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为什么反对重庆“打黑”？

贺卫方为什么反对重庆“打黑”？

西南政法大学 王开诚

贺卫方为什么反对“打黑”？显然这不是一个一言以概之的问题。贺卫方以及众多精英知识分子对“打黑”质疑的背后，其实也正暴露了当前中国对于如何实现社会转型的意见分歧，以及在这个转型期中知识分子的角色困境。　　

如何实现社会转型？　　

    一种观点是承认“先富”阶层，宽容改革“原罪”，保障已有的私有财产和权益，通过司法独立、政治改革和全面的社会保障，遏制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期以中产阶层不断壮大，巩固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另一种则是重庆式的，即依靠一个全能型的政府，清算改革“原罪”，以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依托，直接用社会保障换取农民土地，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同时同步实现社会转型。　　

第一种观点，代表着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但这些成功先例无不是在本国已完成城市化之后所进行的，而在中国，即便是持此种观点的人也清醒地知道，尚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这个迫切需要权益保障的中产群体并不庞大；第二种观点，即探索中的“重庆模式”，一段时间以来重庆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发展似乎印证了其成功的先兆，但此种观点令人诟病的地方在于，如何保证全能政党和政府的代表性和正义性？　　

贺卫方反对重庆“打黑”，其实也正是在反对第二种观点为代表的重庆模式。说回 “打黑”本身，尽管因为“讲政治”而备受精英知识分子诟病，但另一方面又因为“惩恶扬善”，回应民众对社会公平的积怨和需求而备受拥护，更重要的是它清算改革“原罪”，实际上为重庆式的社会转型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也暴露出精英和大众，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方面的分歧。贺卫方不会否认李庄有罪，众多知识分子力挺李庄也不因其本人受冤，而是在他们看来重庆方面违反了“程序正义”。但李庄在此之前，甚至更多的“李庄”，多少次以法律为幌子行违法之实，若程序正义不是使“实体正义”得彰，那么律法之意义何在？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执政党的代表性和正义性并非永恒，因而重庆模式饱受质疑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但有一个现实是，以贺卫方为代表的第一种观点持有者主张渐进式的改革，对阻挠改革的利益集团深恶痛绝，但对于如何清除改革的阻力，却始终是观望、犹疑，甚至可以说是在逃避。比如贺卫方在信中承认“人性总有某些无从改变的特性，一个健康的社会也许只能对于某些人性的弱点采取容忍的态度。况且秩序与自由有着内在的紧张，过于重视秩序，未免偏于一端，令自由受到减损”，但放眼中国现实，究竟是秩序制约了“自由”，还是无序的“自由”伤害了正当的“秩序”？也许贺卫方认为重庆的打黑是矫枉过正，但当“人性的弱点”、“内在的秩序”成为阻挠改革的挡路石，现有法制下的“司法不彰”、“执行不力”，难道只是制度在阻碍，而非有人在阻挠？对于手执公器的当权者而言，应该等待人性弱者的“良心发现”，还是利用制度本身予以坚决回击，“矫”还是不“矫”似乎不应该是个“问题”。　　

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角色困境？　　

李铁在《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一文中，开篇以于建嵘为例描述了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困境，丧失了启蒙话语权的精英知识分子，渴望参与社会事务，囿于能力范围和制度却屡屡碰壁。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高调出任重庆国资委主任助理，实地践行“重庆模式”，　　

走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人”道路，饱受争议亦未必仕途坦荡，但代表着一个方向。同理，贺卫方、于建嵘们坚持独立思考，以学书著说警醒当权者，组织“公民调查”等尝试推动社会进步，力小甚微但令人尊重亦是另一个方向。　　

贺卫方对重庆学界在“打黑”中的表现感到失望，因为在他看来，“实务界由于身份困难而不得不听命于上峰”属情有可原，但学者们不仅没有保持最低限度的独立性，还在官方报纸上唱和，这种“讲政治”的行为实在是有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但贺卫方也明白，受共和国六十年政治教育和文革思维的影响，比体制更讲“政治”的是恰恰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众。药家鑫案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谨仅仅是秉承专业地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却一不小心被舆论斥为“为富二代开脱”，甚至连发布此消息的央视也成了“助纣为虐”。这其中的反对者既有一般网民，也不乏知识分子。并且从始至终知识界也鲜有支持李玫谨的声音，甚至认为央视邀请李玫谨发表评述恰恰是代表了“官方保护药家鑫”的态度。知识分子们天天呼唤新闻自由、媒体独立，却又习惯上纲上线，对于央视以“媒体”身份发布一条“专业意见”，即认为此“喉舌”不“讲政治”，国人所受政治教育可见一般。其实，有时候不让知识分子“保持独立性”的，恰恰不是政治本身。　　

当然，我无异于鄙视此种国民思维，因为这种思想至今未能根除，恰恰是改革之后社会发展不同步，社会转型亟待实现留下的历史包袱。所以，贺卫方此次高调地反对“打黑”，第一个出来反对的未必是重庆官方，而是深受改革“原罪”剥削，满腹社会积怨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　　

而事实上，对于普通人而言，“独立性”还是一个伪命题。能够完全超越自身身份和利益局限的那是圣人，即便贺卫方作为一名颇有建树的大学者亦不能免俗。曾有听闻，贺卫方的同窗好友，曾任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副总队长的李虹也是重庆打黑的卷入者之一。而李虹在2002年，重庆“打黑除恶”斗争还未启动的七年前，即因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判刑七年，2009年刑满释放后不久再次因涉嫌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不过，我无异于揣测这其中关联，也不会认为这是贺卫方反对打黑的原因。只是出于某种情感，而加深对自己本就不认同的东西的反感，这才是人之常情。　　

后话：　　

改革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如果当真以当时的律法为基准，多少事不是行着“解放思想”之名行钻政策空子，干违背法律的勾当？但另一个现实却是，如果改革之初没有这些不断触碰高压线的尝试，没有那一群勇于吃螃蟹的人，囿于框框条条的我们，是否能取得今日的成就。假如我们把今天的社会转型看做是又一次的改革，那么对于重庆方面对“社会公平”探索，“讲政治”的社会转型，是否也可以如当初对待改革“原罪”一样的态度呢？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政治决策应该始终基于社会现实，基于最广泛的民意期待，尽管学者的启蒙渴望和程序正义同样至关重要，但更多的是应该被后续纳入政治评价体系，而非最关键的决策出发点。同样的，改革者们不仅需要乘风破浪的勇气，更需要面对质疑的胸襟，相信也只有无数独立思考着的知识分子善意或者不善意的“提醒”和“质疑”，那些雷厉风行的改革者和政治家，才能始终保持清醒，不为单一的褒扬声而膨胀，坚定地朝着自己“最初的理想”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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