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道歉、遗憾与撒谎--我们能相信美国吗

    几天前，《羊城晚报》刊登了一篇报道：《美就秘密人体实验道歉，医学史学家揭开黑暗历史》。我们用故事形式讲讲这件事情。9月30日，中美洲危地马拉政府接到美国现任国务卿克林顿-希拉里的电话，电话中希拉里表示要向危地马拉道歉。危地马拉政府感到非常疑惑：道什么歉？希拉里说：因为美国在危地马拉做“秘密人体实验”而道歉。危地马拉政府还是不明白：“秘密人体实验”？没听说啊？有这种事情吗？希拉里解释说：不是当今美国政府，而是过去的美国政府，西历1946年，美国政府在危地马拉从事了一项“秘密人体实验”，64年前的事了。有没有搞错？
    第二天，10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又亲自给危地马拉总统打电话，表达了歉意。紧接着，白宫发言人说：“显而易见，这件事令人震惊、应受谴责。它非常不幸，美国向所有受影响的人道歉。”随后，国务卿希拉里和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发表了一个声明，其中说道：“尽管这些事发生在64年前，但这种实验应受谴责，它得以打着公共健康的名号展开令我们感到愤慨。我们对发生的一切深表遗憾，向受这种可恶研究影响的每个人道歉。”随即，危地马拉政府也发表了声明，谴责美国64年前的行为是“违背人性的犯罪”，并保留交由国际法庭处理的权利。人权组织则敦促危地马拉的受害者家属向美国索赔。
    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人体实验？西历1929年，英国人发明了青霉素，但没有找到提纯的方法。西历1939年，另两个人加入了这项研究。到西历1942年，美国制药企业已经能够大批生产青霉素，西历1945年，青霉素的发明者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正是在此之后，西历1946年，美国（当时的）公共卫生署、国家卫生研究院、泛美卫生组织的前身资助了在危地马拉的“秘密人体实验”，具体执行者是匹兹堡大学的约翰-卡特勒医生，当时受雇于美国公共卫生署。青霉素是一种抗生素，能够杀灭病菌。在青霉素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美国人对它的作用范围尚不完全清楚，比方说：青霉素能否治疗梅毒、淋病等性病？需要多大剂量才能治疗有效？治疗成功之后，是否会再次感染？为了搞清这些疑问，美国便在危地马拉开展了“秘密人体实验”。据报道，危地马拉政府当时给予了美国实验的许可，但不知道实验的具体内容。
    这个实验如何做呢？首先要有感染梅毒、淋病的人才可以做，而且，感染者的数量还不能太少。到哪里找这些人？有了危地马拉政府盲目信任下无知的配合，美国政府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监狱。监狱里有很多犯人，给他们做实验比较方便，也不用太多解释，不用支付什么费用。但是，如何让监狱里的犯人感染性病呢？人权啊！监狱里的犯人没有性生活，多不人道啊！所以，以人权的名义，以关心犯人的名义，以人性化的名义，美国的实验者与危地马拉政府一起，找了一些有梅毒、淋病等性病的妓女，让她们进入监狱，与监狱的犯人发生性关系。我想，当时危地马拉监狱里的犯人一定乐不可支，哪里来的这么好的政府，真是人性化管理，也许还是免费的。他们或许真正第一次感受到了犯人的“人权”。看样子，伟大的美国时时刻刻宣扬“人权”不是吹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连监狱里的犯人在“人权”、“人性化”的关怀下，也有了“性福”。这让我想起前不久中国也有类似的报道，监狱里的犯人可以从外面把妓女叫进来。我觉得，这种“人性化”的监狱管理，应该是向美国的“人权”学来的。国内一些崇美的媒体还乱批中国监狱管理混乱，显得比较无知：美国多好啊，中国向美国学，学得一样还有错？从妓女带性病来说，还没学到家呢！
    危地马拉64年前的这次秘密人体实验，共有几百名名犯人获得“性福”，实验中接触到梅毒等性病的男女共有696人，其中有多少人感染了性病，不太清楚，感染者随后接受了美国医生提供的青霉素治疗。也许，享受了“人权”和“性福”的犯人们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他们肯定把“人权”、“性福”与“实验品”很清晰地分开了，不知道这个几个东西的必然联系，甚至连自己当了“实验品”，也只以为那是“人权”的进一步实现。美国在危地马拉的这一“秘密人体实验”持续了2年。报道还指出，犯人在“人权”名义下获得了“性福”，未必个个都会感染梅毒、淋病。因此，实验对象的数量不够。秉持严格的科学态度，美国医生不能在数据较少的情况下就得出普遍的科学结论。因此，为了尊重科学，坚持科学真理，保证足够的实验对象，美国医生还给在“性福”生活中没有感染性病的犯人“接种”性病病毒。很显然，美国医生不会告诉犯人：那是性病病毒。而一定告诉犯人：那是“人性化”、“人权”、“慈善”、“博爱”的治疗。
    只可惜，美国这样推广“人权”，长期以来都是偷偷摸摸的，没有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也许应了中国人说的“做好事不留名”的老话。看，美国多高尚。那么，奥巴马、希拉里这样美国重要的政治人物，为何在时隔60多年后，突然想起来要向危地马拉道歉？还搞了人家一个措手不及，打破了人家享受美国人权的美梦呢？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好事者。美国韦尔斯利学院的医学史女专家苏珊-里维尔比为了自己的医学史学术研究，整理了已故医生约翰-卡特勒的资料，她发现了这个60多年前的秘密。美国政府显然有点疏忽，一是，为何卡特勒的资料没有妥善保管？二是，为何整理这一资料的里维尔比不是与美国政府高度配合的“自己人”？结果，里维尔比女士去年看到了这些资料，到了今年5月，她在一个医学会议上，把这件事说了出来。这再次证明美国政府的失误。有那么长一段时间，美国政府居然没有与里维尔比女士做沟通，比方说，可以收买啊。收买不成可以灭口啊。美国政府又不是没有这么做过。也许，我们只能这样理解：类似的“小事”太多了，美国政府的精力都在更多“大事”的保密上，真的疏忽了。
    里维尔比女士在会议上公布了这个“发现”后，随后写成了报告。里维尔比还宣布，不久之后，她要将这份报告提交给美国政府。此外，她还宣布，这份报告已经预定在明年1月，刊登于美国杂志《政策史》。她的这一行为像什么？前不久，“维基泄密”网站公布了大量美国秘密文件，让美国出了个大丑，一些美国政客宣称要除掉“维基泄密”网站的负责人阿桑奇。结果，阿桑奇又公布了一大批美国政府的秘密文件，只不过，这次是带有密码的。他的这种方式等于在向美国政府说话：如果我被你害死了，密码就公布了，秘密文件就解密了。这是针对美国政府流氓行为的有效手段。在我看来，里维尔比女士预告明年1月在杂志上正式发表，其效果与阿桑奇一样，都是对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无赖手段的防备。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眼看掩饰不住了，只好假装主动，向被欺骗了60多年的危地马拉政府“主动”道歉。顺便狠狠谴责了一下这种行径，好像这件事是别人干的，不是美国自己干的，或者自己以前不知道。
    美国政府真的是刚刚知道吗？真的是因为里维尔比的报告，才知道这个“秘密人体实验”的存在吗？前文说过，青霉素在西历1929被发现，到西历1942年才批量生产，西历1945年才得诺贝尔奖。但是，早在西历1932年，美国公共卫生署就已经在美国本土开展了青霉素人体实验。我们别以为美国人把自己看成是与危地马拉人一样的。西历1932年美国政府在本土的青霉素“秘密人体实验”，“实验品”是亚拉巴马州的400名黑人，实验对象也是梅毒。由于当时青霉素的技术还不成熟，这一实验的治疗成果几乎没有。我只是不太知道这400名黑人的梅毒是怎么来的。当时，全美国也不知道“民选”的美国政府干的好事，美国选民一定认为：自己选出来的政府是个好政府，不会对自己的人民干坏事。什么叫“民主”？就是民众当家作主啊！我选出来的那些“仆人”，用小布什正义凛然的话说，是“关在笼子里的权力”，怎么可能对自己的人民下黑手？直到40年后，西历1972年，媒体才曝光了这个研究项目。从报道的文字看，也是到西历1972年，美国政府才在本土终止了这项“秘密人体实验”。不可思议吧。
    我们或许以为那都是美国政府内部的少数人偷偷摸摸干的，其他人不知道，但是，对于西历1972年被曝光的美国本土的“秘密人体实验”，在西历1997年，美国政府曾经做出道歉，并向成为“实验品”的黑人及其家属给予了赔偿。换句话说，美国政府自始自终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他们不仅知道美国本土用黑人做实验，也完全知道二战结束后在危地马拉为期两年的“秘密人体实验”。因为，在美国本土实验的具体负责人，与在危地马拉做“秘密人体实验”的负责人，是同一个人，都是受雇于美国政府的卡特勒医生。这位献身科学的美国医生于西历2003年去世。他可能有所遗憾，因为，他的实验成果并不如想象的那么伟大，否则，他也很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故事讲完了，但它不是故事，而是真事，比故事精彩的多。我们还要说点多余的话。关于转基因之类，近来国内有很多议论。有些人说，要相信美国，要相信科学。但是，我们能简简单单地就相信吗？上面这个故事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对于美国，对于“人权”，对于“科学”，我们的确不能盲目相信。希拉里装模作样地谴责64年前的“秘密人体实验”时说，那是“打着公共健康的名号”，因而“感到愤慨”。现如今，转基因不也同样打着“解决饥饿”这一人道名号吗？人们的质疑，也可以用青霉素来做类比。揭露青霉素“秘密人体实验”并不是说青霉素是魔鬼，而是说青霉素被一个不道德的人在任意使用，却打着崇高的旗号。如果未来几十年后，美国也向中国发表一个关于转基因之类的道歉，我们会怎么想？之所以道歉，那是因为动机不良的把柄被人牢牢抓住了。如果动机不良的证据没有，未来如果出了什么事，有什么不良后果，美国很可能只是说“遗憾”，意思是说，我们“那时”也不知道。如果连不良后果都能推到其他东西的头上，道歉、遗憾可能都不会有。我们所能得到的，也许只有继续撒谎。中国老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千万要牢记。危地马拉对于我们就是“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不能“吃一堑长一智”，那真真是白活了，白吃饭了。我们不希望收获迟到的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