早期看来确实相当于俄罗斯在九十年代的混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GDP和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这既让体制内人士盲目乐观，降低了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积极性，同时也成了一批假左派对此进行论证的依据。但这种建立于民众权利被剥夺基础上的增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社会矛盾没有制度化的解决机制会导致在某一个节点上突然爆发，就像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苏联那样。也许斯大林体制这样的怪胎在消失之前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只是可能会提前或者晚一点罢了。俄罗斯的阵痛使它很快地摆脱了斯大林体制的阴影而走上新生，在政治趋于稳定之后开始走上可持续的和谐发展之路，而中国却还在背着斯大林体制的沉重包袱，很可能最终压垮单条腿走路的经济改革。
笔者在90年代后期接触左派思潮时，之所以深受其影响，俄罗斯当时的悲惨状况是一重要原因。在媒体工作以及下基层与政府官员、底层民众有了更深的接触之后，对这些假左派反对民主改革的主张产生了怀疑。俄罗斯的转轨逐渐走向成功的事实让我确信，假左派们延续80年代体制内官僚集团的主张仍继续开展对民主改革的围剿，实际只是在客观上迎合了官僚集团继续垄断权力的企图，与底层民众民主、平等的要求渐行渐远。左派希望在一位英明伟大领袖的带领下重新回归旧体制，在社会已经分化为不同利益集团的背景下已经不可能了，除非他们能够用暴力打到一切，重新将中国抹为“一张白纸”，但中华民族不应该再用付出几千万颗人脑袋的代价换取历史的又一次轮回。建立制度化的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平衡机制才是更现实的选择。
附录二：李定凯的回信
哪些人是假左派呢？其代表人物是谁？代表性著作言论是什么？哪些人是真左派呢？郑献霖属于什么派呢？郑献霖对在国内泛滥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08宪章》是什么态度？
拿俄罗斯的人均收入和中国比较是缺乏说服力的。我1990年去前苏联作短期访问时（苏联解体前一年多），就发现当时苏联的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水平比中国强多了。回顾比较起来，甚至那时苏联的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水平仍超过目前中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
我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打破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一统天下的局面，让群众（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和农民）参与讨论、决策、管理国家大事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没有哪个真正的左派会幻想在“一位英明伟大领袖的带领下重新回归旧体制”，但是他们确实希望能由群众主导转型到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路线的核心精髓上去（当然不是全部的具体政策）。
在目前的形势下，最迫切需要采取的政策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十条：
（1）吸收群众参与，整顿中国共产党，把那些根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严重丧失信心的，严重脱离群众的党员或清除，或劝退，或主动退出共产党。这些退出共产党的“共产党员”仍然可以作为守法公民参与社会事务。
（2）发动群众揭露和打击腐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主要依靠专门机构惩处少数的腐败犯罪分子。
（3）在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赋予职工代表大会实际权力，对企业领导层实行有效的监督，工人参与企业管理。
（4）在城镇引导和鼓励发展合作制（集体所有制）企业，国家银行在贷款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各级党委委派得力党员干部担任党代表，加强对这类企业的引导和指导。
（5）恢复性地增加公有制经济（全民和集体）的比重和公有制企业的数量，扩大公有制企业吸纳劳动力就业人数的比重。
（6）在私有制企业（包括外资和私有资本控股的企业）中普遍成立由工人独立自主建立的工会，由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建立平衡合理的劳资关系。
（7）宣传和推广搞得好的农村集体经济的经验，如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河北周家庄等，引导农民自愿走合作化的道路。
（8）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整顿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机构。
（9）按照宪法和党章整顿立法、执法和政府机关。
（10）加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对共产党的批评和监督。
以上是我对郑文的意见。
致礼！
李定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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