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能否为全国培育“幸福种子”？
唱红打黑令重庆成为2010年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而反过来看，重庆也恰恰可以以此为契机发展成一块为全国培育“幸福种子”的试验田，而这需要我们运用基因工程去研究一下重庆“唱红打黑”的基因结构。
什么是红？什么又是黑？对此，大部分民众的主流认识仅仅留停在打击黑恶势力高唱红色歌曲的层次上，作为对重庆唱红打黑一系列举措的直观印象，这样的认识固然不错，但远没有深入并上升到到整个社会发展的高度上。
六十年的国家独立并随伴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从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敌视排斥到大胆引进和消化吸收，才有了物质文明的巨大成果和各项事业的突飞猛进，但同时，曾经在资本主义社会甚嚣尘上的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的思想也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
这种利益至上而漠视社会责任的思想意识不但支配了大部分民众，支配了企业等经济组织，而且还渗透到党内，使得相当数量的党政干部从人民的公仆变成利益的奴才，最终导致了整个中国社会的世风日下、人心思利。
从这样的高度上俯瞰中国社会，我们可以对红与黑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所谓的红，既是义，是现在都在全球大力倡导的社会责任；而所谓的黑，则是不义，是唯利是图利益至上的思想意识。因此，从本质上说，红与黑的对立则是义与利的矛盾斗争。
这个“义”字是马克思主义的魂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魂魄，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魂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魂魄，如果不是心怀天下大义和民族大义，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根本不可能赢得民心，也根本不可能赢得胜利，更不可能有现在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可以说，中国革命本身正是以义取利的典范，这里的利是胜利之利。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义与利的矛盾长期困扰着广大民众和思想界的往圣先贤，孔子那句穿越时空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及孟子的“舍生取义”尽管勾画了中国历代先哲们傲立世俗的伟岸孤影，但在世俗社会中，义的精神却一直没有赢得市场，以至于人类不得不听任唯利是图的思想意识长期支配起市民社会，而更有甚者，西方经济学甚至将其更名为“经济人假设”并将其奉为圭臬。
但如今，时代已经不同。在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经纬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义与利的矛盾斗争又取得了新的形式，那就是二者之间出现了第三者，即名，也就是被企业界和营销界津津乐道的品牌价值，而名则可以反过来约束利。这样，在名的帮助下，义终于可以俘虏利了——有义才有好名声，好名声才会产生大利益；而不义则会产生坏名声，坏名声则会剥夺利，这便是以义取利的内在逻辑。
名之所以能够产生利，是因为名是一种更大的利，它是由人的思想、智慧、精神和美德所创造的，是脑力劳动和精神生产为自己创造的无形资产，名能生利恰恰是精神变物质的具体形式，其内在的逻辑则是精神先赚来人心，而人心再变成市场，也就是说，只有用精神赚来消费者的脑袋，才能进而赚到消费者的口袋。
这样，在以义取利的思想引导下，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唱红打黑的新思路，那就是将唱红打黑、扬红抑黑、奖红罚黑的思维从行政管理延伸至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用媒体的传播力量，让企业的品牌和人们的心中都洋溢闪耀起绚丽的红色，那是正义之花和社会责任之花的普遍绽放。要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也都是报道的报。
诸如污染环境、欺骗消费者、漠视社会责任的企业就是唯利是图的黑企，就让媒体给他们以恶名，迫使他们改恶从善，心怀起正义和良知去管理经营；那些见义勇为、见善而为、心怀社会责任的人就是有红心的好公民，媒体就应该给他们好名声，支持他们以名取利，帮助他们以自主创业的形式发展经济。
新时代的红心是以义取利，新时代的黑心是唯利是图。只有将唱红打黑的思想变成一种制度化、机制化、法制化的必然安排，将红色的基因播种在每个人的心田里，让红心赚来红包，将黑心打入地牢，重庆才能为整个中华民族培育出可以推广普及的“幸福种子”。
《智本论》相晓冬2011年1月1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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