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年来,薄熙来主政的重庆市,密集地推出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施政事项,与中国其他各省市“四平八稳”的施政风格相比,“重庆新政”更多地烙有薄熙来同志的风格——理想、激情、张扬、坚定、义无反顾。当然,新政也受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评议。赞誉者不吝好语,恶言者嫉恨有加,街谈巷议与网络媒体、草根百姓与富贵精英,截然形成两种舆情的对垒,一时间热闹非凡,争论不止。
“重庆新政”也称为“重庆模式”,其核心点就是重庆施政的服务重心向底层下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民生,关心弱势群体。方式上,带有红色后代背景的薄熙来,沿用共产党早期的工作模式——群众路线,通过唱红赞红,引发意识形态的共鸣,唤起民众心中留存的早年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同甘共苦的共同记忆。在具体施政过程中,则是整肃官僚队伍,打击群众深恶痛绝的官员腐败,治理执法机构的恶政、整治公职机关的不作为。应该讲,这样的治理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也没有什么新颖的创新,它即没有违背共产党执政的宗旨,也没有借整顿行政之名谋个人小圈子的经济私利,更没有搞出改旗易帜之类的政治企图。但就是这回归原位的施政方式,正本清源的施政定位,竟然在全国引起轰动,冠以“重庆新政”(或“重庆模式”),并导出版本众多的新闻噱头与新闻争论。在这样一个端着GCD的碗,吃着GCD的饭,享受着GCD江山恩泽的GCD治理下的国家出现这样的咄咄怪事,这才是让人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与无比忧虑的......
稍懂得政治学的人都知道,政治治理的最高目标是国家的长治久安,治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是政治家们最崇高的品德。当然,截止目前,古今中外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久坚持做到这一点,唯有特殊时期的某个阶段——中国GCD曾经做到过,留下的痕迹便是书写在各地行政机构墙上的那著名的五个毛体大字:“为人民服务”。要想长治,便须会治。会治者,善治、能治之通谓也!政治清明方能国泰民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如果治下政治昏暗、官员腐败堕落、精英寡廉鲜耻,那才是治下百姓最大的不幸,统治阶层最大的悲哀!
“重庆新政”的端倪,显示在2008年4月,这距薄熙来主政重庆刚刚过去五个月。薄熙来在这月市委常委会上,开始对重庆官场进行整肃,将存在问题的几个县区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随后,对包括市规划局正、副局长、九龙坡区区长在内的七名涉嫌贪污、受贿的官员进行了“双规”;接下来,薄熙来在全市发起了高唱红色经典歌曲的倡议,邀请几百位红色革命后代赴渝唱红,把唱红行动推向了高潮;进入2009年,新政的利刃触及执法机构,将以文强为首的白黑两道欺男霸女、强取豪夺、顺风得雨的要员、“帮主”们辑拿下监;紧接着,整顿和治理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现象;2010年,开始实施规模宏大的安居房建设工程,让更多的低收入家庭买得起房;在年终的党代会上规划出重庆未来发展的五个建设目标,提出了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让“人民共享社会成果”美好愿景。薄熙来的上述新政,不过是把党中央的科学发展观战略付诸了具体的行动,惠及了众多百姓。
但争议随着新政的逐步推进,响度鹊起。噪音最大的莫过于唱红行动与打黑中的李庄律师伪证案。前者踢到了反毛派们的疤痕,后者触动了普世价值派的神经。最大的不祥是行动本身被无限放大到高层政治,演绎出“烛影斧声”式的政治疑团。
政治集团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中国共产党也一样。毛泽东主席就曾说过:“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解决的关键还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终于,“重庆新政”得到了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肯定,得到了国家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习近平的肯定。行动本身代表了态度,政治项层二人的亲临重庆,算是给虚火旺盛的南方系媒体一个回应。
俚语讲:“扫帚不到,灰尘自然不会跑掉”。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已呈多元化生长态势,每个利益集团的背后都有政治舞台的台面人物。屁股决定脑袋,路线指导行动。党内争议推波助澜了某些强势利益集团,让掌握强大资本资源和雄厚国际背景的势力,自南向北吹来阵阵台风。过去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常常刮着南风的“风暴”现象,还会借助强大的势力,再一次借题发挥地吹向薄熙来实施的“重庆新政”。2010年的冬天,重庆仍将要面对一个“冷冬”。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最后用一位伟人的诗,赠予共产党员薄熙来同志:“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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