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重庆模式”的兴奋点

我看“重庆模式”的兴奋点　　

沈善增　　

收到“‘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的邀请函，第一反应是有点突兀。因为对重庆情况的了解，仅止于传媒看到的一些报道，唱红歌、公务员辩论赛与打黑，这些举措都很好，很有现实针对性，很有创意，很得民心，特别是打黑行动，虽然网上看到有各种议论，但我相信整体是大快人心事。然而，如果就在这些举措的基础上要总结出一个“重庆模式”来，我是有些隐忧的，这隐忧，也许是我们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一代人的一种共同的顾虑，担心一种哪怕是很好的经验，被固化为模式，推广开来，即使一时红红火火、轰轰烈烈，也可能“运动”化，成为表面文章，甚至成为祸害，就像《老子》说的“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所以，我希望能事先看到“重庆模式”的有关文章。我从山东济宁出差回来，到家已经11时，打开电脑，看到主办方发来的资料，一口气看了几位学者的文章，已到凌晨两点，感觉很兴奋。我的发言就想说说我看“重庆模式”的兴奋点在哪里。　　

要说明这个问题，先要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话语视角。　　

现在媒体上在频频使用“话语”与“话语权”这个词，但照我看来，有很多是把“发言权”误认为是“话语权”了。“话语”其实就是指的概念、观念（成熟的观念便是理论）。“话语权”就是观念或理论的影响力。　　

我看“重庆模式”的话语视角，第一是崇德文化，这是我十多年来，在甄读与细研儒释道经典，撰写《还吾庄子》《还吾老子》《老子走近青年》《孔子原来这么说》《心经摸象》《坛经摸象》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个话语。在不久前完成的《崇德说》里，我选取中华崇德文化与西方现代崇力文化为样本，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农耕文化、生命哲学、人本主义、和谐理念与建设思维，是崇德文化的四大支柱，与之相对，游牧类型文化、制造哲学、神本主义、冲突理念与战争思维，是崇力文化的四大支柱。从崇德文化的话语视角来看，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不是消极放任，孔子提出的“大同社会”不是虚构的乌托邦，是中国历史上事实存在过推举制族盟社会，今天的人们之所以会认为是虚构的理想社会，是因为今人已经习惯以富庶度作为评价社会的价值标准。而老子与孔子实际是以和谐度作为评价社会的价值标准的。用富庶度还是以和谐度作为理想社会的评价标准，是关乎发展方向的大问题，用富庶度来评价社会，来规定发展方向，在当今世界上好像已经是不言而喻的，而正是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恰恰是当今世界、也必然影响到当今中国的一些严重问题的症结所在。和谐度的评价标准已不为人知，被严重遮蔽了。现在，我在“重庆模式”里看到了。“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才是”，就是唯有，提得好。在“和谐度”与“富庶度”两个标准之间，是不能搞折中的，尤其在和谐度标准被严重遮蔽的当下，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作用，一定要旗帜鲜明，这个“才是”是我的兴奋点。为什么我兴奋？因为相对“发展是硬道理”来说，纠正了对“发展”的一种误解，认为发展就是指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就是指GDP的增长速度；特别指明，“发展是硬道理”中的“发展”，是指“民生”事业的发展，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是提高生产力的目的，所以说，这“才是硬道理”。“重庆模式”提出的“五大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战略，都是从“民生”角度来提出的，说明“民生才是硬道理”不是嘴上说说的好听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重庆“新政”的纲。　　

邀请函中提到，重庆新政是“行非同寻常之举”，在我看来，岂止是非同寻常，实在是非同小可。为什么这样说？这就要提到我的第二个话语视角，“趋同—崩塌”说与健康型价值。这是上海一个80后的青年沈雄风提出来的。很荣幸，我是他的父亲。但尽管他是我生出来的，我不能把他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所以要特别说明一下。他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家研究四年，完成了数理哲学论文《趋同—崩塌》，论证由于“趋同”导致“崩塌”，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被当今世界的“崇尚一体化，追求巨大化”的主流话语所遮蔽。全球金融危机，就是由企业巨大化过程中，三次权限趋同形成的文官系统的弊病所造成的。论文出版以后，他觉得有个重要问题还不能很好解决。他发现，人类社会最严重的趋同是价值趋同，但设立一个价值目标，就是要人们来趋同的，不趋同，这个价值目标就显得没有什么价值了。价值目标要吸引人来趋同，趋同又要引起崩塌，这个逻辑怪圈怎么走出来？按一般的思路，就是搞几个系数，在趋同到一定程度时发出预警。这在理论上是可以办到的，尽管非常复杂，如果继续研究的话，他本来也打算这么做。在参观世博会排队期间，他来了灵感，提出了建设健康型价值的解决方案。他的思路是这样的——　　

首先，他问：为什么价值趋同会引起崩塌？　　

他发现，我们今天所谓的“价值”，可以分为两大类：排他型价值（零和游戏，我多必你少，非此即彼）与排序型价值（从高分到低分排位，价值从相互比较在顺序中的位置显示出来），往往两者兼而有之。这样的价值趋同，必然引起崩塌，排他性与排序性是导致崩塌的原因。　　

他进而问：有没有非排他非排序的价值呢？　　

他找了一下，找到了，最典型的是“健康”。人人都追求健康，但我追求健康不会减少你的健康，你不健康也不会增加我的健康，我的健康与你的健康无从比较，也不必比较，但没有排他、排序的刺激，不会减弱人追求健康的热忱。他把这类价值称之为“健康型价值”。　　

他进而推出健康型价值系统的三项基本原则：一，追求健康是人与生俱来的基本要求，所以是天赋人权。二，自我实现健康与帮助他人实现健康，就是“善”。自我实现健康要鼓励，帮助他人实现健康要提倡。三，自我减损健康与减损他人健康就是“恶”，自我减损健康要劝诫，减损他人健康要制止。　　

从此三项基本原则，他认定健康型价值是基础价值。别的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可以在其基础上衍生，而它不是从其它价值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与健康型价值相对的一类价值，沈雄风定义为“财富型价值”，从别的价值可以从它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意义上说，它也是基础价值。　　

因为健康型价值趋同不会引起崩塌，所以，它能够成为普世价值；而财富型价值趋同必然引起崩塌，所以，它不是普世价值。其它的衍生价值，一定要进一步定义是在哪个基础价值上衍生出来的，才能确定它是不是普世价值。　　

如果他早些日子看到有“健康重庆”的战略目标，也许会早一点触发他产生“建设健康型价值系统”的理念。但从他的推理过程可以看到，“健康重庆”里的“健康”，是“健康”第一次作为城市建设的价值标准来提出，而且，“宜居”、“平安”都属于健康型价值，因为它们都是非排他非排序的价值，我“宜居”、“平安”，不建筑在“宜居”、“平安”的基础上，我的“宜居”、“平安”我自己就能明确感受到，不需要与他人的“宜居”、“平安”去比较，通过排序来确定价值。“森林”、“畅通”也是在健康型价值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价值。所以，“五大重庆”就是建设健康型价值的重庆，这是价值取向上的一个重大转换，是老子、孔子梦寐以求的回归自然的社会，回归人的天性，帮助每个人按照他的天性去生存、发展社会，这怎么不是非同小可，怎么不令人兴奋呢？　　

最后我要提个建议，“重庆模式”建议改成“重庆理念”。毛泽东主席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学立场、观点、方法，但立场与方法要重于观点，因为观点不断的在变化，要与时俱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明确立场，掌握方法，可以举一反三。“模式”是属于观点一类的，“模式”就是印模，可以不断复制，而“理念”属于立场与方法，没有固定的模式，却有长久的效用。我看到的“重庆模式”，实际上是“重庆理念”，感到兴奋的也是“重庆理念”。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创新理念，慎提规范化的模式。　　

　附件一： 　

邀 请 函　　

敬启者：　　

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的“新政”，以民为本，清弊革新，行非同寻常之举，成后来居上之功；首倡并践行“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的全新执政理念；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五大重庆”（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重庆）战略；重建社会价值规范和核心价值体系，等等，将共产党在和平时期的执政宗旨和使命淋漓尽致地展现于世，即：为百姓谋福祉，为社会开太平，为发展定方向，为政权夯基础。“千日维新”，重庆巨变；百姓雀跃，举国瞩目。应该怎样看待和认识“重庆模式”？海内外议论热烈，亦见仁见智。这无疑关乎未来中国的路径抉择。有鉴于此，我们选择在与重庆有着“君居长江头，我居长江尾”之缘的中国最大经济中心上海，邀请上海、北京、香港等地的著名学者、各界精英贤达，及中共重庆市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及多家媒体记者，共100余人），隆重举行《“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研讨会兹定于　2010年11月20日　（周六，会期一天）假座上海千禧海鸥大酒店，敬邀您拨冗光临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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