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经济学家辜胜阻说:“温州有两个肿瘤,一个是高利贷,一个是高房价。”肿瘤是什么?肌体的癌症!继11月11日 “芙蓉山庄”大股东刘加顺拖欠债务1.07亿元跑路,12日,浙江麦浪实业有限公司老板周子龙携款3亿出逃,湖州某投资公司涉及资金十数亿元的老板又跑路。媒体形容“浙商跑路潮此起彼伏”。
在跑路潮的暗流下,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一个具有特色的群体。浙江乃至全国一些地方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隐性”资本家群体,他们不是实业家,也不是商人,说他们是“资本家”,只是从玩儿“资本”而言的,雅一点,叫做“金融投资”、“家庭理财”,说俗了,“投机倒把”而已。说是“隐性”,因为这些投机者的社会身份大多是公职人员或其它职业者。这些人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比跑路的名副其实的资本家往往更贪婪,且不具有资本家“认赌服输”的风险意识。
公职人员玩儿资本,不需要一般性生产要素的投入,只是以钱生钱,正好兼具了辜胜阻说到的高房价和高利贷两个“肿瘤”特征,不仅危害着社会,也残害了自己的家庭,更害苦了其他的民众。无论是吴英案的内幕,还是温州高利贷来源被认为80%涉及公务员,反映的就是公职人员的“病态”。
本月12日,浙江慈溪小桥头村一家三口非命死亡,女主人是横河中学的一级教师,男主人是慈溪市社区学院副校长,儿子是宁波某重点中学在校高三学生。一家人死亡的原因,正是与炒房和高利贷有关。
女主人是个女强人,10多年炒房挖到了第一桶金。她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说自己当时就有20多套房子,别墅、店面房、商品房都有,加起来有2000多平方米。另外还开了一家高档的养生堂。
事发头天晚上,罗某夫妇把一批债主叫到了自家开的“养生堂”内摊牌,当晚对账单上算出的债务是4000多万元。债主回忆说,他们向我们借的钱,都给了上海一家投资公司做高利贷,如今对方把钱都卷跑了。罗某夫妇和债主们商讨到凌晨,最终决定第二天将30多套房产内部拍卖,时间定在12日的下午两点。
第二天中午,罗副校长一家三口在小桥头村岳父母家吃的中饭。据说一家人吃饭的时候还很开心,孩子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了,平时在学校压力大,每月回家这天孩子最开心。罗某吃完饭嘱咐丈母娘,他们要去楼上睡午觉,不要打搅。
下午1点40分,罗副校长的堂姐接到罗的电话,说老婆和孩子都已经死了,他马上也要走了。当人们“冲”到罗某岳父母楼上才发现罗某的妻儿躺在床上不省人事,而罗某本人在三楼楼梯口上吊。结果是,一家三人都死了。这时,应约前往养生堂的债主们正好得到债务人“绝户”的消息。
一个在职女教师,手握30多套住房,我不愿意去分析她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剥削阶级”还是先富起来的“中产阶级”,但我鄙视一切将个人财产建立在不公的社会环境之下的行为,我只能说死有余辜。这个死,有可能唤醒这个社会,中国该走什么道路?我所同情的是孩子的无辜。
孩子小罗的老师说:“他是慈溪的,跨区来宁波读书,成绩是非常好的,年纪比别人小一岁,他人很天真,又非常听话,教室的卫生总能完成得很出色。最近学校在开运动会,他做后勤工作,帮同学送水、拿衣服,随叫随到。有一次考试没考好,还主动跑到我办公室里来,说他妈妈又要伤心了。周六上午9点40分,学校最后一门期中考试结束,学生父亲来学校把他接走了。”
假如,这个孩子的母亲,摊上一个救助小悦悦的婆婆呢?假如,这个孩子的道路,摊上一个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时代呢?一棵可能成为社会栋梁的小苗苗夭折了,死于高利贷和高房价的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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