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民主的幽灵，在世界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东方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民粹主义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民粹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英国之脱欧，似乎又给了“莫谈国事”的看客们以快慰的谈资。既然英国之脱欧并非“不宜公开讨论的政治内容”，那么也就看热闹不嫌事大了。百万人联署要求重新举行二次公投，其主流并不是因为留欧派看到双方票数如此接近希望再战，而是因为那百万人都不知道欧盟是什么，可见人们在之前对政治事务的漠视;十万伦敦人要求伦敦独立，却又不是常见的symbolic speech，而是他们认真地想分裂了。只是有些人实在得意地过了头，看到民粹主义的弊病，就一步退回到了由“七位有智慧的人”来决定国家大事，成了“为圣天子驱除云尔”了。
固然，公投于规则的设置上有其不合理之处。卡梅伦内阁设置公投时，没有考虑到对脱欧这一重大问题设置绝对多数，或者采用其他程序来使这一决策更稳重。如1979年关于设置苏格兰议会的公投时，尽管达到了52%多数，但由于设置了应达到所有选民40%多数的程序，而当时投票率只有63.6%，因而苏格兰议会的设置并未在当时通过。当年的52%，不由得让人想到今天。考虑到不少人投出的是抗议票，留欧派希望再战的愿望也并非不能理解。但就此先做出“脱欧不可取”的假设，再带着这样的假设来看所谓“民主乱象”，甚至不区分民主的任何形式，连精英民主也跳过了，直接回到了精英统治温暖的怀抱，完全抛弃了民主的价值，这样又是否可取呢？
脱欧留欧，如果不列颠的精英们已经能够做出决断，那么也就不会留待公投来决定了。正如关于是否保留苏联，叶利钦们和马尔金们在商量好了用得着搭理苏联民众的意愿么?因而脱欧留欧当然是一个不明了的问题，更绝非千里之外的评论家们能够使用的讨论的预设。进一步言，脱欧留欧，对所有人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么?我们总是很容易想象有一个高度一致的“英国梦”，大众政治发展到今天，那些掮客政党自然无一不把部分阶层的特殊利益解释成举国一致的利益，来换取政治合法性。然而，从公投结果可以看到社会巨大的分裂：社会上层和中下层的分裂、中老年和青年的分裂、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分裂……而在这些社会分裂表象之下的暗流，是为了反精英而反精英的那些失掉了工作的底层民众，其利益恐怕是精英们很难代表、难以体察的；那么既然“我们的利益”得不到关照，那么为什么要为“你们的财产”疾呼呢？久而久之社会分裂从利益的分裂到认同的分裂，最终让特朗普们和桑德斯们在大西洋两岸势如破竹。
事实上在操作层面上，除了瑞士这种小国寡民的特殊制度外，很少有国家轻易举行全民公投，但为了证明自己代表了最广泛的利益，又很少有国家把全民公投作为一种可能的民主实践形式排除在宪法之外。可惜的是当人民感到自己的全部政治权利，仅仅是每隔几年在没有一个可以真正代表本阶级利益的候选人名单中，勉强地挑选一个时，国家的合法性也就极需补充了。这时候作为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的领袖们不是把包袱甩给民众，就是利用民意玩巩固政权的危险游戏，直到水晶球脱手的一刻。而那些从民粹主义直接跳回精英主义的看客们，既然已陷入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叙事中，也就只好乞灵于虚无缥缈的“公正客观不偏不倚”的“圣天子”和“×国梦”，而失去负责任地表达自己意见的勇气了。
事实证明，在今天这个躁动的时代，大多数人们想要的就是改变现状。在生活压力之下与百无聊赖之中，民主才成为一个宣泄不满情绪的窗口，至于改变将带来什么，这个问题远不如改变这糟糕无聊的生活来得重要。如果这种改变意愿没有正确的理性声音去引导或至少提供参考，那么自然会有别有用心的人去引导。世界总是要变化的，变成什么样最终不由我们决定，但如果我们无条件闭嘴，那么没人有义务为你做正确的事。而当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达到自己的目的时，悲哀可不是一个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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