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道歉的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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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新闻邮件介绍颇多的事件,是中国青年报等国内媒体关于陈小鲁返校道歉,其道歉的理由或内容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陈小鲁忧心忡忡,想通过他返校道歉、跟现在的“90后”年轻人讲清楚:历史决议已经说明文革是“极左”错误;文革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就那报道的故事,海外主要媒体中文版也做了转述和评论, 海内外读者议论很热闹且众说纷纭。
在那些海内外的众说纷纭里,有一个看法:陈小鲁的道歉若是仅仅针对他个人的,那无可非议;而若针对文革,则是不伦不类的;譬如,若把违宪和侵犯公民权益行为作为否定文革的理由,那么,当今那类行为并不少,是否可用他的道歉理由来否定改革呢?我同意这个质疑看法。
文史资料说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运动,十分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为此还派出不携带武器的军队人员到地方协助当地的维持“文斗”和制止“武斗”,还要求那些军人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等。就是说,若陈小鲁在文革中搞了或纵容了打人武斗等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那是他自己违背了文革要求,而不是文革的责任。
对比看,如今,打人侵犯公民权益的事情颇多,有些比文革时期同类行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可举例方面不少,特别典型的案例有两方面:
一个典型方面是有官媒等官方机构直接参与的和一帮享受特权的文人搞的“学术打假”、“反伪科学”和“反中医”一类活动。他们用文革的大字报和批斗方式对公民搞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和对公民实行暴力侵犯的事情频频发生,且一搞就是30来年、其暴力行为时间是文革时间的三倍。而搞那些活动的人呢,恰恰大都是自我标榜为对抗文革的英雄好汉、自封为“改革派”或“改革先行者”的文人。
另一典型方面是转基因食品商业推销。一帮既得利益集团及其枪手,对讲真话和抵制含有毒素的转基因食品的公民实行比文革大字报还凶猛的媒体暴力,譬如造谣攻击、政治诽谤、扣政治帽子、打击报复、砸饭碗、判刑、还搞软禁,等等,其不择手段的暴力行为几乎是无所不包、比文革时期同类暴力行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的仅仅是打出的旗帜:文革时打的旗帜是“阶级斗争”,而为转基因商业利益搞的暴力行为的旗帜是“科学”和“科普”。
如此,针对如今频频发生的那些违宪和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该不该用陈小鲁道歉的同样理由或逻辑,来说改革是“极左”和否定改革呢?若那样说和那样做是不伦不类的话,那么,用同类行为和理由逻辑评说文革也是不伦不类的。
进一步说,陈小鲁的不伦不类的道歉,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很实际的重要课题:恋恋不舍地继续“文革思维”、还是干净利落地摆脱“文革思维”?
本人认为,用个决议把文革称为“极左”,那是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稍后还有邓小平)等领导人当时为停止文革而不得已的说法做法,是必须肯定的,但如今和以后都不能再继续那个说法做法了。譬如,所谓“左”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实现未来才能实现的目标;所谓“右”的意思,是放弃目前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此,说文革是个“极左”,那就意味文革的目标是未来要实现的,不过是当时实现不了却偏要实现、因而犯了错误而已。
显然,严格地说,把文革说成“极左”是不对头的。然而,必须实事求是地来观察历史。当时,即毛泽东去世和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面对的问题是必须要赶紧停止文革、且必须以极小的政治代价来停止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而在当时那个极为特殊的条件下,最可能可行的说法做法,就是用毛泽东的方式来做,那就是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提出的“极左”和“极右”的说法做法。换句话说,那就是:用“文革思维”来赶紧结束文革运动,是当时政治代价最小的可行做法。
大概正因为那些领导人深知他们的做法是不得已吧,邓小平稍后告诫党内说:对文革要“宜粗不宜细”,即:当时迫切需要的不是如何对文革做全面、详尽、周到和公正的历史分析,而是赶紧结束文革,且是如何做政治代价最小、就怎么做。从历史现实的角度看,当时用个决议把文革称为“极左”而予以停止,是正确的做法。然而,那是个特殊情况的特殊做法,事过境迁、其做法不再有效且更不能通用;因此, 当今或以后若继续那做法且当作某种“标准”来看待和评价各方面事务的发展,譬如,动不动就给某人或某事件贴个“极左”的标签,那就等于是继续“文革思维”了。对照看,陈小鲁的道歉理由,颇有继续“文革思维”的味道,尽管他口头上说是不要文革重复再演。
说来,文革会不会重复或再演呢?我认为,根本不会,甚至是您想搞都搞不起来。理由:文革发生的成因条件众多,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有毛泽东那样的“人造上帝”的神化绝对权威。从秦汉至今,中国社会主要还是个无神论社会;因此,两千多年后、中国能发生毛泽东那样的“人造上帝”和神化的绝对权威的事情,那是十分罕见的(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吧?)。如今和可见将来,中国还有或还能有毛泽东那样的“人造上帝”的神化绝对权威吗?没有了。没有这个关键因素,文革是不会再重复或再演的、甚至是您想搞也搞不起来的。就此而言,可以说,一去不返的文革给历史学留下了一个深远的未解之谜。
至于中国的“80后”和“90后”不知道文革历史,那怎么会导致文革重复再演呢?如前说,且不管所有成因条件,仅仅由于他们当中没有也不会出现毛泽东那样的神化绝对权威,那就是他们想再搞文革、也搞不起来的。
说实在的,就干净利落地摆脱“文革思维”而论,我寄希望于“80后”或“90后”,理由:他们的前辈或前代人,或多或少都跟“文革思维”有足够的影响关系或利益冲突关系,那就难免导致“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甚至还可能导致偏见。而“80后”或“90后”呢,几乎就没有“文革思维”的瓜葛,因此,只要自身条件和社会条件成熟,他们能干净利落地摆脱“文革思维”、应该是水到渠成或顺理成章的。换句话说,当前出现在“80后”或“90后”的所谓“为文革翻案”的言论,那不过是他们针对他们觉得自己无可奈何的现实问题而做的善意恶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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