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素文到邓玉娇看中国妇女的尊严霉变
：xingshiheng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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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9 23:17
精英们是很喜欢谈“文明”与“进步”的，并总爱用前、后三十年的变化作比较，以佐证他们带给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与“进步”。这个方法很毒辣，好到什么程度，单凭嘴说是难以让人信服的，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比较，所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是这个道理。
百无聊赖，有样学样，也作个前、后三十年比较。比什么？财富？实在乏味！精英们利用媒体、广告、会议、材料等各种方法、渠道天天比，再跟着重复就是老牛反刍了，不如换个话题，就谈谈时下精英们热衷谈的“尊严”。
何为尊严？通俗地讲就是有身份、有地位，受人尊重、敬重，世人不敢对其妄自菲薄，更不敢对其肆意侮辱。对照这个标准，娼妓是没尊严的，娼妓的头领——鸨母，自古以来就被人称之为“虔婆”，与尼姑、道姑等一起并列为“三姑六婆”。而“三姑六婆”之地位向来是为人鄙夷的，这可以从晚清大儒郑板桥再三告诫家中妇女不可与“三姑六婆”有任何来往看出一斑，甚至许多大姓人家以“死后不得入祖坟”来警告其后人不要沦为“三姑六婆”。可见，娼妓们是没尊严的，她们只不过是嫖客们肆意泄欲的工具而已，即便她们之中有个别称之为“名妓”者也不过如此。她们每天的工作，只不过是倚栏卖笑，谁有钱、谁有权就跟谁上床，甚至几天不上床赚不到钱，就要吃鸨母一顿恶骂或暴打，如此又谈何尊严！
新中国成立了，对于妇女而已言，国家出台的第一道法令就是恢复娼妓们的做人尊严。1949年11月，建国仅两个月的新生人民政府，即在全国开展了禁娼运动，北京市人民政府采取断然行动，成立由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妇联、人民法院等有关单位组成的“妓女处理委员会”，一举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鸨，解救和改造了近1300名妓女。1949年8月16日，刚刚解放的上海市即由公安局颁布《管理妓女、妓院暂行规则》，宣告废除妓院主与妓女之间的一切契约，如妓女申请脱离，院主应无条件允许其自由；1951年11月中旬，上海市委再次发出《关于本市处置娼妓计划》，宣布妓院为非法，立即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和改造娼妓……从此，至三十年前，中国曾经流行了几千年的嫖娼之风戛然而止，中国再没有了没尊严的娼妓——统统从良，变成了有尊严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娼妓如此，良家妇女更是如此。新中国不仅在城市开办大批厂矿企业，吸收千百万工农女子务工，而且在广袤的农村组织垦荒种粮，积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女农民，并在全国树立了一大批像吴桂贤、郭凤莲、郝建秀这样的女劳模、女标兵、女突击队长，甚而又推出了以女性为标志的纺织行业郝建秀工作法、农业大寨铁姑娘队等先进经验、先模群体，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表彰、宣传、推广。继而，国家又打开了妇女通向政治权力的通途，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着力培养和提拔妇女干部，甚至明确规定了政府各部门必须配备的女领导编制，许多毫无社会关系仅仅出身工人、农民的妇女凭借着自己出色的工作成绩和聪明才智，最终走上了各个行业、各条战线的领导岗位，甚至一步步走上了省部级、国家级领导人的高位，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原籍河北省乐亭县马头营镇郭庄子村、生于沈阳市的李素文即是其中之一。1956年，李素文还只是在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担任营业员卖菜，1959年，即作为劳动模范出席全国群英会；1963年，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发言，周总理7次带头鼓掌；1968年5月，出任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当选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3年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同年4月，作为中日友好协会访日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1973年8月，当选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1974年1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纽约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并发言；1975年1月，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6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墨西哥妇女年世界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一个出身贫贱、毫无社会背景的女售货员不仅最终当上了中央委员、人大副委员长，而且多次代表中国妇女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这是何等尊严？何等荣耀？电视剧《北风那个吹》更是记录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妇女地位，农民出身的女主人公牛鲜花不仅当上了队长，而且负责监管具有各种社会背景、乃至是干部子弟的下乡知识青年，其权力之大、地位之尊，可从其凌厉的说话行事之气势、所管知识青年对其之敬畏上充分得以印证。至此，中国妇女之尊严，尤其是工农女子之尊严在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发展史上，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巅峰，乃至当时别说对妇女动手动脚，即便说上一句挑逗性的语言都可能戴上“流氓”的恶名，被群众立即扭送公安机关。
然而，三十年过去，新三十年开始。工女女子不仅再也当不上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而且就连原有的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职衔也给弄丢了。如同赌博、毒品、黑社会死灰复燃一样，娼妓也死灰复燃和迅速地泛滥了，越来越多的家境贫寒的下岗女工和农家女为生活所迫而加入卖淫大军，并由最初偷偷摸摸地搞，到如今冠以“小姐”的美名和短、薄、透近乎职业化的装束，通过洗头房、歌舞厅、洗浴中心等各类色情场所在全国各地名正言顺地搞，以致到深圳、海南等地旅游，一落脚即被当地导游告之“不要随便找‘小姐’，尽管这里的‘小姐’很迷人，但她们大多有艾滋病，传染上就麻烦了。”对此，有媒体作了总结，称“据保守统计，截止2006年底，我国从事色情业的女性为5000万人，相当于意大利的全国人口总和”。色情业的泛滥甚至让中国名声鹊起，一度吸引了日本人、韩国人前来集体买春，马来西亚一酒吧为讨好当地居民、显示自己的“清白”，竟然公开贴出“中国女子禁止入内”的告示，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民族尊严。不仅如此，娼妓的兴起更带动了性病的泛滥，据卫生部通报，截止2009年9月30日，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例264302例，共有86.3%的县市区报告了艾滋病病例，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都有。根据实际查出的艾滋病人数和艾滋病传播特点，专家组估算出我国目前艾滋病人数近100万，居亚洲第4位和世界第17位，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
这样的局面，是繁荣昌盛吗？繁荣娼盛而已！然而，娼盛的背后还有几多妇女尊严？时下，“小姐“们大多是背井离乡到异地“务工”的，这里面除了考虑钱的因素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怕在当地被熟人认出而失去脸面。显然，一如旧社会，“小姐”们同样是没有尊严的。不仅没尊严，她们还往往被“鸡头”甚至黑社会刀枪勒逼下强制卖淫，最终连自由也没了，成了嫖客、“鸡头”和黑社会肆意蹂躏的性奴隶。甚而还有良家妇女不堪受辱而自杀的，2002年3月，媒体“荆楚在线”即报道称老河口市宝石宾馆一客人逼女服务员郭莺莺提供性服务，郭被逼无奈从9楼跳下，当即死亡；2005年3月《春城晚报》亦报道一位来自农村的女子被控在峨山彝族自治县国营旅社3楼26号房间内强制卖淫，被逼跳楼自杀，结果摔成重伤；2008年《莆田晚报》再次报道了同类新闻，称8月11日20时许，当地城厢区一女子不堪被逼卖淫跳楼自杀，当场死亡……
暴力之下，良家妇女一个接一个地跳楼了，不是重伤，就是死亡，人们除了叹息几声“可怜”外再无反应，媒体发出的呼声不过如同湖面上落下树叶而泛起的涟漪，漾一漾又迅速地归于平静。时光穿梭到2009年，神州大地上终于有了炸雷性的另类——5月10日晚，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招商办主任邓贵大、副主任黄德智等人在该镇色情场所雄风宾馆娱乐时，黄德智看中一位名叫邓玉娇的漂亮女员工，硬是要其提供“特殊服务”。邓玉娇不从躲入另室，黄德智竟然追着辱骂，邓贵大更是骄横地跑来用钱抽打邓玉娇，并两次将她推翻在沙发上，欲买春不成而霸王硬上弓。邓玉娇被逼无奈操起桌上的一把水果刀疯狂捅杀，竟当场将邓贵大刺死，将黄德智刺伤。呵呵，胆大的邓玉娇没有走姐妹们的老路——自杀，而是另辟蹊径——杀人，并因此而名噪天下，不仅九州六合，就连五湖四海都知道了“邓玉娇”这个名字，知道了她不甘受辱而奋起杀人的“英雄壮举”……
至此，新中国六十年，女同胞们竟然走过了一条从娼妓到社会主义劳动者，再到权力显赫的国家领导人，既而再到娼妓，又到性奴隶、自杀者、杀人者的圆之路。但这哪里是什么新三十年的“文明”与“进步”？分明是剥夺前三十年的“文明”与“进步”！哪里是“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分明是“让妇女活得更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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